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昧主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来世，基于这种消极的人生观，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一般老百姓，都对世俗知识不感兴趣。一个名叫安布罗斯的圣徒曾说，讨论地球的性质和位置，并不能帮助我们实现对于来世所怀的希望。二是在基督教的伦理里，内心的纯洁才是最本质、最重要的东西，这对于有学问的人和对于无知识的人，都同样可以具有这种东西。既然知识与此无关，人们何必去学文化知识。三是知识会使人自高自大，抛弃对上帝的信仰，只有无知的人才能一心一意信仰上帝。教皇格利哥里一世（590—604）在其所著的《对话录》中说：“不学无术是信仰虔诚之母。”他下令烧毁藏书丰富的古罗马图书馆。在教会怂恿下，许多古代建筑、雕刻和书籍被破坏。僧侣刮去古代羊皮纸手稿上的字迹去抄写神学教义、信条、神奇故事和修道院编年史等。仇视世俗知识，破坏古典文化和迫害科学家的事件在其他地区也屡屡发生。例如，在公元390年，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一个分馆，被奥菲罗斯主教放火烧毁。再如，公元415年，圣赛瑞利残酷屠杀科学家希帕莎。希帕莎是天文学家塞翁的女儿，她是亚历山大里亚最后一位数学家。圣赛瑞利把希帕莎视为十恶不敢的异教徒，怂恿一伙暴徒，把她从二轮马车上拖下来，剥光了衣服，拉进基督教堂，用尖锐的蚌壳把她的肉一片片地从骨骼上剥掉，然后把她尚在颤动的四肢投进熊熊的烈火。四是借《圣经》来推行蒙昧主义。基督教会把《圣经》视为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作为信仰、生活和一切言行的根据。俱《圣经》是古代犹太人和基督教圣徒生活的流水帐和传教言论的大杂烩。把这种不伦不类的东西作为千年不变的教条，规范人们的言行，如果不搞点蒙昧主义，怎么能行得通呢？马克思说得好，教会本来就建在盲目信仰的基础上，对于天主教会，“愚蠢本身变成了优点，因为愚蠢是信仰坚定的确定证据。”
禁欲主义是由灵魂与肉体对立的理论诱发出来的。这种理论认为，身体是躯壳，是灵魂的枷锁和监狱。人们要想灵魂超脱，就必须把灵魂从物质的躯壳里解放出来。如何把灵魂从身体这个监狱里解脱出来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洗涤和斋戒、禁忌某些食物（特别是肉食）、禁欲、克制一切感官冲动。因为神是善的本源，与神相对立的是物质，物质被认为是万恶之源，偏好物质是特有的罪孽。所以，人们只有禁欲苦行，才能洗刷掉尘世的罪孽，死后灵魂回到自己的老家——神的处所。
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的理论，在柏拉图哲学思想里已经出现，在新柏拉图主义者那里又得到进一步强调。这种理论在圣保罗的宗教思想中不仅占了重要地位，而且还支配了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基督教禁欲主义。
基督教的虔诚一开始就带有禁欲倾向。凡是想在基督教生活中得到较高成就的人，都多少按照通行方式折磨自己的肉体。节欲不论对已婚者或未婚者来说，都被提到首要的德行高度。没有肉和酒的简单饮食，加上定期的严格斋戒，成为大家抑制食欲和情欲的方法。这种节制不要脱离社会，也不必要放弃正常的职业。
然而，到3至4世纪，在埃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禁欲主义。最初，禁欲主义者离开城市，隐居到附近无人居住的地方，以便不受干扰地从事宗教修练。不久，为了彻底与世隔绝，有些人移居到更偏僻的旷野中，在那里形成了一种移民区，孤独地或两个两个地住在简陋的小木屋里，过他们认为最美好的清贫生活。他们乐于在苦行中创造新记录。如果某人听到他人每天只吃一磅面包。那么，他就立即把自己的定量降到四、五两和饮很少的清水。某些有大志的苦行僧，对这种隐修生活还觉得不够味，便隐居到更加荒凉的地方，甚至到沙漠中去，只在安息日及星期日才相会于教堂。在这些修道徒中，最著名者是安东尼，他虽然没有为这种隐修生活制定一套规则，但确定了它的方向。
大约与此同时，帕科米乌（公元292—346年）创建了集体式的隐修生活。公元320年他在上埃及建立了第一所修道院。在这里，二十多个隐修土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全部隐修生活都按院规进行。他们既从事念经拜神活动，又从事生产劳动。这种修道院式的隐修活动获得成功，男修道院和大修道院便纷纷建立起来。到4世纪末，仅上埃及的修道僧就多达七千人。
隐修之风从埃及传到巴勒斯坦，接着又传到叙利亚。这时修道僧由禁欲发展到摧残肉体，以各种奇特的行动标榜苦修。叙利亚苦修僧西缅，原是牧羊人，后来出家当了隐修僧，他先把自己用铁链拴在岩石上，最后他又爬到一根石柱上，靠一根绳子系篮送食物，一直苦修了三十年。
公元360年左右，圣巴歇尔开始在欧洲地区建修道院。他所建修道院，苦行程度较差，并附设有孤儿院和男童学校。他基本上确定了西欧修道院的发展方向。
三、神本主义
神本主义是与人本主义既相联系，又相对立的一种思想文化意识，以及与宗教相联系的政治形式。
人本主义的极端化，必然导致神本主义。德谟克里特提出人本主义理论之后，人们在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不恰当地强调人的作用而忽视客观世界的作用的错误倾向。特别是希波战争的胜利，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人的信念。智者学派就是在这种气氛之下，片面地夸大了人的主观力量，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这种人本主义思想虽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它却陷入了怀疑主义的泥坑。苏格拉底还觉得不够味，又把人本主义思想拉向唯心主义的道路上，他说“能思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种人本主义思想从强调理智培养和理智作用方面看，有它的巨大的进步性，但它是以唯心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并且把它的范围缩小。到了罗马时代，西塞罗把人本主义规定为人道之学，并把人限定在有高深文化修养的人的小圈圈里，这样人本主义思想就成为奴隶主精神贵族的专利品。当罗马共和国寿终正寝，而罗马帝国建立之后，人本主义就打通了个人崇拜的道路。当一顶顶神圣的桂冠戴在屋大维头上的时候，人就变成神了。大诗人维吉尔在史诗《埃尼伊德》里肉麻地吹捧屋大维是神的子孙，理应做皇帝。如果说，民大维借别人之口，并凭借家族来神化自己，那么，戴克里先皇帝便自封为神了，并强令帝国臣民顶礼膜拜。
罗马奴隶主阶级的上层人物，在自己圈定的狭小天地里进行造神的同时，基督教那一套神造人和人升天的神学思想，则在社会下层广大群众中流传。据《圣经》创世记所言，在第六天上，上帝按自己的形象用尘土造了人类始祖亚当，并将神气吹人亚当的鼻孔中，亚当就成为有神灵的活人。上帝为了安置亚当的工作，特意在东方肥沃的原野上造了一个伊甸园，这是上帝经常来往的神仙胜地。伊甸园里生长着好多果树，果实累累，香甜可口。园中央长着一棵生命之树和一棵辨别善恶之树。上帝允许亚当可以随意吃各种树上的果子，只是不准吃辨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后来了解到亚当一人独居太寂寞，便决定给他配个伴侣。上帝在亚当沉睡时，从亚当身上抽出一根肋骨，吹了一口气，肋骨变成了一个女人，名叫夏娃，作亚当的妻子。
当时亚当和夏娃是赤身裸体的，因为二者眼睛看不见东西，所以不知羞耻。伊甸园里除了亚当和夏娃之外，还有狡猾的蛇，蛇引诱夏娃和亚当吃了辨别善恶树上的智慧果。亚当和夏娃的眼睛突然明亮，看到自己是赤身裸体的，感到十分羞愧。夏娃立即用无花果树叶编织了一条裙子穿上。正当亚当和夏娃欢快之时，上帝前来散步。亚当和夏娃知事不妙，立即藏到林子深处。上帝知道小两口偷吃了智慧果，十分生气，对蛇、亚当和夏娃分别给与了惩罚。蛇犯有教唆罪，罚蛇永远在地上爬行，吃土，与人为敌；夏娃杨柳心肠，轻信蛇的恶言而违上帝禁令，罚她在怀孕和分娩时痛苦，并服从丈夫，受文大节制，亚当丧失男子汉的坚定性，轻信女人之言，吃了禁果，罚他受经营土地之苦，并把二人赶出伊甸园，去过世俗生活。为了防止二人重返神仙胜地，特意安排长翅膀的天使，手持喷射火焰的剑把守住伊甸园的大门。
由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智慧果，犯了弥天大罪，被赶出神仙世界。这样，就由神人变成几俗之徒，而他俩的子子孙孙也因之有了原罪。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并未关上回归天堂的大门，只要虔诚信仰上帝，灵魂都会得救。转了一大圈，人在来世又成了神仙。基督教的这种神学思想，在4世纪初就与罗马帝国的神本主义思想合流了。
在中世纪初期，有些基督教神学家对神本主义做了一些研究，并提出许多创见性的理论观点。波依提乌斯（约480—524年）断言，人可以成为神，一是得到神性的人可成为神，二是有福的人可以成为神。人为什么会成为神呢？他认为，人有理性，使得人类超乎万物之上，与人相比，其他字宙万物都是低级事物，这是其一；其二，由于人有理性，就使得人在理智上类似上帝。另一位神学家约翰·司各脱认为，上帝特别器重人，上帝不但把自己的形象寄托在人中，而且把一切事物的观念也安放在人的心中。从观念在事物之先的观点来说，上帝就有使一切有形的与无形的被造物，使整个被造的大自然，都包含在人里面，甚至天使的本性也存在于人的里面。根据他这种观点，除了上帝之外，人是最神圣的，人所处的地位是一神之下，万物之上。他的理论揭示了神本主义的实质，这就是说，在人与神的对立中，人虽然被抬到吓人的高度，但人在上帝的王国里仍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和散发着泥土气味的小东西，整好了，死后能挤进天国的门槛，享受一杯残羹残饭，整不好，只能到地狱里去报到。
神本主义在基督教文化时期，对西方古代社会曾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的直接政治后果就是神权政治的出现。
神权政治的思想萌芽，早已在西方文化中萌发了。斯多篇派曾认为，有德性的生活乃是一种灵魂对上帝的关系，而不是公民对国家的关系。这样，他们就为基督教天国与王国对立的理论铺平了道路。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一书中，对神权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在他看来，天国就是上帝选民的天国。这个神秘的天国是无形的，在地上没有确定的位置。但根据三位一体的教义，教会是圣灵，与上帝和基督三位一体，是神的家，天国自然就包括在基督教会之中了。实际上，基督教会就是天国的化身。在天国与世俗王国的关系上，世俗王国要服务于天国，也即世俗王国要服务于教会，人权要服务于神权。奥古斯丁这种政治理论，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产生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基督教会的头只有一个，这就是耶稣基督。基督把权交给了罗马教皇，让教皇代理他治理众教徒。因此，天国与世俗王国的矛盾斗争，实际上就是教皇与世俗国王和皇帝的矛盾斗争。罗马教皇就是利用奥古斯丁的神权政治思想建立起自己的神权政治的。当然，神权政治的建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自公元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皈依天主教，罗马天主教便逐渐成为蛮族封建政权的精神支柱。这样就为督教会神权政治的建立准备了条件。8世纪中叶，法兰克王国宫相矮子丕平篡夺王位的阴谋活动，为教皇建立神权政治提供了机会。矮子丕平纂夺王位需要教皇的支持，而教皇也需要丕平的援助。在教皇的大力支持下，矮子丕平于751年登上王位。公元754年教皇斯提芬三世（公元752—757年）为了把伦巴德人赶出罗马，亲自到法兰克求援。丕平出迎教皇于庞蒂翁，并让教皇乘马，而他自己则充当马前车徒步而行，以示崇敬。丕平为了报答教皇支持他发动宫廷政变的恩惠，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伦巴德人，把罗马城和拉文那总督区交还给教皇。公元756年6月，教皇国诞生。丕平向教皇尽了扈从的义务。公元800年，查理大帝被教皇立奥三世加冕为皇帝，以示皇帝之权也是由教皇授与的。神权政治基本形成。
为了给丕平的馈赠披上一件古老的合法外衣，教士伪造了一个文件，其具体内容如下：在概述了尼西亚信条、亚当的堕落和耶稣的诞生之后，君士坦丁大帝说他患了麻疯病，由于多方就医无效因而前往求助于丘庇特神殿的祭司们。他们建议他杀死一些婴儿，并在婴儿的血中沐浴，但由于婴儿母亲们的眼泪，他便放还了他们。当夜，彼得和保罗向他显现，对他说，塞尔维斯特教皇正隐居于苏拉克特的洞穴里，能治他的病。于是他便来到苏拉克特，这时“万国教皇”告诉他彼得和保罗不是神，而是使徒；并拿出他们的画像给他看，他认出这两个人正是上次显现时的人物，并在他所有的州长面前承认了这事。于是教皇塞尔维斯特指示他穿着马毛衫进行一段时期的赎罪；然后给他施了洗礼。这时，他看到有只手从天上触及他。于是他的麻疯病被治好了，并自此放弃了偶像崇拜。以后，他和他的所有的州长们、元老贵族以及全体罗马人民考虑将最高权力让给罗马的彼得教廷，并使其凌驾于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以及君士坦丁堡之上。然后他在拉特兰宫内建立了一所教堂。他把皇冠、三重冠和皇袍赐给了教皇。他把三重冠戴在教皇的头上，并替教皇牵着马韁。他把罗马，以及西方所有的省、县和意大利城市都让给了塞尔维斯特和他的后继者，永久作为罗马教会的管辖区。然后，他迁到东方。
当然，单靠一纸伪造文件是不可能使国王们向教皇称臣纳贡的。教皇要称霸西欧基督教世界，还有待几个世纪的努力。
公元1075年克吕尼修道僧希尔德布兰当上教皇，称格利哥里七世（公元1073—1085年）。他于公元1075年发布了《教皇敕令》二十七条，其中有“唯教皇一人具有任兔主教的权力”，“唯有教皇一人有权制订新法律，决定教区划分和设立新教区的权力”这样就把国王控制教会的传统权力都收归教皇。《敕令》还规定“一切君王应吻教皇的脚”，“教皇有权废黜皇帝”，教皇有权解除人民对邪恶的统治者效忠的誓言。”这样，教皇权就凌驾于王权和皇权之上，教皇俨然以太上皇的架势君临西欧各国臣民面前。格利哥里七世为了实现称霸西欧、建立基督教大帝国的理想，首先与德国皇帝亨利四世展开长期而曲拆的斗争。格利哥里七世死后，这一斗争仍继续下去，直到公元1122年沃姆斯条约签订，才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