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于带兵打仗的形势有3种：一是自然，二是地理，三是人事。自然形势，是指阳光明媚，月色清朗，五星运行正常，没有彗星出现的不好兆头，而且风调雨顺；地理形势是指城墙高大险峻，河流深广且波涛汹涌，还有石块所形成的天然屏障，以及像羊肠阪、曲沃城那样有利的地形；人事的形势，是指君主圣明、将领有才能，全军遵循礼法、士卒听从命令、粮食充足、武器精良。善于带兵打仗的将领，能凭借自然的时机，利用地理形势，依靠人事便利，因此所到之处没有敌手，进攻时万无一失。
【心得】
行兵打仗欲取得胜利，应由3个方面来决定：一是天时，二是地利，三是人和。天时，指的是有利于作战的气候条件；地利，指的是有利于我方的地理位置；人和则包括统治、将领、士兵、军士、粮食、武器等的储备情况。即使在现代战争中，这些因素都应该认真地加以考虑，三者的完美结合往往能成为胜利的保障。诸葛亮指出，作为好的统帅，就应该凭借天时，根据地利的险势，充分发挥调动对我方军士将领有利的因素，如此就会所向无敌，战无不胜，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
战国初期的晋国，国家的大权掌握在智伯、魏恒子、赵襄子、韩康子4个人手中。公元前455年，智伯为了削弱魏、赵、韩3家的实力，假晋王的名义要求他们各拿出100里土地归还国家，韩、魏因惧怕智伯而交出了土地，但赵襄子一口回绝。于是，智伯率领智、魏、韩3家的人马将赵襄子围困于晋阳城中，这场战斗一直进行了两年多，双方都无法取胜。有一天，智伯想到了一条计谋，他命令士兵在晋水的上游修筑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再挖一条河道通向晋阳城，并在自己营地外筑起一道拦水坝。雨季很快就来了，当蓄水池蓄满水时，智伯命令士兵挖开堤坝，顿时，汹涌的大水顺着河道涌入了晋阳城，整个城池都被水淹没了。赵襄子看到情势危急，连忙悄悄派人出城联络魏、韩二人，密谋除掉智伯。两天后的深夜，赵、魏、韩共同行动，杀死守堤的士兵，挖开护营的堤坝，晋水顿时灌入智伯的大营，智伯的大军几乎全部葬身水中，而智伯也被魏、韩的士兵杀死。在这场战争中，赵襄子不费一兵一卒，就大获全胜，可见，善于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是将帅成功的保证。
东汉末年，曹操统率83万大军沿长江东进，企图征服占有江南六郡的孙权。然而，实力不如曹操的孙权在孙刘联盟后，由诸葛亮、周瑜等进行了周密谋划，使不善水战的曹军中了庞统的“连环”计策，把所有的船只用铁索连成了一片。精通天文地理的诸葛亮早已预测会有一场强劲的东南风出现，故意演了一出“借东风”的好戏。东南风乍起之时，以苦肉计骗得曹操信任的黄盖，驾着10余艘载满各种易燃物品和干草的小船，在夜幕的掩护下袭近曹军的船队。黄盖一声令下，点燃干草，10余艘小船在东南风的劲吹之下，就像一群火龙直扑曹操的船队。剎那间，火借风势，江面上火光冲天，连在一起的曹军船队顿时陷入火海，就连岸边的曹营也没能幸免。20万人军转眼之间化为乌有，孙、刘联军趁势水、陆并进，曹操侥幸得以从华容道逃脱。
东吴大军，巧借了水、风、火等自然力量来辅助自己，使自己从弱者转化成了强者、从劣势转化成了优势，兵势的道理就在于此。
二十七胜败
【原文】
贤才居上，不肖居下，三军悦乐，士卒畏服，相议以勇斗，相望以威武，相劝以刑赏，此必胜之征也。士卒惰慢，三军数惊，下无礼信，人不畏法，相恐以敌，相语以利，相嘱以祸福，相惑以妖言，此必败之征也。
【注释】
望：盼望，这里指崇尚。
惰慢：懒惰怠慢。
妖言：怪诞的言语。
【译文】
让有道德才能的人居于上位，让没有本事的人居下位，全军上下关系融洽，士兵敬畏服从，互相议论的是勇敢和战斗，互相崇尚的是凶猛威武，而用刑罚和奖赏来互相劝勉，这是取得胜利的征兆。如果士兵懒惰怠慢，全军多次被惊扰，下属不遵守礼义信用，人们都不畏惧法规的惩处，而用敌人来互相恐吓，互相交谈的是利益，互相嘱托的是吉凶祸福。除此之外，还用怪诞的言语来迷惑人心，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征兆啊！
【心得】
战争的胜利与失败，往往在开战之前就能预知。如果将帅能重用贤才，根据他们才能的高低授予不同的职位；能得到士卒的拥护，使全军团结一致；士兵勇敢尚武，将帅同心协力；以赏罚严明来整治军纪军规，这些都是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相反的，如果士兵懒惰散漫、不守信用、贪生怕死、法纪不严，那就难以服众，再加上军队中谣言传说不止，要想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优秀的将领在未战之前先要治军，只有先治己才能后治敌。
让有才能的将领担当重任的重要性，可以从孙权任命儒将陆逊为三军统帅而大败刘备的故事中窥知一二。刘备为报其弟张飞之仇，统率大军讨伐东吴。东吴慑于蜀军的威势，主动献出暗杀张飞的范疆、张达二人，希望刘备能够退兵。但刘备在把范疆、张达凌迟处死并祭奠张飞之后依然怒气未消，他不听马良的劝阻，决定要继续进兵江南灭掉东吴。而此时的东吴在周瑜、鲁肃和吕子明先后亡故后，似乎已经没有能够担当大任的将才了，所以孙权相当惊慌，不知该如何对付大兵压境的刘备，最后起用了阚泽推荐的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文武兼备的陆逊不仅用破蜀之奇谋妙策使全军上下无不佩服，而且还因此大大提高了东吴将士的士气，士卒们不再惧怕蜀军的声势，将领们也有了要和蜀军一争高下的勇气。全军将士在这位白面书生的指挥下，火烧连营700里，取得了江陵、彝陵的胜利，使得刘备大败而归，不久之后在白帝城归天。东吴有陆逊这样的良将担当要职，战争的胜利是可以预见的。
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十四日，后金汗王努尔哈赤亲率11万大军，号称20万，攻打明朝。后金兵不血刃攻下辽西一些城池，最后进围宁远（今辽宁省兴城）。明朝守将袁崇焕率1万7千人抵抗，形势极为险恶。他与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何可刚等，集合全体将士，誓死守城。袁崇焕正确运用了一系列谋略：坚壁清野，大力修筑宁远，配备了威力强大的“西洋大炮”，让城外全部居民携带防守器具迁入城中，然后放火烧掉所有城外房屋，使敌人来时面临坚城而一无所获；袁崇焕当众醮血为书，激励士气，并向全体将士下拜，拜请大家能与他一起为国捐躯，将士们忠愤之心被激发，全军团结得如一个人一样，誓死与宁远城共存亡；袁崇焕又发出紧急公文给前屯和山海关的守将杨麟等，要求“凡宁远将士逃至此者，悉斩首示众”。在袁崇焕的指挥下，明军同仇敌汽，万众一心，奋勇还击。后金军在明军“西洋大炮”的猛烈轰击下大败，连努尔哈赤本人也被击成重伤，不得不立即撤军。
公元1862年，湘军主帅曾国藩令其弟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由北沿长江东下，进攻天京。1861年，曾国荃兵进雨花台，兵部侍郎彭玉麟所率的湘军水师进驻护河口，至此，曾国藩已成功地指挥湘军对天京形成了合围之势。这时的太平天国早已因内部权力的纷争而实力大损，且洪秀全唯一可用的人李秀成并没有东王杨秀清、翼王石达开那样的才干。面对湘军强大的军事围攻，洪秀全只得多次诏令李秀成迅速返回天京救援，而忙于上海战场的李秀成在10月才抵达天京护驾。李秀成同湘军在雨花台激战后不久，天京城外的防御工事就被湘军全部摧毁，身负重任、担任援救天京主帅要职的李秀成原本就没有力挽狂澜的军事才干，也无使全军将士信服的能力，再加上外无援军、内缺粮草，他竟然向洪秀全提出了“弃城远走”这种动摇军心的计划。洪秀全当然不会答应，只能死守。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
太平天国天京的失守，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而洪秀全把重担交给了能力有限的李秀成，这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十八假权
【原文】
夫将者，人命之所县也，成败之所系也，祸福之所倚也，而上不假之以赏罚，是犹束猿猱之手，而责之以腾捷；胶离娄之目，而使之辨青黄，不可得也。若赏移在权臣，罚不由主将，人苟自利，谁怀斗心？虽伊、吕之谋，韩、白之功，而不能自卫也。故孙武曰：“将之出，君命有所不受。”亚夫曰：“军中闻将军之命，不闻有天子之诏。”
【注释】
县：同“悬”，维系。
离娄：人名，古之明目者。
伊、吕：指伊尹、吕尚（姜太公），都是有谋略的贤臣。
韩、白：指韩信、白起，都是能征善战的大将。
亚夫：汉代著名将领周亚夫。
【译文】
将领，关系着士卒的性命，操纵着战事的成败与否，也是灾祸抑或幸福的凭藉。如果君主不将奖赏和惩罚的权力交给将领，便好像束缚住猿猴的四肢，却要求它轻捷地腾跃；蒙住离娄的眼睛，却要他分辨青黄的颜色，这是不能够做到的啊！如果把奖赏的权力交给掌权的大臣，惩罚却不由将领做主，则人人贪图私利，谁还有作战的心情呢？那么，即使有伊尹、吕尚的谋略，韩信、白起的功劳，也不能保护自己。所以孙武说：“将领统军在外，君主的命令，可以不必接受。”周亚夫说：“在军中是只听将领的命令，不听君主的诏令。”
【心得】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古代战争，交用、通信工具落后，君主不可能随时掌握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为了胜利，随着战场情况的变化，前线指挥员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实施指挥。对于君主发布的不适合战场实际情况的命令，战场指挥员不能机械接受。
当然，在正常情况下，下级要服从上级，否则就不能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因此，“君命有所不受”是有原则、有条件的，它决不能成为违抗命令的借口。《孙子兵法·地形篇》说：“战道必胜，主日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日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这可以算是“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概括地说是“利合于主”，即以对整个战争全局有利为准。
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人民的生死。可见，一军之将担负的责任非比寻常，他掌握着士兵的生命，并操纵着战事的胜败。因此，要想取胜，必须给予将领绝对的权力，无论奖赏、进退，将领都必须有决定权，即使是一国之君也不能干涉军中事务，这才能保证将领能自如地指挥军队。而作为将领，应该“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能由这样的将领指挥的军队才是无敌之师。
公元629年，唐太宗李世民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领兵攻打扰乱边疆的突厥。在李靖的频频攻击下，突厥军队损失惨重，颉利可汗只得派人向唐太宗请罪，表示要归顺朝廷。
唐太宗大喜，一边派鸿胪卿唐俭到颉利可汗的驻地铁山去安抚突厥，同时又下令李靖率兵去迎接颉利可汗内附。李靖不相信颉利可汗真心投降，认为这是他收拢残兵败将、养精蓄锐的缓兵之计，一旦羽翼丰满，他还会再次起兵，或逃入漠北继续为患。但既然唐朝的使者已来到颉利可汗的牙帐之中，他一定会放松警惕性，以为唐朝不会再攻击他了。当即决定趁这个机会，选出一万精骑，携带20天的干粮，昼夜奔袭，决定将其彻底消灭。
颉利可汗见唐朝使者到来，以为自己的缓兵之计已经得逞，心中十分高兴，摆开盛宴招待唐俭，戒备也松懈下来了。这时恰好起了大雾，李靖利用大雾的掩护渐渐接近突厥的营帐。待突厥骑兵发觉时，颉利可汗已经来不及整军迎战，只能急忙翻身上马，落荒而逃。剩下的突厥兵措手不及，很快就被唐军消灭了，混乱中唐俭也安然回到唐军营中。
用兵贵在“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但李靖在攻灭突厥之战中，所付出的代价可能很大，因为唐朝使节唐俭正在突厥人的手中。只是李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而不在乎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受到后人的非议。抱着“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坚定信念，他果敢地发兵攻袭，果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使颉利可汗的如意算盘落空。
二十九哀死
【原文】
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饥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劝之。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矣。
【注释】
哀死：为感恩而拼死效忠。
【译文】
古时善于带兵打仗的将领，对待士兵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遇到困难危险，必身先士卒；有功劳，则退居一旁；见到伤兵，含着眼泪去安抚他：对阵亡士兵，怀着悲痛的心情埋葬他们；对饥饿的士兵，则将自己的食物分给他们；当士兵感到寒冷，就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们；对有智谋的人，必依礼厚待；对勇敢作战的人，必以重赏勉励。假使将领能够做到这些，必然所向无敌。
【心得】
统帅是军队的表率。诸葛亮指出，作为一军之将，必须做到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体恤将士，奖罚分明，并能尊重拼死疆场的亡灵，只有这样才能在军中建立良好的威信，使士兵信服。这样的将帅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战斗，全军上下都能团结一心，每战必胜。
赵简子率领军队包围卫国的时候，卫国城池中不断地掷射出箭和石头。赵简子用犀牛皮制的大盾做掩护，躲在安全的地方，用鼓指挥大军。结果士兵却动也不动，赵筒子气得将鼓槌丢在地上，叹息道；“唉！我军士气，怎么会如此衰微！”这时其谋士独过脱掉盔甲说：“这是主公您的错呀！怎么可以说是我军士气衰微呢？以前先王献公，并吞了17个国家，使30国屈服，8战12胜，都是依靠晋国的人民。献公死后，惠公即位，残暴傲慢，纵情声色，于是秦国便随意地侵入我国，甚至已经入侵到了离都城17里的地方，但这样还不是靠晋国人民来防御？惠公死后，文公即位，围攻卫国取得邺地，城濮之战，5次大败楚军，成为天下霸主，用的还是晋国百姓。怎么说晋国军队没有勇气呢？这主要是您做得不够好，而不是我军士气衰微的缘故。”赵简子听后，马上丢下大盾，冲到阵前，再次击鼓下令冲锋。士兵们大受鼓舞，个个奋勇争先，最后终于大获全胜。难怪赵简子说：“与其甲车千辆，不如闻独过一言也。”赵简子取胜是由于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历史上许多战争的胜利都是指挥员以身作则的产物。
据《三国志·吴志·宗室传》中记载，孙策称霸江东之后，在建安四年，曾率兵西袭庐江太守刘勋，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不仅很快攻克了庐江，也使得士卒们对这位江东之主更加忠心。此后，每次战斗中士卒们都拼死为其效命，在占领豫章之后，江东声势大振。战斗中身先士卒的孙策的确值得敬佩，但如果说到如何对待在作战中阵亡的英勇将士，就不得不提曹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