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任务——日本
在美国所有全力以赴的战争中，日本是最让我们琢磨不透的一个民族。因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与我们迥然不同。在以往的作战中，我们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而如今我们却需要区别对待。
正如1905年日俄战争中沙俄曾经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们作战的敌手——日本，是一个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民族。他们竟公然向西方传统文化挑衅，无视西方国家强调的以人性作为基础的战争规则。这就使得太平洋战争不仅仅是一系列的岛屿海滩登陆行动，也不仅仅是困难重重的后勤供应问题，而是如何了解、吃透“敌性”的问题。因为，只有了解了他们的行动，才能与之对抗，从而赢得最终胜利。
要想充分了解日本人的性格，困难是很大的。在日本的锁国大门打开以后的75年间，人们形容日本人时总是使用“但是，又……”之类让人极为迷惑的词。这类词句极高的使用频率是世界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
任何一位治学严谨的观察家，在论述日本以外的其他民族成员时，如果说他们彬彬有礼，就不会说“但是，他们又蛮横无礼，目空一切”；如果说他们做事刻板，就不会说“但是，他们又善于适应激烈的革新”；如果说他们性情温顺，就不会说“但是，他们又不太容易服从上级的控制”；如果赞美他们忠诚、宽厚，就不会同时诋毁——“但是，他们又不讲信用，满腹埋怨”；如果说他们神勇无比，就不会又描述他们如何懦弱；如果说他们从不顾及自己的面子，就不会又说“他们勇于承担责任和义务”；如果说他们的军队拥有铜墙铁壁一般的纪律，就不会又说“他们的士兵如一盘散沙，不服管教，容易犯上作乱”；如果说他们倾慕西方文化，就不会细数他们冥顽不化的保守主义思想。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观察家，他不会撰写一本书既描写某个民族如何爱美、如何给予演员和艺术家以最高的荣誉、如何醉心于欣赏菊花艺术，同时又笔锋一转，撰写另一本书补充说该民族如何崇尚刀剑和武士的最高荣誉。
这些说法看似矛盾，但却是构成所有研究日本的书籍的纵横交错的经纬。当然，这都不是凭空而说的。例如“菊花与刀”，就是日本现实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一组矛盾。日本人既争强好斗又性格温和；既穷兵黩武又天性爱美；既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又随机应变；既温柔驯服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不二又易于叛变；既勇敢如虎又怯懦如鼠；既冥顽不化又善于尝试。他们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自己的罪恶感所征服。他们的士兵表面上循规蹈矩，骨子里却蠢蠢欲动。
了解日本的国民性已经成为美国人的当务之急，那么我们就不能对以上所讲的这些矛盾以及其他许多令人烦躁的矛盾视若无睹。一系列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本土？要不要干脆直接轰炸皇宫？从日本战俘身上我们能了解到什么？要怎样对日军和日本老百姓实行舆论宣传才能将美国士兵的牺牲最小化，同时削弱日本人顽固抗战到最后一个人的决心和意志？如果和平来临，要维持日本这个民族的秩序就必须对其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吗？我们是否要和那些在日本山林的要塞中负隅顽抗的强硬分子决一死战？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来之前，日本会不会率先发起一场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如果发生，将由谁来领导？或者，干脆就此把日本消灭掉？这些问题的答案肯定是众说纷纭的。
1944年6月，我奉命从事研究日本的工作。命令要求我运用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技巧，来弄清日本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那年初夏，美国刚刚对日本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攻。当时，在美国多数人都认为美日战争可能会持续三五年，或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日本人却普遍认为这场战争将会成为百年之战。他们认为，美军的胜利只是取得了暂时的、局部性的胜利，但是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呢！而日本官方的公报，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日本国民笃信他们是最后的胜利者。
然而到了6月，战争形势开始发生巨大的转变。在欧洲，盟军开辟了第二战场，对德战争已胜利在望，最高司令部两年半来优先考虑欧洲战场地位的决策已无必要了。而在太平洋战场上，我军在塞班岛顺利登陆，也预示着日军在这场战役中将彻底失败。在这之后，我军与日军短兵相接的次数日益增多。从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以往这些战役中，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与我们作战的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敌人。
因而，尽快搞清敌军特点，解开有关日本人的种种谜团，这项工作就显得极为重要了。我们不仅要关注日本人的军事、外交政策和最高决策方针，还要关注敌后方平民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舆论，看能否在敌后方散发传单。这都需要我们提出切实可行的富有洞察力的建议。
在这场全方位的战斗中，我们不仅要了解东京当局的动机和目的、日本的悠久历史，以及他们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统计资料，还必须弄清楚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和感情习惯，以及由这些习惯所形成的行为模式，搞清这些行动、观念背后的制约因素。我们还不能根据我们的行动习惯想当然地认为，在某种状况下，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日本人也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我接受的任务是相当艰难的，因为美国与日本日前正在交战。在战争中，把一切都归咎于敌国是相当容易的，但要从敌人的角度出发去探讨他们自己怎么看待人生就有一定难度了。然而，这正是我要进行研究的目标。我们要搞清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处在他们的境遇时我们将如何行动。
我努力让自己明白，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不但对我没有害处，反而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也必须把他们进行战争的方式，理解为文化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不论是身处乱世还是在和平时代，日本人都有自己的行动特征。那么，日本人在战争中都表现出了哪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呢？日本领导人都在做些什么呢？他们鼓舞士气、指挥士兵以及安定国民的方式又是什么呢？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他们在战争中会把什么视为自己最核心的资源。我必须认真研究战争中的各个细节并将其详加记载，以便让美国人更加全面、清晰地认识日本人。
可是，两军正在交战，这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障碍，让我不得不放弃实地调查的念头——这是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无法亲自到日本去，无法在日本人的家庭中与他们一起生活，不能亲眼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并且区分关键性的和非关键性的。我不能看到他们处理问题和作出决策的复杂过程，也不知道他们怎样培养和教育下一代。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的著作《须惠村》对于日本村落、田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在1944年遇到的有关日本的许多问题，在这本著作里一点都没有提到。
尽管困难重重，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坚信其他的一些研究方法和必要的条件也可以为我所用。起码我可以与研究对象面对面地交流——这是一个被文化人类学家最为倚重的研究方法。在美国居住着许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他们都愿意与我沟通。他们给我讲述了许多亲身经历的事情，从他们的叙述中，我知道了他们看待战争的态度、进行判断的依据。他们的观点填补了我知识上的许多空白。而这些知识对于一个人类学家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一些社会学家从日本的图书文献、历史事件和统计资料，以及日本的文字或口头宣传的词句中寻求到了其发展变化。他们所企求的答案有很多都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之中，因此，同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一起研究，我们的答案会更加完美。
除此之外，我还请教了大量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士，阅读了他们的著作以及论述日本的丰富文献。比起那些到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对没有文字的部落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家们，我算是个幸运儿。那些民族由于没有书面文字，无法用文笔来记载历史，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过去和历史。西方人对他们的描述也是凤毛麟角、浮光掠影。因此，那些实地调查的学者们不得不在没有任何前辈的帮助下研究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状况以及宗教生活。而我在研究日本时却可以参考很多学者的文化遗产，那些论述日本的文献，以及在日本居住过的许多西方优秀观察家的言论，这一切无疑给我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
古文献中存在着大量关于日本人生活细节的描述，欧美人士也仔细地记录了他们的有趣经历，就连日本人也撰写了非同寻常的自我纪录。跟其他东方人不同，日本人有着非常强烈的表达欲望，他们既写生活琐事，也写赤裸裸的世界扩张计划，并且非常坦率。当然，和其他民族一样，他们并没有和盘托出。在描述自己的国家时，他们会省略许多真正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些他们太熟悉，就像呼吸空气一样习而不察了，没有描写的必要。美国人在描绘美国时也会这样。但不管怎么说，日本人还是非常喜欢暴露自己的。
我在阅读这些文献时，采用了达尔文创立物种起源理论的读书方法，着重研究了那些无法了解的事情。例如研究国会演说时，我应该了解些什么？他们为什么对一些无足轻重的行为大肆攻击，而对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却充耳不闻？这种态度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我边阅读边提问：“这幅画有什么毛病？”“为了更好的理解，我必须知道些什么？”
我还看了不少在日本拍摄的宣传片、历史片，或描写东京及农村当代生活的电影，然后和一些在日本看过同样影片的日本人一起探讨。他们在日本生活过，看待影片中的男女主角和反面角色的眼光与我有天壤之别。当我对某个情节感到迷惑不解时，他们却十分明白。而且，他们能从电影的整体背景结构来理解剧情和动机，而我有时感到不可理解。正如阅读小说，我的理解和在日本长大的他们有着很大的差距。在这些日本人中，有些人会为日本的风俗习惯进行辩护，有些人却无情地鞭挞日本的一切。很难说哪种人的看法让我更有收获，但不管他们对这种生活方式是欣然接受还是痛加排斥，他们所描绘的日本人的生活画面都是一致的。
如果只是直接从老百姓中间搜集资料并寻求解释，那么这个人类学家所做的工作就与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任何一个出色的西方观察家所做的工作并无二致。如果一个人类学家的贡献仅此而已，那就别指望他比驻日外国观察家作出更多的贡献。因为人类学家受过专门的训练并具有特殊技能，所以，只要他们多花费一些精力，就能够使他们在这个学者和观察家云集的领域中脱颖而出。
只要人类学家对于亚洲和太平洋的文化有着一定的了解，就会发现，日本很多社会风俗和生活习惯与太平洋岛屿上的许多原始部落极为相似。这些原始部落包括马来西亚、新几内亚、波里尼西亚。如果根据这些相似点来推断，古时候也许有过人口迁移或往来，颇有趣味。但对我来说，判断这些文化的相似性的价值，并不在于这中间发生过什么样的历史联系，而在于能否凭借它们获得一些了解日本生活方式的启示。
我对亚洲大陆的暹罗、缅甸和中国有些了解，因而常把日本与它们进行比较。它们同属于亚洲伟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人类学家在对原始民族的研究中反复地证明了这种文化是极具研究价值的。一个部落的正式习俗与其周边部落也许有90%的相同之处，但总有一小部分与周边部落存在差别。这些差别就能体现出他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异，而正是这一小部分差别决定了这个民族未来独特的发展方向。人类学家最感兴趣的，就是这种建立在整体上具有共同特征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的研究了。
人类学家必须习惯于本土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他们的研究技能也将因此而得到不断改善。他们凭借经验了解到，不同文化中的人在遇到某种情况时必须对其含义作出判断，不同部落和不同民族之间的人作出的处事方式也是迥然不同的。在某些北极或热带沙漠地区，你会遇到以血缘关系和财产交换为基础的部落。不论你的想象力多么出色，恐怕也想象不出会有这种习俗。遇到这种情况，人类学家不但要调查亲属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细节，而且还要弄清这种习俗在部落行为中产生的后果，以及部落的后代是如何从小就受习俗的制约，身体力行并世代相传的。
人类学者对上面所述的差异、制约和后果的关注在对日本研究中也可充分运用。人人皆知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差异巨大，甚至有些美国人认为，无论我们做什么，日本人就一定会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一个研究者相信这些话，并且认为这种差异太离谱，根本无法认识日本民族，那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人类学家已经根据自己的经验充分证明，越是离谱的差异越具有研究价值。研究者应该把这种差异当作是一种资本而好好地加以利用。在人类学家眼里，制度和民族表现得越离谱，他们就越会感兴趣。他们不会把任何东西视为想当然，特别是对于他们所研究的部落成员的生活方式。这就使得他们不会只精心挑选出一些特例，而是全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