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发现历史的价值 (1)
梁启超曾说，史学是所有的学问中比重最大、内容最切要的一个学科，是国民素质的基本，也是爱国之心的源泉。正所谓“鉴于古而知今”，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帮助后来人更深入地了解自己。钱穆说，“我总想把我对书所了解的告诉人，那是庄子所谓的与古为徒。”与古为徒，看到的不仅是古人的悲欢离合，也是今天的聚散兴亡。一部《资治通鉴》，毛泽东读了十七遍，历史的洪流，怎能在只言片语中看透说透。
一 历史的份量：世代经营的财富
“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
历史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钱穆的回答是：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
“历史是一种经验，是一个生命。更透彻一点讲，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钱穆在《中国历史精神》一文中将历史与生命划上了约等号。
既然是一个生命，那么属于这个生命的任何一段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如同一个人的少年、中年、老年时期，在他的人生中没有轻重之分。少年的苦闷会带来中年的思索，中年的思索会带来日后的反省、总结……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反思—行动—反思”的回旋上升，每一个环节之间都有承上的果和启下的因。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晚年优秀，就忽略他少年时的无知；同样，也不能因为一个人最后那普通平淡的结局，就否定他人生中的奋斗。
然而，与钱穆同时代的人因为国运不济、倍受侵略的现实，将一切落后的原因都归结到了我们对历史——这个我们一直反复研究、寄予厚望的存在。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历史代表着智慧、文化、兴衰秘密，几乎无所不包。但这种信仰被坚船利炮摧毁之后，因爱生恨，历史反而成了阻碍国家前进的绊脚石。
新文化的倡导者胡适曾专门发表文章说：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和我们的老文化充分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的发挥光大的。
为了加强“西化”的力度，胡适不久之后又撰文再次声明：“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中西的文化冲突），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抵抗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沦。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胡适的本意在于鼓励中国大胆地接受世界，但是无意之中为反对历史的人增加了底气。一时间，很多人认为抛弃历史，向西方学习，国家才有未来。加之人们对响遍街巷的“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单纯理解为反对历史，历史成了“保守”、“落后”、“封建”、“愚昧”的代名词，受到四面夹击。犹如一个人，因为发现眼前没了路，就彻底否认自己过往的选择和一路曾遇见的风景，而急于从别人那里找寻路的方法。
面对此情此景，钱穆无意做书斋中的闲云野鹤，他说“余岂关门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于是，钱穆站出来振臂疾呼：“历史是我们的生命！”
钱穆所说的历史和生命，并非一个人的历史，也不是个体的生命，而是一种群体的、人类的人生，即“我们（全部）的人生和生命”，亦即一个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生命。
“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
“历史只是一件大事，即是我们人类的生命过程。”
中华四千年来的历史犹如一条长河，这长河当中，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悲壮，也有“红桃绿柳垂檐向”的繁华，这些画面的背后，是一张张积攒了悲喜的面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十七高，清十四朝，哪一天不是有人在成长、婚嫁、生死，将来也会是这样。那些活在过去的人，他们曾和我们一样，或踌躇满志，或黯然伤神，得意时仰天大笑出门去，失意后明朝散发弄扁舟。属于他们的是短短数十年，但是在这短暂生命的明灭之间，汇成了钱穆所说的中华历史，这样一个光芒万丈、长久的、饱满的生命。
对历史的断然否定，如同将那些鲜活的生命和智慧一概否定一样，而我们不过也是这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将来的人可能如我们一样，将一切轻易地抹杀掉。
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一种记录着一代代人的一个的有生命的车轮。这个生命过程中有汉唐盛世那样的辉煌，让我们今天更有理由回顾过去，去倾听历史的声音。割裂历史，抛弃以往的经验，这样的举动既缺少理性，更是对生命的妄自菲薄。
历史注脚：
胡适
胡适在1910年考取了庚子赔款第二期的官费生，赴美国留学，在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三年后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并在那个夏天回国。
接受了西方思想的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曾经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提倡说话写信都用白话文。解放后，胡适迁居到了台湾，仍在台湾从事文化事业，毕生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
钱穆与胡适
坊间有很多关于钱穆、胡适两人争论老子问题的趣闻，幽默之中反映了两者的尖锐分歧。据说，胡适在北大讲课对于老子的年代问题和钱穆的意见不和，有一次他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什么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还是很客观的。一位同学问他钱先生的说法和他不同，究竟哪一个对，胡适答道：“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合乎真理。”
没有传统的民族犹如散沙
曾有人说，好的东西不用保护，自然就会流传下来。言下之意是传统文化如果好的话，就应该经得起任何风吹浪打，只有不好的才会被淘汰掉。这种观点显然高估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因为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并不一定是好的东西，而是实用的东西。尤其是人们在精神上的需要启发和引导，又时常陷入迷惘无知。很多宝贵的精神遗产，在实用主义面前并不讨好，但却对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有很大影响。
孔子感叹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表达自己对周朝仪礼之风的仰慕。当他看到“八佾舞于庭”，忍不住气愤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周朝之礼废，孔子急得捶胸顿足；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开始，也是为了告诉宋朝皇帝要知道做天子的本分。这是历代传下来的为君之道。如果又没天子的威严，就会引来三家分晋这样的诸侯之乱，阻碍天下统一。
无论是孔子还是司马温公，他们都是礼治的倡导者。既然要倡导，可见好的东西并不一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有时候更需要智者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钱穆就是这样一个引导者。
在钱穆的时代，“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这已成事实。传统文化受到彻底地质疑，这时钱穆说：“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
“以往传统”能够赢得民众共同的尊敬和信仰，这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来源。所谓团结，就是众人齐心协力之意。“齐心”即思想统一、“协力”即行动一致；而“齐心”正是“协力”的基础。凝聚力即指“齐心”的力量，凝聚力的本质就是思想意识的趋同性，或者说是精神追求。惟有整个民族有共同认可共同尊奉的精神追求，才能够将一盘散沙变成一堵坚固的长城。
说到民族的凝聚力，作为中国邻邦的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凝聚力最强的国家，一个是为了天皇可以切腹的武士道国家，一个是为了支持国货而可以砸掉公务员的非国产车的“泡菜国”，他们在外人眼中都是团结得可怕的民族，又都是两个具有自己的性格和传统的民族。这两个国家在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虽然两个大国都积极地向西方学习，但和服韩服还是他们民族的代表。对传统的推崇和由此产生的自豪感、凝聚力，使他们让西方人既敬畏又好奇。
有趣的是，这样两个国家都是受到汉唐文化辐射的国家，他们文化中的精髓都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长幼有序、妻贤子孝，这些儒家的纲常在这两国人民的生活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传统是他们的凝聚力，而这种传统本来来自中国。现在，中国却要抛弃这种传统，想要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对于我们这样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来说，没有一个共同信仰的传统，很难团结一致，上下齐心。
中国并不缺少传统。从中国的第一本史书《尚书》至今，中国历史没有缺少过记载，更没有出现断代。虽然江山不断更换君主，但他们都遵照前代的传统，继续修史、为政。从井田制到一条鞭法，任何制度的改革都是在前一朝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的。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将传统保存得最好的一个国家。
钱穆认为，中国历史的这种传统与希腊罗马的文明断代是截然不同的，罗马古城中有很多谜底等待后人解答，因为后起的文化与前者没有连续性。但是在我们的传统中，很多道德上、生活上的制度都是有章可循的，追根溯源，可以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我们现在缺少的，是对传统的认可和信任。钱穆举例说：“譬如我们讲考试制度，这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传统极悠久的制度，而且此制度之背后，有其最大的一种精神在支撑。但孙中山先生重新提出这一制度来，就不免要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因为清代以后，考试制度在中国人精神上的共尊共信的信念也早已打破了。我们今天要重建考试制度，已经不是单讲制度的问题，而还得要从心理上先从头建设起。换言之，要施行此制度，即先要对此制度有信心。即如在清代两百几十年，哪一天乡试，哪一天会试，从来也没有变更过一天。这就因全国人对此制度，有一个共尊共信心，所以几百年来连一天的日期也都不摇动。这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压迫，而是社会上有一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当知一切政治，一切制度都如此。”
制度无法建立，民族就会缺少保持团结的秩序，这样的民族是缺少凝聚力的。我们并不是没有传统，但是如今却似有还无，传统等待着从故纸堆中走向普通人的生活。
历史注脚：
钱穆的误解
钱穆在文中说希腊与罗马的文化是断裂的，从客观角度来说，两种文化虽然有区别，但是也并不像钱穆所说的那样，两者之间完全无法理解。罗马帝国兴起之后，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神话传说和多神信仰，在文学和艺术上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政治方面，罗马采取与希腊不同的统治方式。造成钱穆误解的原因，一方面因为钱穆没有去过希腊罗马的遗迹进行考察，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这位老人深切的爱国之心。
钱穆看辛亥革命
清代的政治，被钱先生认为全没有制度。虽然不能把中国历史都说成专制，但清代的政治是专制的。对于辛亥革命，钱穆在书中说：“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专制，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历史上传统政治也一起不满意。因对于历史的传统政治不满意，到对于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已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
不读历史，莫谈爱国
从人之常情来说，必先“认识”才能产生“情感”。人最亲的是父母，其次是兄弟、夫妇和朋友。喜爱是产生在有所了解的基础上的。人会为了他所爱的而奋斗牺牲，人也只会爱他所崇敬、尊重的，人又只会崇敬、尊重他所认识与了解的。想要一个人尊敬上帝，必要先让他相信上帝的存在，并且让他知道上帝可敬可佩的地方，才能让他产生尊敬上帝的心理。对于国家民族，也是如此。
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但他们通常都能得到子女真诚的爱。只有先去深切了解，才会有深切的热爱。如果一个民族对已往的历史无所了知，他们失去的不仅是文化，还有对民族的深厚感情。这样的民族，也就不能真正去奋斗、牺牲，去为了一个光明的前途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