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师之所以能成为继孔子、孟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家宗师，有些理论确有独到见解，诸如“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自敬，则人敬之；自慢，则人慢之”、“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云云，治学思想，有自己的一套打人的把势。然而，过分提及“三纲五常人伦秩序”，如概括性的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和“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观点，压抑人性，流毒千年，那是一把看不见的杀猪刀，屠宰了千千万万的子子孙孙。
清代著名哲学家戴震，在《与某书》中说：“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然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将理学比作酷吏，两者皆杀人，一个以法律杀人，另一个则杀人于无形之中。于是，清代末年，出现了谭嗣同、邹容、宋恕、孙中山、陈独秀、吴虞、胡适、鲁迅、巴金、曹禺等一批反封建反礼教的革命斗士。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称之为“五四运动”。运动前夕，先锋舆论媒体《新青年》杂志，连续刊登吴虞撰写的《吃人与礼教》等多篇文章，强有力地抨击封建礼教和旧文化，并喊出嘹亮震撼的口号——打倒孔家店。
原始儒家思想，思无邪，非常厚道，实用也实在，没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孔子无罪，人伦秩序，压抑人性，这些理论也不是他老人家提出来的。朱学原是一种学术思想，由于很对统治阶级的胃口，许多想法与上峰极为吻合，所以它才被确立为正统思想。统治阶级“拿来主义”将其原有思想直接异化，适合其需要。理学作为地主阶级新的思想理论体系，对当时社会生产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在过分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等方面，限制了中国人的思维。自此，昔日那个积极的、血性的、健康的、向上的中华民族，由攻转守，变为消极的、保守的、病态的、迷茫的民族。
朱熹代表作《四书集注》，被官方修订放大为《四书集注大全》，以朱熹本人思想为主，收录朱熹门人的理论以及其他一切符合统治阶级思想的哲学理论，全国推行，为科举考试之教科书。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批判明代官方教材“抄袭成书，内容陋劣，经学之废，实自此始”，看来顾老师一点都不糊涂。
明代确定朱熹理学为官方教材后，出现了两位大师级人物——薛瑄和吴与弼。
薛瑄与弟子张鼎、阎禹锡和私淑段坚等形成河东之学，再由段坚门徒周蕙及其再传弟子吕等，形成明中期的关中之学，这是理学的分支之一。另一分支，也就是吴与弼的理学，门人有陈白沙、娄谅、胡居仁、罗伦、谢复、胡九韶、周文、杨杰等。学生们又分为两派，以陈献章为代表，得吴老师静观涵养之理，开启白沙学派。娄谅、胡居仁得吴老师笃志力行之精神，创立余干学派。另，吴老师这里又是姚江之学（阳明心学）根源始肇。
6.近代时期
进入清朝，特别是鸦片战争爆发后，促使清朝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洋务运动，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态度。后，清朝末年又出现了新儒学。
以上哲学发展简史，有着一个极为清晰的发展脉络，也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哲学看不见摸不着，但一直存在，指导人们生活和社会发展。
第二，每种哲学思想都经历了漫长岁月，无数哲人智慧积累，前仆后继，形成体系，是群体智慧的结晶。
第三，政治选择思想，哲学服务统治。第四，难易程度因人而定，认为哲学难，有时很简单；认为哲学简单，有时很玄奥。
折腾人的学术热点
儒家思想创立伊始，经过千年变化，几度浮沉，最终确定为中国人的思想核心。犹如一款软件的诞生，经过使用，不断地改良升级，但总有经典的一款。阳明心学是儒家思想分支，好比一棵果树，有若干枝干，有的枝干有花无果，有的枝干硕果累累。阳明心学这一枝，果实丰沛，影响深远。只可惜，在它的产生地未能落地生根，反而在别处土壤姹紫嫣红。
儒家思想经典著作，主要有儒家十三经，即《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其中，《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经典著作是孔子他老人家编著的，每本著作教育范围和意义大不相同。
如《诗》《书》明志：简言之，一个人为啥活着？这是很多人在人生路上百转千回之后，来自心底最沉重的一问，人到底为了什么活着？问题一旦上升到哲学层面，会变得复杂起来。对于此，孔子他老人家为诸位提供了参考文献《诗经》和《尚书》。《尚书》里面记载尧、舜、禹、夏、商、周的历史故事，看看先贤们是怎么活着的。另外，《诗经》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总结，孔子对《诗》有一句经典的评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人到底为了什么活着呢？读读诗经，看看史书，或许能从中找到人生的真谛。
又如《礼》《乐》明养：在《诗》《书》中能够找到一个人为了什么活着，《礼》《乐》则告诉我们，人怎么活着？混吃等死、坑蒙拐骗、丢人现眼、急功近利云云，人各不同，各有自己的活法。这两部著作，体现出了儒家思想实实在在的想法，告诉了我们该如何活着。先要解决个人修养问题，不说人见人爱，至少不能人见人踹。时下，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极为迫切，礼仪不可缺少。另，《礼记》中明确提出了“三纲八目”的人生目标，此后文详述。这些不是封建糟粕，更不是思想禁锢。仔细琢磨琢磨，儒家思想非常实在。“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他老人家厚道地告诉我们，追求金钱没什么错误，活着离不开钱。社会在发展，很多儒家经典思想也在与时俱进，时下这句话应该理解为学好专业技能，把你的手艺搞得呱呱叫，方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作为知识分子，除了修身养性外，《礼》《乐》还告诉了我们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随着社会不断向高级文明发展，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
再如《易》《春秋》明知：这两本著作旨在教会读书人谋生的技能。假如从前面四本书中找出了“人为什么活着”和“人怎么活着”，那么这两部著作则是告诉我们“人（读书人）活着的基本技能”。学而优则仕，大凡取士，最起码也得有两把刷子。领导问什么，你总得对答如流，触类旁通，并能提出合理化建议。如此，方觉得你是个人物，才有可能享受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的待遇。这叫做学问，也就是读书人谋生的技能。《易》如果是一部算卦的书，不会流传至今。孔子他老人家轻易不教人这个，属于上乘武功秘籍。《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前481年）的历史，因为这部书的时间与历史时代吻合，所以史学界将东周分为两段，即春秋和战国。《尚书》是史书，《春秋》也是史书，但《春秋》属于近代实事，意义类似于今天的行政综合知识。
花开两朵，单表一枝，且说儒家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格物致知。儒家各学派的学术切磋焦点，几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格物致知”源于《礼记》中的《大学》篇，文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短短一百九十八字，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观。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皆在这一百九十八个字。此处是吾乡，不管你信不信，事实摆在眼前，即便你不知有此一说，这辈子也在其中，并非踽踽独行，在人生的路上，你并不孤单，因为有千百万的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读书人，共同前行，一起裸奔。
《大学》篇明确提出了个人道德修养境界和人生奋斗目标，即“三纲八目六证”，三大纲领，八小条目，六个补充，读书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六证：止、定、静、安、虑、得《大学》开篇提出了“三纲八目”的全文总纲领，然后逐条解释，也不知因为疏漏还是其他原因，文中提及的“格物”和“致知”，没有明确解释，并且先秦古籍也没有出现过“格物”、“致知”，无参照物，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成了儒学思想的千年谜题。很多大儒发现了这个漏洞，纷纷根据自己的阅历学识理解体会，注上了自己的读书心得。于是各位大师纷纷钻空子，“格物致知”遂有了多种版本。时间一长，形成习惯，关于此的注疏是学者能否成为大师的学术标志。
最早做出注解的是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他注解为：事物之来发生，随人所知习性喜好。唐代孔颖达与之心得一致，较之更加细化。
唐代李翱注解为：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北宋司马光注解为：抵御外物诱惑，而后知晓德行至道。北宋程颢注解为：穷究事物道理，知性不受外物牵役。北宋程颐注解为：穷究事物道理，致使自心知通天理。南宋朱熹注解为：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南宋陆九渊注解为：修持心性不为物牵，回复天理之知。明代王阳明注解为：端正事业物境，达致自心良知本体。明代王艮注解为：规范反省自身行为，了知德行根本。明代益智旭（明代高僧，俗名钟益）注解为：修持唯心识观，转意识为妙观察智。
明代憨山德清（明代高僧，俗名蔡澄印）注解为：感通外境万物，致以化为自心真知。
诸位大儒对“格物致知”的注解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当初孔老师的一个疏漏，导致后世争论不息，每个人的哲学思维截然不同，就这句话来说，一百个人会有一百零一种解释，无法统一。究竟哪种注解才最近接孔老师的本意？后世儒家学者模棱两可，也提不出来新鲜命题，遂从历代注疏中寻找心中最接近孔子本意的那一个。经过激烈争论，朱熹胜出，他的格物致知注解成为主流说法，即是“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和道理”。之所以能成为主流思想，盖因元代中期朝廷将朱熹的《四书集注》定位官学，公务员科举考试的教材。
到了明代，有臣建议朱元璋认南宋大儒朱熹为祖宗。历代皇帝都希望能成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英明伟大的帝王，想方设法地往自己脸上贴金。朱元璋与朱熹虽为同乡，但他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朱元璋一代性情帝王，断然拒绝了大臣的建议，老子就一农民，贴金给谁看？但这并未影响朱熹《四书集注》的官学地位，并一直延续到清代，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还受其影响。
在朱熹理学为明代官学的历史条件下，王阳明振聋发聩的呐喊，能否惊醒国人儒家思想原始的本性，翘首期盼，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