目必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者少矣，非不弊之术也。耳必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故轻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告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至治之法术已明矣，而世学者弗知也。
【译文】
大凡奸臣都想顺从君主的心意，用以取悦君主而得到宠幸和攫取权势。因而君主喜爱的人，奸臣便跟着赞誉；君主憎恨的人，奸臣便跟着借机毁谤。大凡人的性情，取舍相同就彼此称赞，取舍不同就互相反对。如今人臣所赞誉的，就是君主所肯定的，这就叫做同取；人臣所毁谤的，就是君主所否定的，这就叫做同舍。要说取舍相同而又相互抵触，那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这就是奸臣用来取得信任宠幸的手段。奸臣能够凭借君主的宠幸以取得权势，并用毁谤或赞誉的手段来提升或罢免群臣，就是因为君主没有法术来驾驭他们，没有考核验证来审察他们，就必定因过去与自己的意见相同而相信他们现在的话，这就是受宠幸的奸臣所以能够欺骗君主营私舞弊的原因。所以君主必然在上面被欺骗，而奸臣必然在下面握重权，这就叫做控制君主的奸臣。
国家有控制君主的奸臣，群臣就不能发挥他们的才智来效忠君主，各级官吏就不能尽心执法而建立功业。怎样才能知道这个问题呢？又安全又有利的事就去做，有危险又有害的事就避开，这是人之常情。而今做臣下的尽心建功立业的，竭尽智能而效忠的，其结果他本身困窘家里贫穷，父子均遭受祸害；以奸诈谋利的手段以蒙蔽君主，并用金银财宝侍奉贵重大臣，本身尊显，家庭富贵，父子都得到恩泽；人们怎么会离开又安全又有利的途径而去接近危害之处呢？治理国家如果像这样错下去，做君主的还想让臣下没有奸诈之行，官吏都能执法奉公，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君主左右的近臣都知道忠贞诚信是不可能得到安全和利益的，他一定会说：“我用忠信侍君，积累功劳而求得安全，这就如同盲人想要知道黑白的情况一样，一定是没有希望的了；如果是执法奉公推行正道，不去投靠有钱有势的重臣，不去迎合君主而求得平安，就如同耳聋而又要去辨析清浊音一样，那是更没有希望的了。二者都不能得到安全，我怎么能不去结党营私、蒙蔽主上、奸诈谋利去投靠权臣呢？”这就一定不会顾及对人君尽忠之道了。各级官府的衙吏也知道廉洁正直是不可能得到安全的，他一定会说：“我用廉洁之道去侍奉君主而求安，就如同不用圆规曲尺去画方圆，一定是没有希望了；如果守法而不结党营私去整顿官府而求安，这就如同用脚去挠头顶一样，那就更没有希望了。
二者都不能得到安全，能够不废法行私而去投靠重臣吗？”这样的人一定不会考虑君主的王法了。所以徇私情维护权臣的人就多，而执法尽忠的人就少了。因而君主孤立于上，而人臣结党于下，这就是田成子之所以能够杀害齐简公的原因。
懂法术的人作为人臣，能够献上他的法理之言，对上阐明君主的法令，对下控制奸臣，以此尊崇君主，安定国家。是以法理之言能够呈献在君主面前，而赏罚就一定会在以后实现。君主如能清楚了解法治的策略，又不迁就世俗的言论，就能遵循名实确定是非，靠比较验证，来审察他的主张和意见了。因此左右近侍宠幸之臣，就会知道弄虚作假、诈骗取巧是不会得到安全的，就一定会说：“我不除掉奸诈阴私的行为，不竭尽智慧去侍奉君主，而用互相勾结、胡乱毁谤、赞誉而求安，就如同背负千钧的重物，坠人无法测度的深渊之中，还想求得生存，那一定是没有希望的了。”百官也会知道作奸谋利是不可能得到安生的，就一定会说：“我如果不清廉方正且奉公守法，而用贪污的心思去犯法营私以图利，就如同登上大山的绝顶坠入深涧，还想得以生存，那一定是没有希望的了。”安危的情形如此明确，左右怎能用不实之词来迷惑君主，而百官又怎敢用贪心去搜刮百姓呢？因而人臣能够表达他的忠诚而不去蒙蔽君主，臣下也就能安分守职而没有怨恨了。这就是管仲之所以把齐国治理得那么富足，而商鞅之所以把秦国治理得那么强大的原因。
由此看来，圣人治理国家，原来是有使人们不能不为我效力的办法，而不是依靠人们用爱来为我效力。依靠人们用爱来为我效力就危险了，依靠我不能不那么办就安全了。君臣之间并不是有骨肉之亲的关系，正直奉公的可以得到利益，臣下就尽心尽力来侍奉君主；正直奉公的不可能得到安生，那臣下就会徇私舞弊而犯上。圣明的君主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就设下刑罚和奖赏的条令向天下公布。因而人君不必用口去教导百官，不必用目去察奸邪之人，而国家就已经安定了。做人君的，眼睛不必像离朱那样才算明亮，耳朵不必像师旷那样才算聪慧。只用眼睛观察事物，只凭眼睛如果不运用法术，亲眼看到才算看清，看到的就太少了，这不是不受蒙蔽的办法。
只凭耳朵听取情况而不凭借权势，而要等亲耳听到才算数，那听到的也太少了，这并不是不受欺骗的办法。圣明的君主，使天下不得不为自己所观，使天下不得不为己所听。所以身在深宫，而他的光明却照亮四海之内，使天下不能蒙蔽不能欺诈，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愚昧混乱之路被废除了，聪明之权势振兴起来了。所以善于运用权势的国家就可以得到安全，不知道依权势的国家就会垂危。古时秦国的风习，君臣都不执行公法而用私情，因而国家混乱、兵力弱小而君主卑微。商鞅劝说秦孝公变法、革新风俗而使臣民奉公守法，奖赏告发隐私，压抑工商游民而优惠农业生产。当此之时，秦国百姓习惯于旧有的风气，认为有罪也可以得到豁免，没有功劳也可以得到尊贵显荣，因而轻易触犯新法。于是对触犯新法的诛罚加重而且坚决，对告密的奖赏优惠而且信实，所以奸邪罪犯没有不被抓获的，被惩办的就多了，百姓痛恨埋怨而且人们的指责每天都可以听到。秦孝公并不理睬，终于推行了商鞅之法。百姓后来才知道有罪肯定要被惩治，而告发隐私奸邪的人就多了，所以百姓也就没有谁再敢犯法的了，刑罚也就没有什么可施行的了。因而国家太平而兵力强盛，土地辽阔而君主尊显。
其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对隐瞒罪行的刑罚严重而对告发的奖赏优厚的缘故。这也就是使天下臣民一定要为我观看、要为我探听的办法。最高的治国法术已经明确了，然而世上读死书的人并不了解这个道理。
【原文】
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治乱之情，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智虑不足以避阱井之陷，又妄非一有术之士。听其言者危，用其计者乱，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与有术之士有谈说之名，而实相去千万也，此夫名同而实有异者也。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蚁垤一之比大陵也，其相去远矣。而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顾以为暴。愚者固欲治而恶其所以治，皆恶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弗知之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者少，则义非矣。
处非道之位，被众口之谮，溺于当世之言，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几不亦难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楚庄王之弟春申君有爱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日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伤其身以视君而泣，曰：“得为君之妾，甚幸。虽然，适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适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适二主，其势不俱适，与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赐死君前。妾以赐死，若复幸于左右，愿君必察之，无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诈，为弃正妻。余又欲杀甲而以其子为后，因自裂其亲身衣之里，以示君而泣，曰：“余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戏余。余与争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于此矣。”君怒，而杀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诈弃，而子以之死。从是观之，父之爱子也，犹可以毁而害也。君臣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亲也，而群臣之毁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贤圣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车裂于秦，而吴起之所以枝解于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诛，无功者皆欲尊显。而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然则有术数者之为人也，固左右奸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听也。
世之学者说人主，不日“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义惠爱而已矣”。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
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待？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惠爱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无捶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今世主皆轻释重罚严诛，行爱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几也。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是以无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托于犀车良马之上，则可以陆犯坂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则可以水绝江河之难；操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则可以致霸王之功。
治国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适当世明主之意，则有直任布衣之士，立为卿相之处；处位治国，则有尊主广地之实，此之谓足贵之臣。汤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广，兵以强。故有忠臣者，外无敌国之患，内无乱臣之忧，长安于天下，而名垂后世，所谓忠臣也。
若夫豫让为智伯”臣也，上不能说人主使之明法术度数之理以避祸难之患，下不能领御其众以安其国。及襄子之杀智伯也，豫让乃自黔劓，败其形容，以为智伯报襄子之仇。是虽有残刑杀身以为人主之名，而实无益于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译文】
再说世上愚昧的学人，都不知道国家治乱的实情，只会滔滔不绝地背诵古书，来扰乱当世的统治秩序；他们的智谋并不足以躲避陷阱，又胡乱诽谤法术之士。听了他们的话，国家就会垂危；用了他们的计谋，国家就会混乱；这就是最大的愚昧，而且对国家危害最严重。他们都跟有法术的人一样有擅长谈论的名声，其实相差很远，这是名声相同与实质不同的人。世上愚昧的学人与有术之士相比，就如同蚁穴上的小土堆和大山相比一样，两者相差太远了。然而圣人，却能够详察是非的实情、治与乱的真相。所以他治理国家，整饬法令，陈设严刑，就是为了拯救群众于混乱，消除天下的灾祸，使强不欺弱，多不压少，年老的享受天年，年幼的顺利成长，边境不受侵犯，君臣互相亲密，父子互相爱护，没有战死、杀戮、关禁、俘虏的忧患，这也是最大的功绩呀！愚昧之人并不了解这个道理，反而以为是暴虐无道。
愚者本来也希望国家得到治理，却反对治理国家的良策；都怨恨国家的垂危，却又爱好造成国家垂危的陈词滥调。这是根据什么知道的呢？严刑重罚是百姓所厌恶的，然而却是国家得以治理的根本；哀怜百姓、减轻刑罚是百姓所喜欢的，然而却是使国家垂危的原因。圣人为国家制订法令，必然违反世俗的愚见而顺应于正理。懂道理的人，就会赞同这个法规而反对世俗的偏见；不懂道理的人，就会反对这个法规而赞同世俗的偏见。天下知法者少，而这个法理就会被认为是错误的了。
14．6法术之士处于不合理的地位，遭受着众人的诬陷，淹没在世俗的诽议之中，而想要在严厉的君主面前求生，难道不是非常困难吗！这就是有识之士之所以至死也不会受到尊重的原因。楚庄王的兄弟春申君有一个爱妾叫余，春申君的正妻之子叫甲。余为了让春申君抛弃正妻，便自己伤害身体给春申君看，并哭着说：“能够成为您的妾，真是万幸。虽然如此，顺从夫人就没有办法侍奉您了，顺从您就没有办法侍奉夫人了。我自己本来就不贤惠，能力不够侍奉二位主子的，没有办法使您俩都满意，与其死在夫人手下，不如赐死在君前。
妾死之后，如果再有左右被宠幸的，希望您一定要详察，不要被人耻笑。”春申君因而相信了妾余的欺诈，为她抛弃了正妻。余又想杀甲而让她自己的儿子做继承人，因而自己撕裂了贴身内衣给春申君看，且哭着说：“余得到君的宠幸已经很久了，甲并不是不知道，而今却想要强行调戏我。我跟他争斗起来，以至撕裂了我的内衣，这个儿子不孝，再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