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继承了老庄君德无为、臣道有为的思想，进而发展成一种统治方式。他认为，君主一人的智力不敌群臣的智力，要使贤者效忠，智者尽虑，君主应当掌握一套驾驭群臣的方法，自己不要去管具体的事项，只有这样才能“无为而无不为”。具体说来，无为的方法是抱法处势，静观群臣，以实际功效来检验群臣的言行，以赏罚二柄作为驱使群臣的工具，循名责实，信赏必罚。表面上虚静无为，实际上又能迫使群臣尽忠尽力，无为而无不为。以君无为，使臣有为，而收无不为的效果。
在《老子》一书里，道的含义有时指的是宇宙的本体，有时指的是客观事物的规律。韩非也接受了这种观念，他说：“道是万物的开端，又是万事万物的是非标准。”
“道”的出现，最初不是专为帝王之便而设的。在老庄那里，道是本体，万物都是道的表象，万物自然都可以成为体道者。从人的立场上看，任何人都可以与道泯合，便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真人”。
而韩非却认为，道是人君的专利，是君主的护符，体道者只能限于君主。道是独一无二的，人君自然也是独一无二的，从而找到了绝对独裁的根据。道是虚静的，人君自然可以是深藏不露的。从这儿进一步向君权的神秘主义方向演进。
《韩非子》中不少地方留下了道家的痕迹。《喻老》、《解老》、《扬权》、《主道》四篇尤为集中。
韩非与墨家是非是价值判断或价值取向的标准，赏罚则是推行法治的强有力的手段。
赏罚的标准由统治者确定，是非的标准虽由统治者判定，但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可。统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是非标准确定赏罚大小高下。问题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价值取向有时相同，有时相背。当二者的取向不同时，赏罚的权威性便要接受考验和挑战，这时的国家很可能产生政治危机。只有赏罚合乎社会公认的是非标准，才能收到劝善止暴的效果。否则，就会失去民心。韩非对于这种观念有一定认识，主要是受了墨子的影响。
墨子在《尚同》中提出，上面劝赏的，正好是下面反对的；上面要惩罚的，正好是下面赞赏的，这叫做“上下不同义”。假若“上下不同义”，则赏罚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止暴。
韩非接受了墨子的这个观点，认为奖赏得到诽谤，惩罚受到赞誉，是上下标准的不一样而造成的。主张“赏誉同轨，非诛俱行”。也就是要统一是非标准，使社会的价值取向基本一致。
墨子在政治上既提倡“尚同”，又提倡“尚贤”。“尚同”是赞成中央集权，要求老百姓在行动上“一同”于君主，在思想上“一同”于君主。“尚贤”则是赞成贤人政治，选举贤人做各级官吏，辅助君主，统治天下。
韩非也主张实行中央集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在形式上与墨家主张相近。但韩非明确反对“尚贤”，认为只有抱法处势，使用权术才能使国家富强，“尚贤”没有实际功效。
循名责实的学术渊源“名实”是哲学范畴，也是政治问题。儒、墨、道、名、法各家，对这个问题都有讨论。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把正名看成是处理国家大政方针的关键。墨子认为名是用来指事物的，事物是实在的，名与实相合，便于人们互相传播知识。庄子说，实是主，名是宾，名应当服从于实。《管子》说：“名生于实。”
韩非也谈“正名”问题。他说：“名正物定，名倚物徙。”一个“名”能确指某一事物，叫做“名正”；一个“名”不能确指某一事物，这叫做“名倚”，也就是说无法确定其为何物。只有名正了才能循名而责实。
“循名责实”，首先见于《邓析子·无厚》篇。韩非沿用了这一名称，有时变作“形名参同”，“审合形名”。“循名责实”在韩非的思想中已不单纯是个哲学范畴，而是一种君主驾驭群臣的术。他的主张是：人臣要自己对事物定名，自己去做，然后由君主按名求实，名实相合就赏，名实不合则罚。这是君主禁奸防私、督功责效的工具，是无为而无不为的秘诀。
大概韩非是位讲求实际的法术家，他的思维形式与名家有所不同。他利用逻辑为其法治理论服务。他的逻辑是在探讨历史和观察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他的逻辑不是纯理论的抽象，而是实用的，讲求实效的。
早期的名实问题的探讨，重点在探讨名实的关系，也有着政治上的归宿，间接达到政治目的。韩非的“循名责实”，已经离开了学术的殿堂，有着政治行动的意义。
《韩非子》的文学贡献
“论事入髓，为文刺心”
韩非是思想家、政治家，同时在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位置。
今本《韩非子》55篇，体裁多样，有长篇论文，有短篇杂文，有驳难体史论，又有纲目式经说。大部分是议论文，也有以记叙为主的寓言故事。基本上是散文，间有散韵结合的韵文。内容丰富，风格各异，众体皆备，绚丽缤纷。
先秦长篇专题议论文，草创于《墨子》，到《荀子》奠定基础，《韩非子》则又前进一步。其体制更加宏大壮阔，结构严密复杂，文笔犀利，辩论剔抉精微，“论事入髓，为文刺心”，带有鲜明的论战特点。《显学》、《五蠹》、《说难》、《孤愤》等长篇政论，篇篇如此。
《显学》是一篇对先秦学术进行批判总结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韩非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时的显学儒墨两家，兼及杨朱、宋荣等，以揭露矛盾为判断是非的基本方法，以对现实政治是否有利作为取舍的基本标准。他认为儒墨诸家学说，都是愚诬之学，于世无补，必须一概禁绝。这篇文章观点鲜明，锋芒毕露，单刀直人，咄咄逼人，道人之所不敢道，言人之所未尝言。语气专断，十分自信，不容申辩。古人说它“极其豁达纵横”，“如黄河奔流，势不可御，而分支分派，总归一途”(归有光《诸子汇函》)。
《五蠹》集中反映了韩非的社会历史观。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批判和否定法古的观念，斥责“学者”、“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是五种蠹虫。“五蠹”之名系仿效《商君书·靳令》的“六虱”，许多观点与商鞅的《画策》、《开塞》相近。这篇文章的风格是波澜壮阔，奋扬凌厉，居高临下，语挟风雷。甚至有危言耸听，肆意褒贬，无限上纲的味道，表现出了作者冷酷无情的性格。后世学者，对于这篇文章的思想观点多不赞成，于其文学技巧仍然予以肯定。袁了凡说他“胸中如万斛泉涌，滚滚不竭，而纵横变化，无中生有，愈出愈奇”(《韩子迂评》)。张榜说它“圆转变化，百出不穷，而条理秩如抽丝，文彩扶疏，气势蓬勃”(《韩非子纂》)。有人说李斯《论督责书》、晁错《论贵粟书》、贾谊《陈政事疏》、扬雄《解嘲》等文，均受其影响，分析问题，切中时弊，激切锋利。
《说难》是专门研究游说的论文，有些观点直接师承《荀子·非相》。这篇文章分析缜密透彻，论述严谨周详。开始即以层层剥笋法，提示说者必须注意人主的不同心理，提出15种困难，然后又提出12种方法。层次井然而又峰峦迭起。王世贞说它“巧夺天工”，孙月峰说它“奇古精峭，章法句子无一不妙”(均见《诸子汇函》)。
《孤愤》则以浓重的抒情笔调，陈说法术之士与当权重臣的矛盾，为法术之士的政治遭遇鸣不平。这篇文章同样以缜密着称于世，尤其是运用对比手法，以加强其逻辑性和感染力，感情激切，风格沉郁，饱含着悲愤不平之气。明门无子说它“小段小结束，大段大结束，从来文字密致未有如此者”。又说他“论事入髓，为文刺心”(《韩子迂评》)。
驳难文体的开创
战国末期，百家争鸣，旧有的文体形式已不能满足新的内容需要。韩非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开创了一些新的文章体裁。
例如历史评论，开始于《左传》的“君子日”。韩非把左丘明长短不拘，随意生发的历史自由谈，进一步扩展为历史辩难的文体。《难一》、《难二》、《难三》、《难四》收28篇短文，分为4组，每篇各自独立，格式都是先举史实，后发议论。
如《难一》第七是郤献子为韩献子分谤的故事。《左传》、《国语》一致肯定。韩非却认为韩献子所斩如果是有罪之人，不该救，救罪人是破坏法治，因而不存在分谤问题。如果是无辜，不可劝其示众。这完全是从法治角度思考问题。辩驳犹如老吏断狱，丝丝入扣。孙月峰说它“宛转有势，味态不穷，最为快劲”。
《难四》诸篇，每篇三段，都是先举一事，先设一难以驳古人，又立一难补充前论之不足。这种双层论辩比单层论辩更加深入透彻。像这种对于某一历史事件再三辩论的形式始见于《孟子》，到了《韩非子》，已由简单对话发展成为严密的辩难文体。
此类文章，大多只顾驳辩的痛快，较少注意全面分析，从而难以避免片面性，少数文章甚至流于诡辩。尽管如此，韩非的驳难文体对后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在西汉，司马相如的《难蜀中父老》，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难解》等文章，大都效法了韩非。
东汉王充的《论衡》中此类文章更多。南北朝时编成的《弘明集》，大部分都是驳难文体。唐柳宗元的《非国语》，宋人吕祖谦的《东莱驳议》，都是专门就历史问题而作的翻案文章，文体均步韩非后尘。
韵文的创新
散文中夹杂韵语，在先秦典籍中早已有之。在《尚书》、《周易》、《国语》、《老子》、《管子》、《庄子》、《荀子》、《孙子兵法》等书中都可以找到。或用于歌颂，或用于告诫，或用于铺陈事理，或用于形容描绘，大都富于哲理，概括力强，语句整齐，节奏鲜明，用韵规则，反复重迭，近乎诗歌。
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韩非又把韵文的写作技巧向前推进了一步。在他以前，韵文只是散文中的一些片断，很少有从头至尾押韵的。《老子》虽有全章用韵的，但篇幅短小，最长不过百十个字。《管子·弟子职》全篇大致押韵，但属于说明文，简朴浅陋，缺乏文采，而且可能不是先秦的文章。《荀子·赋篇》当然是成熟的韵文，但它属于辞赋体。韩非的几篇韵文，无论是文字、句式、韵律，还是手法都超越了他的前辈。
《主道》一文是韩非论述君主驾御臣民方法的。全文长达850余字，一气呵成。自首至尾全用韵，或每句押，或隔句押，或多句押，自由变韵，三四五六七言文错落使用，不板不滞，苍古而雅致。
《扬权》是韩非提倡集权的代表作。全文共有1300余字，句子比较整齐，绝大部分是四言，用韵更有规则，节奏感更强烈。
清代大儒章学诚说，诸子争鸣，“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文史通义·诗教上》)。这话有一定道理。《论语》、《孟子》是语录体；《老子》、《孙子兵法》是格言体；《荀子》以专论为主，也有语录体和韵文。韩非使专论文体更加成熟，并且使散文和韵文进一步结合，进一步发展。汉初的政论家，贾谊和晁错的议论文风格很明显都是承袭了韩非子的文风。指陈利害，论述透彻，风格尤近韩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