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子同时的道家人物是庄周。庄子创造了一套完全消极颓废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 没有本质的区别， 无所谓好恶、高下、大小、祸福、是非、生死之别。有人为生老病死而担忧， 庄子却认为人生的一切吉凶祸福都不必放在心上， 有了祸就是福， 人死了还是活着， 人死了就变成其他生物，活得可能更自由自在。他曾经做梦变成一只蝴蝶， 在花丛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醒来后自己分不清是蝴蝶变成了自己呢还是自己变成了蝴蝶。这就是他主观唯心论加上绝对的相对论的错误观点。庄子的唯心主义理论抹杀了事物的本质区别， 使人对人生和世界产生极端悲观和颓废的态度， 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情绪。
战国时的重要学派是法家。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是商鞅、李悝、吴起、申不害、慎到等人， 他们主要是政治改革家， 在各国的变法改革中起了主要作用， 尤以商鞅变法成就最大。他们在改革中建立了自己的学说， 主要强调以法治国， 奖励垦荒，反对世官制， 奖励农战， 重视战争的作用等等。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韩非是理论家， 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韩非本为韩国的公子， 他口吃而不善于政治活动， 但思想敏锐， 著述丰富。当他写的《五蠢》《显学》等篇被秦王嬴政看到后， 秦王高兴地说： 我如果能见到此人， 用他的理论来治国， 就是死了也没有遗憾了。公元前233年， 韩非到了秦国，和秦王日夜讨论政治， 秦王完全采纳了韩非的法家学说。韩非的学说主要是宣扬在发展农业、加强军队、改革吏治的基础上， 建立极端的君主专制主义， 以实现国家的统一。他认为商鞅提出以法治国， 申不害提出国君要用权术治国， 慎到提出国君治国必须建立起威势， 三者都有道理， 但都偏于一端， 应把法、术、势结合起来，国君既能以法治国， 又有一定的权术和威望， 能使臣下接受其统治， 那么国君的专制主义统治就会巩固了。韩非强调勤劳生产， 加强军队， 以法治国， 反对懒惰、游民和宗派、血统观念， 反对复古， 主张以今王为师， 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建立的需要， 在历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把人民看成为国君奴役的对象， 主张依靠严刑酷法来加强统治， 势必会激化社会矛盾， 影响生产力的发展。秦用韩非理论统一了中国， 也因用韩非的理论而导致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发生， 摧毁了秦王朝的统治。秦朝兴亡的历史， 对韩非的学说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除了以上几位最著名的人物， 诸子百家还包括以下这些：
子思子： 孔子学生， 与墨子同时。
杨子： 名杨朱。生平诸家记载不一， 极难确定。应在墨子同时或稍后， 而在孟子之前。杨朱主张“为我”， 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认为杨朱所代表的一些隐者是道家的第一阶段。而老子无考， 《老子》一书应在其后， 故《老子》学说仅能称之为道家的第二阶段。
陈仲： 墨翟之徒， 齐人。
孙子（孙膑）： 与孟子同时。
禽滑厘： 鲁人， 与孟子同时。
惠施： 约生于公元前370年， 卒于公元前318年， 宋人， 曾做过魏国的宰相， 是合纵的实际组织者。与庄子同时， 先庄子死。经常与庄子进行辩论， 最著名的是濠梁之辩。
魏牟： 魏公子， 后于庄子， 与公孙龙同时。（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公孙龙： 约生于公元前325年， 卒于前315年， 较惠施略迟， 约与邹衍同时。字子秉， 据说是赵国人， 曾做过平原君的门客。《汉志》录其书十四篇， 六篇保存至今，其中五篇基本可信。“公孙龙析辩抗辞， 别同异， 离坚白”。（《淮南子·齐俗训》）
稷下学者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衍大部继承道家学说和儒墨两家思想， 但又不同于各家， 有自己的特点。
在这一时代， 重要思想均被提出， 为后世开出先河， 因此春秋战国时代被称为中国的轴心时代。
黄仁宇谈儒家文化
儒家的统治者在立法时确定男人的地位高于女人， 年长的高于幼辈， 并且有学识地位之人高于无知之人， 他们自以为凡此都与自然法规吻合。有一段长时期， 这系统所产生的秩序及稳定， 还曾赢得外间的赞赏。直到19世纪初西方的商业利益挟着实力在中国沿海各处立足， 才在相形之下使儒家体制的弱点彻底暴露。它自恃为十全十美的理想， 毕竟假设多于实际。况且它以满足民间最低的期望为目的， 而不及最高的标准， 看来乃是组织简单、效能低下的政体。既缺弹性， 也欠实力。当这些弱点暴露之际， 其缺乏效率之处， 尚可视作非道德。（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战国七雄的形成
传说周武王灭商时， 有800个商的附庸参与征伐。在春秋时代， 有记录的国家有170多个。到孟子生活的年代， 就只有战国七雄了。诸侯间的兼并是非常激烈的。
春秋末战国初列国都起内乱， 推动内乱的大半是封建残余的世家。
先说三家分晋。
整个春秋时期， 晋国公室内部为君权而不断争夺、吞并， 晋献公为巩固君位，诛灭了桓叔、庄伯之庶族群公子， 公族势力受到打击。时隔不久， 公室内部再次喋血： 献公宠骊姬， 欲立其子奚齐为太子， 逼杀太子申生， 逐重耳、夷吾等群公子，这场内乱丧亡殆尽， “自是晋无公族”。晋文公继位后， 鉴于数世之乱的历史教训，不再分封公室宗族子弟， 政治上亦不重用公族， 而是起用一批异姓贵族， 这些贵族大都是随他流亡的有功人员， 如狐毛、狐偃、先轸、赵衰等。这就等于废除了公室贵族世袭政权的传统旧制， 对后来晋国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晋文公死后， 赵盾专权， 晋灵公对赵盾不满， 曾两次谋刺赵盾， 后被赵盾昆弟赵穿杀死。晋悼公以后， 公室彻底衰败， 已无力反抗卿族的专权。晋卿均出自范氏、中行氏、知氏、韩氏、赵氏、魏氏， 晋君形同虚设。公元前376年， 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灭智伯， 三分其地， 晋分为魏、韩、赵国， 史称“三家分晋”。
再说田氏代齐。
齐国本是周初吕氏的封地。春秋末， 吕氏政权被田氏所取代， 从此， 齐国的主人由姜姓吕氏演化成妫姓田氏。过程是： 公元前671年， 陈国公族内乱， 陈公子完为避祸奔逃至齐国， 至齐国后为齐国田氏之祖（“陈”、“田” 本为一家）。公元前545年， 田完四世孙田无宇与鲍氏、栾氏、高氏合力消灭当国的庆氏， 取得公族与国人的支持。
摇摇公元前489年， 田恒自立为相， 田氏掌握齐国国政。
公元前481年， 田恒杀齐简公与诸多公族， 另立齐平公， 进一步把持政权， 又以“修公行赏” 争取民心。摇公元前391年， 田和废齐康公。
公元前386年， 田和自立为国君， 同年为周安王册命为齐侯。
公元前379年， 齐康公死， 田氏仍以“齐” 作为国号， 史称“田齐”。
秦、楚也都经过内乱， 不过未被异姓所篡。
先说秦国。自穆公之后， 秦国多次发生争夺王位的内乱， 国力日衰， 渐渐从中原诸侯的目光中消失。当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 秦国甚至不敌魏国， 被夺去了河西之地。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秦孝公嬴渠即位， 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商鞅变法开始， 秦国才走上强国之路。
再说楚国。楚惠王（前488年—前432年） 在位时， 楚国内部发生了一场大的叛乱， 太子建的儿子白公胜兴兵作乱， 自立为王， 后来兵败被杀， 惠王复位， 内乱才平息。此时正是吴越争霸的时期， 楚国遭到吴国的侵略， 一度险些灭国。越国灭吴后， 楚国才得以有喘息的机会。楚悼王在位时， 吴起自魏国至楚， 被任为相。他严明法令， 裁撤冗吏， 废除了较疏远的公族， 把节省下的钱粮用以供养战士。于是南面平定了百越； 北面兼并了陈国和蔡国， 并击退了韩、赵、魏的扩张； 向西征伐了秦国。楚国遂又盛强。
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大混乱里， 小国失去霸政或争盟时代的保障， 大多灭亡。公元前375年， 郑为韩所灭。战国时， 卫国的领土不断被强邻蚕食， 国君封号也由公降为侯， 再降为君， 领土几乎全为魏国所占， 仅剩濮阳。公元前487年， 曹为宋灭。
陈、蔡都为楚所并。小不足计而自称夏后的杞国也并于楚， 时在公元前445年。春秋时代比较重要的小国， 只余下宋、鲁为七雄间的缓冲国。鲁悼公时， 三桓强大， 公室衰弱， 鲁君如同小侯。
周室虽微， 也同样地经过内乱。土地大半丧于邻国， 所余的领土又分裂为东周和西周。西周仍都于王城洛邑， 东周都于巩。东西周各有君， 天子即周赧王完全成为傀儡。东、西周时常争水灌稻， 此外并常起无谓的纠纷。至于在国际上， 周已完全失去春秋时代的重要地位。列国称王之后， 周更无足挂齿， 至多也不过是一个与宋、鲁相等的缓冲国。只有那若有若无的九鼎还叫人记得周曾做过天下的共主。
自春秋以来， 周王室衰落， 各诸侯开始觊觎九鼎。周定王时， 楚庄王首次“问鼎之轻重”， 被周大夫王孙满驳回。后楚灵王一度也动心问鼎， 因国内发生叛乱， 未果。
秦惠王时， 张仪制定策略， 希望能夺得九鼎以号令诸侯， 楚顷襄王、齐宣王亦希望争夺宝鼎。周赧王周旋于列国之间， 令其相互制约， 得保九鼎不失。
战争方式的改变
春秋时代军队人数少， 交战时双方都保持骑士风度， 一方要进攻另一方， 还要说一套优雅的辞令， 大意就是： “对不起， 奉上天的意志， 我要打您啦。” 但到了战国时代， 这种文明的作风已荡然无存， 战争变得非常凶残， 双方投入的兵员常有数万甚至数十万， 一场战役常有数万人战死。战国末年已到了全民动员、全民皆兵的地步。
军功爵制的实行
战国时代，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文化的下移和思想的活跃， 为社会的大变动创造了条件。各国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 顺应社会潮流， 进行变法即政治改革，摒弃血缘裙带的小圈子， 广泛吸纳人士， 出身社会下层的各类人才登上政治舞台，不但演出了大国争霸的史剧， 最终促使了大一统历史伟业的完成， 而且形成了社会层面的新格局。
军功爵制的实行， 既是战国社会大变动的一个重要标志， 又是促使这一变动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魏国的崛起和秦国的后来居上， 是因为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 而这种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军功爵制的推行。魏文侯在位五十年， 在他长期执政的过程中， 他先后任用李悝、吴起等人实行变法。变法的一项主要内容， 就是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 的制度。这对于当时魏国以及战国时期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起了重大的影响。
春秋时期， 晋国与其他国家一样， 贵族凭借他们身份的高贵， 把持国家权力，享有种种特权， 平民百姓即使有才能， 甚至为国家立了功， 也无法跻身于社会上层，更不要说参与政治， 管理国家大事了。“食有劳而禄有功” 的措施则明令限制和废除了贵族享有的特权， 国家只是依照各人对国家的贡献而赋予其相应的权力和待遇，这自然将平民百姓中大批优秀分子吸纳到各级机构， 参与国家事务， 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国家的积极性。
如果说魏文侯颁行“食有劳而禄有功” 的政策促使了社会层面之间的流动， 那么， 他的礼贤下士、虚心纳谏就是促使人才流动的精神和思想保证。
魏文侯有一位老师， 叫田子方， 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在启发和协助文侯任贤用贤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认为， 一个国君， 要保持国力， 使国家富强， 一定不能骄傲， 而要虚心待人。史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 文侯的儿子子击在路上见到田子方， 子击赶忙下车， 退在路旁行礼， 田子方却不予还礼， 扬长而去。子击大怒， 就质问田子方， 是富贵者值得骄傲， 还是贫贱者有资格骄傲。田子方回答说，当然是贫贱者值得骄傲！ 富贵者敢骄傲吗？ 国君骄傲， 就会丧失国家； 大夫骄傲，就会丧家灭族。失去国的人， 还没有听说过有人以国来对待他的； 失去家的人， 还没有听说过有人以家来对待他的。士都是贫贱的人， 如果他的意见不被采纳， 行为不符合主人的要求， 他拔脚走人就是了， 反正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贫贱。子击听了这番话， 赶忙辞谢。士出身贫贱， 却敢于傲视统治者， 这不但反映了士这个阶层的兴起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更反映了这一阶层在当时社会变革中所起的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他们的流动性更强化了这种作用。
与魏国的情况相比， 秦国的这种变化似乎更为深刻， 在制度建设方面更加完备。
战国以前秦国的封爵主要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 勋劳尚在其次， 爵位世袭， 即所谓世卿世禄制。但是， 这种制度既削弱了秦国的统治基础， 又限制了人才的脱颖而出， 越来越不适应当时风云变幻的时代， 使秦国无法摆脱僻居一隅的落后状态。
到了战国初期， 秦国的统治者也试图进行一些改革， 如秦简公七年（前408年） “令百姓初带剑”。让贵族圈子以外的人也带剑， 这的确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大胆举措， 是旧的社会等级秩序正在瓦解的标志。后来秦孝公之所以能任用商鞅两次变法， 并最终取得成功， 就是承接了秦国已经开始萌发的社会变革的进步思潮。
商鞅变法规定“有军功者， 各以率受上爵”， 强调军功受爵， 反对无功受禄， 确立新的爵秩等级制度， 参照东方各国和秦国的爵名， 将以往“见功而与赏” 的规定系统化、制度化。
秦始皇即位后， 继续推行商鞅以来的法制， 只分封功臣而不分封宗室子弟。所以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 建立秦王朝， 还是“无尺土之封， 不立子弟为王”， 只有在统一六国过程中立有大功的将军才能封侯。
这种赐爵制， 将爵与官位合一。平民只要立有军功就可以当官， 以此跻身统治阶级的行列。有爵者除了有当官的特权外， 在政治上还享有减刑和免刑等特权。在经济上， 有爵者则享有获得土地、宅屋、财产和无偿占有庶子、隶臣妾劳动力的特权。官位的高低、俸禄的多少与军功的大小相对应， 这样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世卿世禄制度。即使是奴隶， 也可以通过这一途径免为庶民， 甚至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
这一措施不仅极大地激励了战士杀敌立功的积极性， 而且釜底抽薪， 彻底动摇了旧的宗室贵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存在的基础。秦统一天下后及西汉初年继续推行这一制度， 更促使当时社会阶级、阶层的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秦国兼并关东六国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一个为数众多的军功地主阶级， 并成为秦统一天下的强大的社会动力。
秦国的二十等爵
据史书记载， 二十爵的序列应该是： 第一级公士， 第二级上造， 第三级簪袅， 第四级不更， 第五级大夫， 第六级官大夫， 第七级公大夫， 第八级公乘， 第九级五大夫， 第十级左庶长， 十一级右庶长， 十二级左更， 十三级中更， 十四级右更， 十五级少上造， 十六级大上造， 十七级驷车庶长， 十八级大庶长， 十九级关内侯， 二十级彻侯。赐爵的条件和对象， 主要是军功、事功， 还包括告讦（检举告发罪犯） 之功。
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
春秋末年以来， 原来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每个人的社会定位和社会角色也随之转换， 其中以“士” 这一阶层最为活跃。士是知识文化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