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快九十岁了，生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耶稣诞生在马厩里，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几天后他复活了，成了基督。书上是这么说的，不信也不行。后来这一天被基督徒定为圣诞节。有一首歌唱耶稣降生尘世的歌，名叫《平安夜》，很多人都会唱。有天我因事去教堂找一朋友，无意中撞见许多穿着白衣黑裤的中年男女排成三行，站在钉着耶稣的十字架前（耶稣被聚光灯照着，一副令人伤痛的悲惨相）合唱这首歌，我蓦地感到，有的人唱这首歌时脸上的表情十分神圣，仿佛被来自远古时代的圣光神秘地爱抚着。这首歌的第三段歌词是这样的：
平安夜圣善夜／神子爱光皎洁／救赎宏恩的黎明来到／圣容发出来荣光普照／耶稣我主降生
我爹的生日就是圣诞节，所以我也会唱这首歌。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人受西方思想和文化影响，年轻人基本上过起了圣诞节，不过圣诞节的年轻人，仿佛就是思想僵化的年轻人，所以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成了年轻人喜欢的节日。每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这天，从下午起到半夜，我的手机总会响很多次，总能收到很多条信息，都是祝“圣诞快乐”的，这一条条信息都会让我想起第二天是耶稣的生日，也是我爹的生日，我便会想明天怎么给爹过生日。多年前，爹对过生日很不习惯，总是说：“过什么生日？不过，我不过。”
但不过也没用，这一天是圣诞节，耶稣降生了，虽然我和妻子、儿子都不是基督徒，但大家都在给耶稣过生日，宾馆里、酒店里，甚至一些大学的学生都在给耶稣过生日，即使那天我假装忘记了，姐也会打电话说：“小毛，今天是爸爸生日，我们在哪过？”
我会说：“是啊，那我们去哪吃饭吧，你顺便买个生日蛋糕。”
姐会衣着讲究地拎个生日蛋糕来，吃完饭后，生日蛋糕便会摆到桌上，关了灯，点燃插在蛋糕上的小蜡烛，看着爹，开心地拍着手，边唱道：“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这种家庭活动，每年要搞一次，都是圣诞节这天。我爹的一生是这样的：他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生在湖南省白水县黄家镇。二十岁那年，他应征入伍，参加了长沙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会战。五年后被日军俘获，成了日军的力夫，为日军搬运炮弹——那是发生在湖南境内的常德会战期间，后来被收复失城的国军官兵解救。半年后再次被日军俘虏，那是于著名的衡阳保卫战结束时，他与他的弟兄们在团长的指示下一起向日军举起了软弱无力的双手，当时他们饿得要死，几天没吃一粒米，喝的是阴沟水，都没打算再活了。当时我爹的军衔乃排长，休整后被编入伪军。几个月后又被湘南游击队捉拿，于是弃暗投明，成了游击队员。五年后又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逮捕，关在黄家镇乡公所，关了五天。五天后，一支去攻打白水县城的游击队，折回来解放了黄家镇。我爹再次获得自由。我爹前后四次被三种不同性质的部队俘获，然而顺利地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这证明他确实命大。我爹从他二十岁从军至他三十一岁放下枪杆子的人生经历里，参加过近百次大大小小不同性质的战役或战斗，却只是在我以后将说到的槐树店负了一次伤，这证明我爹这人于冥冥中是受上帝关照的。
爹于去年满了八十九岁，现在正往九十岁挺进，虽然今天的中国，发展了，老百姓不用再愁吃穿，看病也有医保，但能活到我爹这个年纪的老人，仍然不是很多。我爹不能说仍很健康，但仍还活着。爹比我大四十岁，我生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日，这一天离他满四十岁生日只差十七天。我大哥生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那一天后来成了国际儿童节。我爹在我大哥一岁零三个多月大时，即一九四九年九月的一天，由于极度思念从未谋面的儿子，便不顾组织上约束，偷偷跑回家看儿子——我大哥，而被国民党地方治安队捉拿了。我大哥如今在北京工作，在一家研究所当副所长，那是一家厅级单位，所以他官至副厅级。但是在首都北京，官至副厅级的干部太多了，也就没什么好骄傲的。我大哥和我不是同一个母亲所生。他母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因患肺病吐血而亡。我和姐共一个母亲，姐比我大三岁。
我和姐都是我爹续弦的女人所生。我们的母亲也死了，死于“文化大革命”中，死时不到四十岁。大家都说我母亲是投河自杀。这是一九六九年初夏发生的事情，当时我还只十岁半，而我姐姐也只是个十三岁的姑娘。我那个从小就很会读书且接连跳两级的大哥，当时二十一岁，“文化大革命”前一年考进了北京大学，但大学尚未毕业就被赶到了北大荒那片冻土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爹已神经错乱，不晓得自己有老婆、儿子和女儿，面对我母亲的遗像，他奇怪地瞪大眼睛，用迟钝的语气犹豫着说：“这个人好面熟样。”
我当时很想唤醒爹那被霉菌腐蚀的大脑，说：“爸爸，她是我妈妈李香桃。”爹不明白地望着我，苍白的脸上布满疑惑，“你妈妈是不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我说：“爸，你说什么呀？妈妈是跳河自杀。”爹就嘻开扁嘴大笑，不相信的样子道：“我妈早作古了。”
由此读者又得到一条信息，我爹于“文化大革命”中疯过。造反派说我爹是国民党高级特务，又是汉奸，还是叛徒。这三顶帽子就像三座大山，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忽然有一天他就精神崩溃了，不晓得自己生活在哪个年代，看见整他的造反派雄赳赳地走进来，目光那么凶，像尖刀一样刺着他，他忙一副中弹的样子倒下，摁着胸膛，装死，或一本正经地跑到窗口喊叫“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这种视革命造反派为日本鬼子的行径，弄得造反派们既莫名其妙又大为恼火，觉得受了我爹的挑衅和侮辱，就用脚踢我爹，边冲他吼叫：“谁是他娘的日本鬼子，你说？”我爹惊惧地看眼他们，想逃，但背后是坚固的墙，前面是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就绝望地蹲下身，缩成一团，形似一只害怕挨揍的大猩猩，抱着头呻吟道：“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
他们起先认为我爹是装疯，以此蒙混过关，因为在他们看来，黄抗日这个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坏人，是不可能疯的，便凶道：“别装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国民党特务的这些小把戏，早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你只能骗自己，骗不了我们！”爹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缩成一团，哆嗦着。那些人讥讽我爹道：“喂，你是看了《红岩》吧？你想学电影里的华子良？你这德行，怎么学得像我们共产党？坏人就是坏人。”
《红岩》那部革命斗争小说里，华子良为了牢友们的需要，在监狱里装疯。那个时代的人都读过这部革命斗争小说，都晓得华子良装疯，以此麻痹敌人，好在混淆视线中从事地下活动。我十几岁时也读过，我爹没读过，他不看小说。但是没有一个装疯的人会搓自己的粪便，并将粪便搓成条状吃掉。他们把我爹放了，因为我爹吃自己的屎。他们感到很失望，纷纷摇头，鄙视说：“猪狗都不吃自己的屎。”那意思是我爹连猪狗都不如，这样的人再关着，实在是浪费国家的人力、财力，也是侮辱他们的智慧。他们中的一个人走进我家，虎着脸把我和我姐叫到关着我爹的房前，打开门，对我和我姐说：“你们把他带回去。”
姐叫道：“爸爸。”爹头也不抬。我唤了声：“爸爸。”
爹照样埋着头，好像没听见我和姐叫他。姐走过去拉他，爹蓦地抬头，大张着嘴痴笑，突然醒过神来的样子，紧张着脸、左右觑一眼，睨着我姐说：“咦，你怎么在这里？到处都是日本兵呢，快跑呀姑娘，日本兵是什么人都杀的。”
那是一九六九年。
爹现在住在我家。此前，爹被我大哥接到北京住了三个月，但爹不适应北京的气候。北京气候干燥，不像南方湿润。爹住在北京的那三个月，先是手上的皮肤开裂，跟着脸上的皮肤也开裂成一条条缝，就像树皮裂开一样，接下来身上的皮肤也裂开了，露出粉红色的肉。于是大哥把爹送回了南方。爹在我家住了不到一个月，所有开裂的皮肤全愈合如初了。这是南方的空气湿气大，湿气对保护皮肤很有好处。爹只适合在他生长的南方生活。大哥十七岁就去了北方，已适应了北方气候，因此皮肤不开裂。
爹在两年前，还是个正常老人，能吃能睡，不吵事，也不跟我或我姐纠缠。吃过饭，他会拿张报纸，坐在梨木太师椅上或桌前，戴上老花眼镜，《人民日报》或《湖南日报》，从头读到尾，看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看国家又颁布了什么新政策。往往要我催他睡觉，他才如梦方醒的样子弃下报纸，走进卧室躺下。但他的生命向九十岁这道大关迈进的近两年里，人返老还童了，动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觉得自己很孤独，觉得我们不关心他，还觉得自己很委屈。“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爹哭着对我说，“我不想住在你这里了，我要回家。”
“这就是你家，”我对爹说，“你没别的家了。”“这不是我的家，这是你家。”爹分得很清。“我家就是你的家，爸爸。”“我要回黄家镇。”爹哭巴巴地指明道。“回黄家镇干什么？”
爹说：“回黄家镇住。”爹在黄家镇有一套两室一厅房，那是镇政府于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建的，爹是离休干部，自然也分了一套。早些年爹就住在那套两室一厅房里，一个人住着，一个人搞饭吃。但他不搞卫生，家里肮兮兮的，厨房里油渍渍的，弄得同邋里邋遢的狗窝一样。结果他在自己的厨房里溜了一跤，中了风，在地上睡了半天。要不是他的邻居——一个比他年轻的老头跑来找他下象棋，发现他躺在厨房的地上话都说不出，慌忙叫人把他送进镇医院抢救——那他在八十岁那年就已经见阎王了，但阎王爷那天还不想要他，派那个年轻点的老头来救了他的命。我和姐把爹接回长沙治病，总算把爹从死亡的谷底拉了上来。从此，我再也不敢让他只身回黄家镇住了。他这样的年龄，再摔一跤，恐怕就直接与阎王老子对话了。
“小毛，我要回黄家镇。”吃饭时，爹可怜巴巴的样子看着我。我的小名叫小毛。我的大名叫黄跃进，我是“大跃进”那年生的。我的名字上打着时代的烙印。我用困惑的口气说：“你怎么又要回黄家镇？”爹说：“小毛，我住在你这里同坐牢一样。”
“同坐牢一样？”爹感到说错了话地低下头。
“你有吃有穿，既不要你做饭又不要你干其他家务，还坐牢一样？”爹说：“你们一上班，我一个人，连说话的人都没一个。”“你可以看电视，还可以听音乐，家里有唱花鼓戏的DVD，你可以随便听呀。”“听厌了。”
“那就看看电视。”爹回答：“电视不好看。”“那你要看什么呢？”
“我还是想回黄家镇，”爹说，“我不想住在你这里。”
我住着一套三室两厅两卫房，是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花几十万元买的，楼层为七楼，顶层，但没电梯。我买它，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锻炼身体，上楼、下楼都得依赖两条腿，回家爬爬楼，这就是锻炼。我爹却无法出门。七层楼的上下，对于某些健康的老人都很吃力，对于我爹就更加要命。爹快九十岁了，人老得有些古怪了，思想也天上地下了，假如他下了楼，就得用很长时间上楼，要不就是我把爹背上来。爹为了不麻烦我，就尽量不下楼，想晒太阳就站在晾台上，伸出头去迎接阳光，否则他就没法晒到太阳。他觉得自己的活动场所非常狭窄，犹如坐牢一般，白天又没人来，即使有人来，也不是找他的，打电话找人聊天又没人聊——他这个年龄的人大多死了，活着的几个彼此都不关心了，而且打电话聊天，爹又舍不得，觉得说两句话都要钱，是浪费钱。我姐住五楼，住的是复式结构，有电梯。但爹思想封建，认为女儿嫁人了就是别人家的人，他住到女儿那里等于是住在别人家里。他可不愿意麻烦“别人”。我打电话把姐叫来了，爹总是吵着要回去，好像是我束缚了爹的人生自由一样。如果要送爹回去，也得征求姐的意见。姐是医生。我问：“爸这样子回去行吗？”
“绝对不行。”姐尖声说。爹坐在沙发上，蜷缩成一团，犹如一个被伤害的老人，偷偷地看着我和姐。我说：“爸总是说他要回黄家镇，我都烦了。”姐说：“你看爸爸这样子，还能一个人搞饭吃？”“不能，可以给他请一个保姆。”“保姆会照顾爸爸拉屎拉尿？爸爸经常小便失禁，保姆会给他洗尿裤？”
姐说的是事实，这两年，爸爸经常小便失禁，要解小溲了，突然就急慌了神，往卫生间走的几步中，往往还没来得及解裤扣，尿就迫不及待地出来了，尿湿了裤子。而且他又要面子，你说他尿湿了裤子，他会否认。我明明看见他的裤裆或裤扣边湿了一块，要他把裤子换了，他竟不愿意换，说“不换，等下就干了”。这种状态，当然不能让他一个人单独生活。我说：“爸爸整天说他要回去，我有什么办法？”
我姐精干，但脾气较大。她的面相有些像我记忆中的母亲。她是内科医生，早几年评了教授，还出过两次国，所以讲话大声大气的，一副见了世面的样子。她冲缩在沙发上的爹没好气地说：“爸爸，你不要胡思乱想，你动不动就用回去威胁我们。我告诉你，我们都要工作，你回去了哪个管你的死活？！”
爹惧怕的样子瞪着我姐，就像囚禁在铁笼里的一只老猩猩。姐咳声嗽，脸上有些愠色，又说：“你回黄家镇有什么好？你那一辈人都死得差不多了，还有几个人会理你和找你？你想错了，爸爸。”爹仍是那种表情瞪着姐。姐生气地说：“黄家镇哪里好？一个我都不愿意回去看一眼的地方，我们还没受够？“文化大革命”中，你还没吃足亏？我是坚决不赞成你回黄家镇。”爹憋着脸，看着说话干脆、坚决的姐。
姐又说：“住在这里多好，吃饭、洗衣都不要自己动手，卫生也不要搞，还要好舒服？小毛这样孝顺你，你还不满足？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说？”
爹仍是那种害怕什么的老猩猩神态，不敢犟嘴，垂下了他那张皮打褶的脸。姐说：“爸爸，你太不像话了。”姐有训斥病人的毛病，凡是让她烦躁的人，她一律将其视为病人。姐在病房里就是以恶著称，病人及病人的家属都有点怕她，晓得我姐训起人来总是把人不做人训，指出生死要害，一点也不留情面。姐还不甘休，继续教训道：“爸爸，以后你再不要说这样的话了，真的把你送回去，死了我们就不负责任。”姐讲狠话道：“反正我这辈子是不会回黄家镇了，要去你去。”爹认错的模样回答：“好了，我不说这样的话了。”“你过两天又会说，”姐驳斥爹说，“小毛都烦了，我耳朵都听起茧了。”爹迷茫地张大嘴道：“我过两天又会说吗？”“你要记住你说的话，我不想再听小毛打电话说你吵着要回黄家镇。”爹惭愧地低下头，想让自己镇静、清醒，像个正常人一样说话、思维和交流，以免儿子、女儿冲他发火，但他那头发花白的脑袋里，总是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让他迷惑。爹看着我姐，拼命回想着什么，临了问：“李香桃吗你是？”
爹又犯迷糊了，他把自己的女儿认成了我母亲——他的亡妻李香桃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