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文帝刘义隆时期的元嘉之治算得上一段黄金岁月。相对和平的年代，谢灵运顿扫魏晋玄言诗，开创了田园诗派。谢灵运的家世背景是陶渊明无法相比的，他是淝水之战主帅谢玄之孙，东晋的豪门望族。刘禹锡《乌衣巷》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中国的两大望族，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有着世家的底子，谢灵运在文坛上举足轻重。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政治体制下，谢灵运做官并不难，难的是能做多大的官。
南宋王朝建立后，谢灵运高歌猛进的仕途忽然遭到了打击，由公爵降为侯爵，任太子左卫率。新一轮的政局动荡，优胜劣汰，谢灵运参与南宋皇权交接斗争，站错了队伍，被排挤出朝廷到地方任职。谢灵运觉得没什么意思，遂辞职不干。六年后，文帝刘义隆诛杀权臣徐羡之等人，为了拉拢世家大族，名声在外的谢灵运应诏回到京城任秘书监。这个职位说白了就是御用文人，起到装点门面的作用，有你是五八，没你照样四十。谢灵运世家出身，特别热衷政治，然而不谙为官之道，对近在咫尺的政治锋芒置若罔闻，尤其动不动耍一耍文人的臭脾气。在京城不受重视的日子不好过，谢灵运深感压抑，多称病不朝，与三五成群的诗人文友满京城溜达。最后干脆给皇帝来点颜色看看，辞职了。
谢灵运原以为闹闹情绪会引起皇帝的重视，就好像小孩子淘气无非要吸引大人的注意。谢灵运有着文人通病，譬如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等等。说得最狂的那句是：“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享一斗。”在各种文人通病的混杂驱使下，谢灵运渐渐得罪了皇帝。他这么一闹情绪，皇帝刘义隆长出了一口气，烦人的玩意儿终于滚蛋了，一纸诏书免职归家。
经过官场的第二次打击，谢灵运应有所省悟，然而他闲职在家的日子里却优游自若，终日呼朋引类，一出门随从多达两百余人。会稽太守看不惯这帮自诩清高的文人士大夫，诬陷他“决湖造田”，狠狠地告了他一状。谢灵运上疏申辩。文帝刘义隆因爱其才未予追究，反而给他起复升了官，任临川内史。任内谢灵运依旧不作为，诗人性格大发，风景区成了他的办公室。上峰要治其罪，谢灵运不服气，兴兵拒捕，麻烦大了。谢灵运被捕后竟然写了一首诗诽谤朝廷，将南宋比作暴秦，并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暗示要为故国复仇，无疑这种危险的言论加重了他的罪行，被判流放广州。刚到广州就有人告发他谋反，文帝下诏，就地正法，一代文豪就这么死了。
谢灵运一直在闹情绪耍小脾气，旨在吸引上峰注意，然后重视他，希望能够获得实权职位。可是他每一次闹情绪都把自己推进了雷池，只会作死，不会保命，这个太危险了。世家出身也好，才高八斗也罢，帝王领导眼里他们不过如同一幅画，雅兴来的时候细心观瞧，毫无兴致时扔到一边。统治阶级对这帮文人看得很透，因为文人通病的存在，让他们作诗可以，让他们做事不可以。陶渊明是想做官不可得，谢灵运是有官做不珍惜，所以他的命运要比陶渊明悲壮。
5.皆是文官致命伤
提起李商隐，谁也不陌生，他是晚唐著名诗人，与杜牧合称“小李杜”，诗歌成就非常高。《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歌占了二十二首，数量上名列第四，诗坛地位无可撼动。宋代神童杨亿对他极其崇拜，师法李商隐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呈现出了典雅的艺术特征，称为“西昆体”诗派，于宋初文坛影响巨大。细究李商隐一生仕宦那叫一个憋屈，宁可窝囊活着，也不选择悲壮死去。
李商隐生活的年代是衰乱之世，不幸地赶上了唐代著名的“牛李党争”。晚唐宦官专权的日子里，依附宦官的分为两派，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四十余年。“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门第卑微的寒士。“李党”大多是世家出身，门第显赫。两者入仕途径不一样，一个靠科举，一个靠恩荫。隋朝发明了科举，唐代开始实行，科举的出现打破了门阀垄断，一大批寒门之士进入帝国执政阶层，于是两者矛盾升级，爆发了“牛李党争”。李商隐的仕途卷入其中，致使一辈子落魄失意。
李商隐自称唐代皇室后裔，晚唐时期这个政治身份已经毫无意义了，对他仕途没啥帮助，他与普通平民差不了太多。李商隐有个同学叫令狐绹，他爹是著名的令狐楚，时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是“牛党”的重要代表人物，与李商隐有着师生情谊。很快令狐绹考中了进士，李商隐落第。唐代的科举远不及宋代公平，朝中无根基和背景的考生很难考中。没辙的李商隐向同学令狐绹求救，希望能够通过他爹的政治影响力拉他一把。令狐爷俩儿很给力，在他们的操作下李商隐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考中了进士，时年二十四岁，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哪承想次年令狐楚去世了，一棵大树轰然倒塌。
当时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特别欣赏李商隐，聘请他来做幕僚，表示可把女儿许配给他做妻子，李商隐经不起诱惑稀里糊涂地去了。王茂元与李德裕关系密切，被人视为“李党”成员。李商隐做了王茂元的女婿，自然也是“李党”的一分子。时人对李商隐的所作所为多有不耻，大家一致认为他背叛师门，忘恩负义。在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里“忠孝”最为重要，问题忽然严重了。爱情的力量终究大过一切，婚后李商隐幸福得一塌糊涂，然而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开成四年（839年），李商隐参加授官考试，得以顺利通过，任秘书省校书郎。没干多久被踢出了中枢，到地方任县尉，因为死囚减刑与上级领导发生了冲突，李商隐辞职了。没关系，现在是“李党”得势的时候，所以李商隐再次调回秘书省任职期间，坚决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张，刚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母亲去世了，李商隐丁忧三年错过了黄金阶段，更悲哀的是岳父大人也在此期间病故。唐武宗去世，唐宣宗即位，宰相李德裕一干人等迅速被排挤出中枢，“牛党”上位。
守丧结束后，李商隐再度出山早已物换星移，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幕僚生活。先是追随郑亚去桂林任职，不到一年郑亚被贬，李商隐失业。无奈之下从遥远的桂林回到了长安，希望寻求一份工作，李商隐厚着脸皮给同学令狐绹写了封求职信。此时的令狐绹已是宰执阶层，想要提拔下他很容易，可是李商隐道德有问题，那么一段刻骨铭心的背叛相信谁也无法忍受，所以令狐绹断然拒绝了他。李商隐只好通过考试获得了县尉的职位，十年前他就是县尉，干着实在没什么热情可言。好在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止聘请他去做幕僚，李商隐欣然往之，仅仅过了一年卢弘止病死了，李商隐再度失业。福无双降祸不单行，转过年来妻子王氏去世了。失业丧妻的双重打击下，李商隐郁郁寡欢，幸好又有节度使聘请他，于是李商隐去了西川入幕府，度过了四年。此时已年过半百了，就在李商隐对仕途晋升毫无希望的时候，上天忽然给了他机会。李商隐被调入京城任盐铁推官，这个职位主管国家财政，待遇较幕僚丰厚多了，可李商隐没干到两年就被辞退。归家不久郁郁而终，年四十五岁。
李商隐的身上没有那么多特别明显的文人通病，但他的人格如同他的诗作一般朦胧，此乃他最大的缺点。文人有鲜明的弱点，同样有光彩的优点，你可以狂放不羁、目空一切、恃才傲物，但原则决不能破坏。中国人处世的最高境界即是“外圆内方”，如同一枚钱币，表面圆滑，实际上每个人心中都有原则、底线，尤其政客，突破了底线必然引起进攻。许多文人外在棱角分明，内在泾渭不分，这样的人做官太扯淡了，绝对不招人待见，因为在传统仕途的意识里“叛变”是最严重的道德问题。政敌会看不起你，同党会鄙视你，当世人訾议你，历史会贬低你，文人犯了这个错误才是最大的病症。
民谚有云“小心驶得万年船”，旨在告诫人们凡事三思而后行，向最坏处打算，往最好处努力。
中国的官员天生缺少预判力，遇到事情过于乐观，好拿“以不变应万变”
来敷衍，预防和善后工作做得不到位。文人做官在这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算是文人通病之一，可以拿出来晒一晒。对于政务的处理想当然的情结特别严重，一定会导致不切合实际，甚至贻笑大方。
《宋稗类钞》载，杨叔贤知荆州时，自诩才高八斗，感觉很了不起。当时其辖区内经常有老虎伤人事件，那时候环境基本属于原生态，白额吊睛大虫出没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杨市长非但没有派人前去捕捉，思来想去写了一篇文章，名曰《戒虎文》，向老虎发号施令，意思是消停点儿，不许出来惹事。杨市长命人把他的大作镌刻于老虎出没的崖壁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此文一出，本地果然未有老虎伤人的报告，杨叔贤着实得意扬扬了一番。不久，杨叔贤调任郁林，由于当地民风剽悍，老杨想用《戒虎文》来教谕老百姓，他就委托荆州书记官赵守基拓摹几本崖壁上的《戒虎文》，没想到杨大人一调任老虎再次出现，虎大王不给面子，把派去的工匠全部咬死了，此为对《戒虎文》的赤裸裸的讽刺。
出现了老虎应该如何处理？杨叔贤以主观臆度提出了自己的办法，这种不谙实际的做法非常危险。文人经常犯这个毛病，尤其在臧否他人文章时，一味挑毛病，哪怕一点点瑕疵也会拿在放大镜下观瞧。文人过于理想也算正常，因为他们在创作作品时需要想象力的支撑。然而，官员过于理想属于行政低能，那是极其危险的，一条错误的政令，不知要多少人的性命埋单。
文人通病除以上几条外，还有很多，诸如眼高手低、好吃没够、内心阴暗、攀龙附凤抱大腿、见不得别人走红等，每一条皆是文人致命伤。诸如祢衡、杨修、陶渊明、谢灵运、李商隐等，上天赋予了他们超世的文艺才能，这并不代表他们可以一劳永逸。每个人有其专长，亦有其短板，不可能指望每位官员充当多面手。满身文人酸腐气的官员，往好听了说算锦上添花，起到御用文人的装点作用，通俗地讲也就是一堆卖酸文的。皇帝并不希望他们有什么政绩，创造诗词歌赋才是他们最大的政绩。多数文人或者具有文人气质的官员做官失败的很大原因在于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不清楚自己在官场扮演何种角色，一路招摇前行，其仕途之路等于盲人骑瞎马，处境危险。
6.舌尖上的官场暗斗
《新唐书·裴行俭传》中提到的王勃等“初唐四杰”皆“浮躁炫露”之流，难以在官场混得长久。与“初唐四杰”齐名的还有“文章四友”，这些名号类似于现在的文学社团。弄好了青史留名，弄不好勉强算文人雅兴，所有文人均有这种组团的情结。“文章四友”处在“初唐四杰”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唐代文坛大师爆发之前的过渡阶段，分别是杜审言、苏味道、李峤、崔融。值得一提的是，杜审言就是一代“诗圣”杜甫的祖父。
杜审言，京兆人，于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中进士。中了进士后杜审言自我膨胀得不行，恃才傲物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曾吹牛说：“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意思是说他写的文章与屈原、宋玉相比，他们得靠边站。他的书法与“书圣”王羲之相比，王羲之得俯首称臣。吹得山响，实际上没那么大正能量。
步入仕途的杜审言嘴上没把门的，什么事都想点评两句，并且说得特别极端，以显示自己见解独特。官员之间闲聊天，聊聊诗词歌赋古往今来这都不算毛病，如果臧否当世人那就不明智了。因为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眼睛之所以长在嘴巴的上面，无外乎多看少说。杜审言不明白这个道理，一味地骂人，终于骂出了事儿。杜审言坐贬吉州司户参军，这是可以预见到的，他犯了官场大忌——揭短。
有个小例子可以证明，苏味道比杜审言会做官。苏味道二十岁中进士，受到朝廷大员裴行俭的赏识与推荐，官路平步青云，武则天时期官居宰相。苏味道什么事唯领导是瞻，轻易不发表自己的意见。《旧唐书·苏味道传》载：“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摸棱以持两端可矣。”著名的成语“模棱两可”就是从他这里来的。同行们看不惯他，尤其是那些文人官员最为不齿，把苏味道的为官之道称为“苟合取容”。苏味道做天官侍郎时，有一次杜审言参加了官员预选试判，即官员述职考核。考试结束出来，他对人说苏味道必死。人惊问故，杜审言说，他见到我的文章，应当羞愧而死。原来老杜同志给文友苏味道一通批驳詈骂。杜审言对文友尚且如此，对待其他朝廷权贵一定看不惯。不知哪一席清高言论大揭秘得罪了权贵，被贬异乡。官场中并非禁止臧否他人，可以说，说点儿好听的，大家都愿意听的，说点儿不得罪人的，没准因为你的一番赞美言论，能够得到上峰的青睐，加官晋爵也未可知。官场中的揭短传话远比职场更为严重，涉及官员的负面新闻，影响到了人家的形象，人家必然出手灭之。
按说仕途遭到了打击，当事人应有所收敛。然而，杜审言到了新单位性格不改，反而变本加厉，很快得罪了领导和同事。如果能改那就不是文人了。司马周季重、司户郭若讷两人一合计，杜审言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主儿，必须教训教训。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处理方法比较简单，周、郭二人罗织杜审言各种罪名，把老杜关进了大牢，准备杀之。这里不比京城，在京城想动谁得考虑舆论的压力，在只手遮天的地方上就不必了。因言获罪的老杜走到了仕途的尽头，后果却由他儿子埋单。
本来看似毫无希望了，哪知忽然间杀出个程咬金。杜审言次子杜并，时年只有十三岁，见父受辱，奋不顾命，趁着周季重大宴宾客的机会混入了司马府，刺杀了周季重。杜并也被乱刃分尸，当场死亡。这件孝举震惊了朝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杜审言，仕途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村。幸好是次子杜并死了，如果是长子杜闲，就不会有诗圣杜甫了。武则天诏杜审言进京准备重用他，就问你高兴不？杜审言手舞足蹈拜谢，当即写下了《欢喜诗》。武则天看罢，叹其才学，授膳部员外郎，主管皇家饮食。
杜审言经过丧子之痛，终于省悟，这回在中央平稳做官多年，到了晚年又犯了糊涂，依附武则天宠臣姘头张易之、张宗昌兄弟。后武则天晚年病重，大臣崔玄、张柬之等率领羽林军迎中宗李显复位，诛杀张易之兄弟，史称“神龙政变”。杜审言受到牵连，流放安南都护府峰州，地点在今天的越南境内。相对杜审言来说，他的长孙杜甫格调很高，为了仕途前后经营半辈子，结果却比他爷爷还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