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西方各民族时，有的人对整个行为领域习而不察，认为很多事物都是当然如此，以至于他们不认真研究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和一些很微小的习惯，这些都是缺乏比较文化研究训练的表现。其实民族的特性正是由这些细小的习惯或公众意识组成的，它们对一个民族未来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外交官签订的各种条约。
人类学家必须仔细地研究人们习以为常的各种生活习惯，因为这些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事，到了另一个国家可能就非比寻常。如果他们了解了这个国家最恶毒的一面，或者那个国家最怯懦的一面，或是在某种情况下他们是如何反应和感受的，就会发现这都与这些民族中最常见的一些生活报告和细节有关。人类学家要充分掌握这些翔实的资料，而且还要知道如何对其进行下一步的挖掘和研究。
这种方法非常适合于研究日本。只有多多观察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进行这项研究的重大意义：无论是在一个原始部落还是在最先进的文明群体，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的一些琐碎小事中体现出来的。不管他们的行为和意见是多么的奇怪，他们的感觉和思维方式都来自于他们的生活习惯。越是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感到迷惑不解，我就越认为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一定有某种导致这种怪异行为的极为平常的条件在起作用。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习成长的。假如通过这项研究，我能够一步一步地体验到人们日常交往的微小细节，感觉一定很有意思。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相信，无论是多么孤立或渺小的行为，它们彼此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我非常重视研究数百个单一的行为通过怎样的组合才能构成一个综合性的模式。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会自发地设计自身的生活模式，它会对某些事情的处理方式以及评价方式表示认可。纳西俄社会中的人就把这些结论认为是整个社会存在的基础。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他们都会尽可能地将这些融为一体。他们既然接受了某种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在生活中再按照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来思维或行动，否则，将使自己陷入思维混乱和行动不便。为了让个人与环境达到和谐统一，他们总是力求自己的行动与周围环境的行为步调一致。和谐一致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不然整个体系就会变得支离破碎。
因此我们说，经济行为、家庭生活、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就像齿轮一样相互契合在一起。假如，当一个部门发生了比其他部门更猛烈、更急切的变化时，其他部门就会马上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正是来自实现和谐一致的需要。在无文字的时代，对权力的一致不但体现在宗教活动中，还体现在与其他部落的经济交往以及与其他部落的关系中。后来，在有文字纪录的文明民族中，教会在政治、经济领域渐渐失宠。人们不断要求享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在日益高涨的呼声中，教会只好将与其自身无关的权力拱手相让。虽然保留了这些神圣经典，但其内容却发生了改变。宗教教义、经济活动和政治不再是被圈在各自的小圈子里的一潭死水，而是漫过各自假定的堤防，互相融会，混为一体。
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学者们的研究领域越是扩展到经济活动、性生活、宗教以及婴儿抚育等领域中，就越能探究到他们所研究的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就越能有效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大胆地提出假设并收集资料进行论证。这样，他们就能把任何民族提出的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道德方面的要求领悟透彻，并且认为这是各个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不同表现。所以，这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一本探索和研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和观念的书。它将尝试通过描述日本人的种种行为来揭露他们的观念和动机。也就是说，这是一本讨论日本何以能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身处20世纪，我们仍然有一些非常糊涂的、有失公允的看法，这是我们所面临的障碍之一。不仅对日本何以会成为日本民族，而且对美国何以能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何以能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何以能成为俄罗斯民族，我们都知之甚少。各民族因为彼此缺乏沟通和了解而互相误解。有时候仅仅是非常微小的纠纷，也有可能会演变为巨大而无法协调的分歧。而当一个民族基于他们独有的经验和价值体系，已经形成了一套与我们的设想完全不同的行动理念时，我们却还在奢望与他们建立共同目标，却从来没有主动地去了解过他们的习俗和价值体系的具体内容。如果去了解，我们就很可能会发现，有些行为并不一定是坏的。事实上，它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一种。
每个民族对于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习惯都不太可能自己讲得清。每个民族的作家都力图生动地描绘他们的民族，但这是不容易的。每个人在观察事实的时候，都不会觉得自己戴着有色眼镜，但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在观察生活时所使用的镜片和别的民族都是不一样的。每个民族都自认为自己的观察准确无误，焦距和视点仿佛上帝早就安排好了。我们从不指望戴眼镜的人搞清楚镜片的度数，同样我们也不能指望各民族自己分析清楚他们的世界观。想知道镜片的准确度数时，我们就会训练一位眼科大夫，他自会验明眼镜的度数到底是多少。同样，有朝一日，我们也会承认，社会科学家的使命就是为当代世界各个民族做类似眼科大夫的工作。
这个使命的完成必须要具备某种坚强的精神和宽容的心态。某些善良的人有时会对这种精神进行指责。这些“世界大同”的倡导者希望全世界人们都相信：所谓的东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教徒和穆斯林教徒的差异都是表面现象。事实上，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相似的。中国人把这一观点叫做“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中国人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却不能同意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些亲善大使们有时候似乎认为：只有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都像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才能建立起国际亲善主义。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尊重其他民族，就必须强求建立起这种同一性，这就好比强求自己的妻子儿女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这未免也太神经质了。
硬心肠的人则认为这种差异天经地义，理当存在。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容忍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只要不威胁世界和平，美国可以是地地道道的美利坚合众国，法国、日本也同样如此。如果一个学者自己并不认为差异是悬在人类头上的可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么，在他眼里，企图以外部压力来抑制这类人生态度的成长都是极其荒谬的。当然，他们也无须担心坚守在这一立场，世界就会僵死不变。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使这个世界静止。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有安妮女王时代及维多利亚时代，随着时代的变迁，英国并未丧失其英国本色，英国人依然是英国人。正因为有统一的英国民族特性的存在，英国才能够适应不同的时代，承认不同的标准和民族气质的存在。
对民族差异作系统性的研究，除了要有坚强的意志外，还要有一种大度的气量。只有对自己的信仰坚守不移，才会有不同寻常的气度。只有这样，宗教比较研究才能蓬勃发展。他们或许是耶稣教徒，或许是阿拉伯学者，甚至是不信教的人，但绝不是偏狂者。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如此，当人们固执地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唯一的生存之道，并战战兢兢给予过分的保护时，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不能有所进展。
这种人绝不会明白，获得其他生活方式的知识会使得自己对自身的文化更加热爱。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只会把自己置身于愉快和丰富的体验之外。他们保守自封，以至别无选择，只能强求别的民族采纳他们的特殊方式。作为美国人，我们会强求所有的民族接受我们所喜爱的信条。但是，其他民族往往会难以忍受这种强加于他们的生活方式。这就好比我们学不会像某些东非土著人那样以金鸡独立式站着休息，也无法学会用十二进位制来代替十进位制进行计算一样。
所以，这是一本全面阐述日本民族习惯的书，它将告诉人们，哪些习惯是日本人会接受的，哪些是日本人会拒绝的；在哪种情况下，日本人希望得到称赞，哪种情况下又不会；在什么时候，日本人会觉得惭愧、尴尬，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怎样要求自己。
本书的理想描述对象就是那些平凡的街头巷议者，也就是日本的平头百姓。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曾置身于书中所谈论到的每一种特殊情况，而是当某种情况发生时，这些人都会承认，在日本事实上确实会如此。作者的研究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描绘出日本日积月累沉淀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也许这个目的最终无法达到，但这仍是本书的理想目标。
当研究在进一步进行时，研究者很快发现，无论再增加多少调查数据，也不会对确定一些事实提供更多的帮助。比如某人在何时对谁鞠躬行礼，就不必对全体日本民众进行统计分析。日本人都有这个习惯，任何人都可以向你证明，只要抽样调查就可以了。不必费神费力地去调查100万个日本人，以确定这个信息是否准确。
搞明白日本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是一项比统计任务难上百倍千倍的研究任务。人们迫切地想通过报告了解到，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和看法是怎样形成日本人观察现实的透视镜的。研究者必须阐述清楚这些理念是如何影响日本人观察人生的焦距和方法的，而且，他们还必须努力让那些用完全不同的焦距来观察人生的美国人也能听得明白。在这种分析过程中，最有权威的裁判并不一定就是“田中先生”——即普通日本老百姓。因为连“田中先生”也不能对这些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更何况，在他看来，给美国人写的这些作解释，本身就是画蛇添足，无此必要。
一般情况下，美国人对社会的研究，很少会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化所赖以存在的前提。大多数研究者都觉得这些前提是不言自明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将精力集中于人类舆论和行为的“分布”上。他们拿手的研究方法是统计法。他们通过大量调查资料、调查问卷访问、访谈者的回答，以及心理测试等方式，进行统计分析，试图从中找到一些因素的独立性或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在美国，舆论调查是高度完善的调查方式，它可以使用科学方法在全国选出最有效的抽样进行调查。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了解到某一公职候选人或某一项政策有多少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者和反对者可以按农村或城市、低薪收入者或高薪阶级、共和党或民主党进行分类统计。在一个实行普选，并由普选代表全面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里，这种调查结果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美国人一般通过投票来进行民意调查，并掌握调查结果。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美国有一个十分明显但却无人道及的前提条件——美国人对美国的生活方式一清二楚，并且认为这种方式是天经地义的。民意调查的结果往往能让我们对已知的一些事情再增加一些了解。我们认为，如果要了解一个国家，必须先对这个国家老百姓的习惯和观点进行有条理的、系统的、质量的研究后，我们的民意调查才能有用。诚然，周密的抽样调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政府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各自所占的比例，但是，如果事前对他们的国家观、人生观一无所知，抽样调查结果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只有了解了他们的国家观后，才能知道这个国家的老百姓的茶余饭后和国会中各党各派讨论的内容。公众对政府所持的观点，比标志各政党势力的支持率的数字更普遍，更有持久的重要性。
在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认为政府几乎是摆脱不了的祸害，因为它与个人自由相悖。除了战争时期外，政府官员的社会地位并不比私企员工高。美国人对国家的态度，与日本人对国家的态度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与欧洲国家也不可相提并论。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尽快了解日本人的国家观。他们的观点会通过民族习惯、对成功者的评论、日本大和民族的历史故事、童话以及节日庆典中的辞令表现出来。这些都可以间接地帮助我们对日本进行系统的研究。
在研究选举中，我们通常都会很清楚地知道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有多少。因此，我们对某一民族的生活态度和他们解决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也应该进行仔细、详尽的研究。日本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其基本观念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当我们弄清并找出日本人与西方人截然不同的观点，并理解了他们所使用的范畴和符号后，西方人眼中的有关日本人的那些难以琢磨的矛盾就不再是矛盾了。
通过研究，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对一些急剧变化的行为，日本却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完整连贯的行动体系的一部分。当我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发现，以前在我眼中怪得离谱的日本同事所说的一些言辞和概念，摇身一变就意义非凡了，而且充满着长期积蓄的情感。他们拥有着与西方人完全不同的道德观和罪恶观。他们的社会体系是独特的，既不皈依佛教，也不附属于儒教，而是日本式的——这既是他们的优势，也是他们的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