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楚材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
乱世出英雄，治世出能臣。改旗易帜的大历史时代，大刀阔斧远比笔头子起作用。
文人情结较重的官员在官场中本就盲人骑瞎马，再加上无法摆正位置，从而无法摆正心态，使得仕途始终处在夜半临深渊的境地。
1.文人能做官吗？
郑思肖，原名不详，是南宋末年的一位普普通通的文人。“思肖”从“赵（）”，表示怀念赵宋故国的意思。他并未像文天祥、陆秀夫那样壮烈殉国，而是以著书立传的方式继续反元斗争，代表作品《心史》，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其中记载当时社会的等级为“十色”，分别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同时期的谢枋得《叠山集》也有此记载，与郑思肖的《心史》大致相同，略有出入，第八等为娼。不管怎么说，文人知识分子在哪个改朝换代的年头都不招统治阶级待见。这里引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文人？他们有什么作用？
但凡提到文人便会联想到知识分子，两者同属一个阶级，在不同历史时代下的叫法不同。根据《汉语词典》对“文人”的解释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读书人”来看，文人属于知识分子中的高层人士。古代中国的读书人是社会的重要阶层，秦汉以前统治阶级为天子、诸侯、大夫、士，读书人算狗尿苔长在金銮殿上，大小是个贵族。秦汉以后，士人沦为了平民，士、农、工、商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但士的地位高于其他阶层。
文人的概念比较好理解，但凡具有文化水平的，不说学富五车、经天纬地，最起码会写个作文或者编个顺口溜，若能弄出秀句广为流传，则为不朽了。《左传》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这就是儒家思想里“三不朽”的概念。立德居第一位，中国乃礼仪之邦，向来注重德行修养，若能弄出“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之类道德故事令后世传唱，则是不朽。立功，需要特定的历史环境，这个一般不好搞。相对来说立言较为容易，如今网络工具极为发达，立言谁都可以，但能否成为不朽言论，只有交给时间去检验了。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文人的三大目标，不管你是否认同，这三个最高目标一直存在于每个中国文人的心中。立言的前提是要有本著作摆着，文人年龄越大这方面的心情越迫切，奋斗了一辈子的事业或学问，要给自己一个盖棺论定。所以，退休的官员因立言的情结作祟，自费出书的现象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有“三不朽”的概念，所以文人身上具有诸多毛病。
民谚“百无一用是书生”，文人在历史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耶律楚材对汉儒文人曾有过经典的定论。
蒙古以武力征服世界，并不重视文治。铁木真西征以后，“中使别迭等佥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建议把汉人全杀光，将中国本部当作天然牧场，此建议遭到了耶律楚材的坚决反对。到了元太宗窝阔台时对文人成见挺大，在他们眼中文人之乎者也的，工作能力不如工匠来得实惠，也不会编筐、造兵器，他们有什么用呢？中原大国竟然有读书这一门职业存在，对于人人劳动的蒙古人来说甚是稀奇。耶律楚材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1］这番话概括出了文人的核心作用，那就是守《元史·耶律楚材传》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尔，可官其人。”楚材曰：“请校试之。”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
江山。元代统治者或许不清楚“创业难守业更难”的道理，总是看文人不顺眼。儒臣与工匠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只是工种不同，一个制作器具，一个治理天下。
乱世出英雄，治世出能臣。改旗易帜的大历史时代，大刀阔斧远比笔头子起作用，文臣儒士的作用在乱世显现不出来。帝国需要发展或者出现社会危机的时候，文臣的作用体现得最为具体，譬如社会改革。
社会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即社会的发展偏离了正轨，滑向崩溃的边缘。通常此际，总会有思想觉醒的知识分子跳出来，试图以改革之方式将积弊已深的社会拉回原点，引向统治阶级意识中的理想之路。诸如春秋管仲改革、秦之商鞅变法、楚国吴起变法、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宋代熙宁变法、明代张居正改革、清末戊戌变法等等。王朝崩溃前夕，通常由文人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于既倒，文官士大夫阶层拯救失败后，才会有其他阶层或武装夺权或起义反抗，继而改朝换代，历史的发展通常沿着这一规律前进。
由此可见，文人从狭义方面来讲是那些唧唧歪歪吟诗作对的知识分子，从广义上来讲他们是智慧阶层，能够左右历史的进程，同时文化与物质的创造和承传也是由他们来完成的。社会如果缺少了文人知识分子，那么我们也就离茹毛饮血刀耕火种不远了。儒家思想强调“学而优则仕”，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文人指明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身奋斗目标。问题又来了，文人究竟能不能做好官？
2.“得瑟”是文人做官的通病
《新唐书·裴行俭传》载：（裴行俭）善知人，在吏部时，见苏味道、王抃，谓曰：“二君后皆掌铨衡。”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才，引示行俭，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如勃等，虽有才而浮躁炫露，岂享爵禄者哉？炯颇沉默，可至令长，余皆不得其死。”
裴行俭是唐高宗时的名臣名将，“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这句话是专门为他准备的。裴行俭师从大唐名将苏定方，一生举荐了很多人，如程务挺、张虔勖、崔智、王方翼等俱为当世名将，熟悉唐史的对这些人并不陌生。当有人向他举荐“初唐四杰”的时候，裴行俭说了上面的话，他对文人已经看到了骨子里，正所谓一针见血之论。
首先裴行俭肯定了“初唐四杰”的才华，唐初文坛他们四人举足轻重，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文坛巨擘未出道时，他们四个叱咤风云。继而裴行俭指出了虽然他们有才但毛病不老少，四个字概括“浮躁炫露”，翻译成现代话就是太能得瑟，这种人如果当了官，必然堤高于岸浪必摧之。
“初唐四杰”果然如裴行俭说的那般，王勃写完《滕王阁序》掉水里淹死了；卢照邻身体不健康，自小患了“风疾”，因不能忍受病痛而跳水自杀；骆宾王站错了队，参与徐敬业（徐茂公之孙）公开反武则天，讨伐檄文是他写的，失败被诛；四人保留全尸的只有杨炯，却仅仅做到了盈川县令的小官。
民国时期的许止净居士在谈论此事时，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浮躁炫露’四字，斫丧多少文人，而又为文人之通病，然皆以仅有文艺而乏器识之故。苟有器识，则自能浑厚沉默，可以入德载福矣。”许大师说很多文人败在了“浮躁炫露”这种处世态度上，如果能明白这四个字的危害及危险，也就能入德载福了。但可惜很少有文人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们不是智慧阶层吗，怎么忽然间不智慧了？苏轼的一句诗可以为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浮躁炫露”是文人通病的高度概括，窃以为至少可以划分出多条细则，每一条皆有为官的无数例子存在。
3.发脾气也要有资本
与自我膨胀差不多，俗称“装犊子”，尤其是文人中的佼佼者，我们称之为“名士”的，自以为才华盖世天赋异禀，完全有理由目空一切。在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三国时期的祢衡，有“狂疾”的毛病，类似“人来疯”，而且病入膏肓，典型表现是骂人。大豆腐从他嘴里说出来能变成臭豆腐，骂人功力就这么强悍。祢衡如同吸毒瘾君子似的，不骂人难受，他骂人特狠，不讲面子，同样也不给自己留有回旋余地。祢衡有两个好朋友，都是文学圈里的大名士，孔融和杨修。这些所谓的文人在一起，相互欣赏又相互轻视，谁也不服谁。祢衡经常占他们两个便宜，管孔融叫大儿子，管杨修叫小儿子。祢衡除了切磋文学外，并不研究为官之道，所以死得很惨。
《后汉书·文苑列传》载“融既爱衡才，数称述于曹操”，时年四十岁的孔融特别欣赏二十四岁的祢衡，向曹操举荐了他。此时的曹操向天下人表现出了“英雄”的一面，还没到“奸雄”的那个时候。曹操想见一见祢衡，哪知祢衡称病不去。曹领导特来气，因爱惜自己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形象，不能杀他，于是侮辱了他一下。听说祢衡在打击乐方面有很深的造诣，遂“召为鼓史”，大宴群臣时让祢衡击鼓助兴。下面的情节我们都很熟悉了，祢衡脱光了击鼓，一边打鼓一边骂人，上演了著名的“击鼓骂曹”。面对祢衡的反击，曹操无奈地笑道：“本欲辱衡，衡反辱孤。”目中无人得罪领导的后果极为严重，不管你如何有才如何自以为是，但那得有个底线，雷池在哪里应该清楚。否则踩了地雷，保留全尸也就成了奢望。
祢衡你是爷我惹不起，曹操略施一计把他送给了荆州的刘表。那时刘表展现给世人的政治形象与曹操差不多，对待祢衡“甚宾礼之”，到了“文章言议，非衡不定”的地步。祢衡感觉自己受到了重视，渐渐地自我膨胀起来，对待新领导极为轻慢，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祢衡在刘表身边充其量是个“御用文人”，其价值与家童、仆人、奴婢等同，伺候好人家才是你的本职工作。祢衡老毛病又犯了，刘表一想，曹操受不了的人给了我，想把杀人的罪名扣在我头上，你以为谁傻啊？刘表也找了个借口，把祢衡介绍到了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工作。
黄祖性子急，又是武人出身，他管你那个。按说经过两次官场失意，祢衡应该有所觉悟，为什么处处不招人待见？估计祢衡考虑过这个问题，从他被送到刘表那里时就有所醒悟，所以无论在荆州还是在江夏，最初的表现都很不错，大家很欢迎他，可是架不住时间长。岁月是把杀猪刀，时间久了原形毕露。一次黄祖请客，祢衡老毛病又犯了，出言不逊，搞得黄领导十分没面子。黄祖不管不顾，拉出去斩立决，祢衡时年二十六岁。
祢衡的例子足见官场中自以为是多么可怕，比这更可怕的是有才人自以为是。《三国演义》中为了表现曹操的阴险奸诈，特意在祢衡死后给曹操加了一段戏码。却说曹操知祢衡受害，笑曰：“腐儒舌剑，反自杀矣！”这个桥段的设计巧妙高明，也非常实用，给人以深刻教训。轮到祢衡“小儿子”杨修上场了。恃才傲物，要“恃才”而后方能“傲物”，一个胸无点墨的主儿也骄傲不起来。职场里通常有脾气的人都是些有本事的人，所以发脾气是要有资本的，啥也不成的绵羊只有消停啃草的命运。与祢衡相比，杨修是正常人类，懂得处世之道，譬如他与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关系密切，尤其与曹植因文学情结遂致关系非比寻常，杨修不知不觉陷入了“东宫太子案”的旋涡之中。曹操选择谁来当继承人本是领导自家的分内事儿，不容外人掺和。杨修偏偏犯了这个错误，非但不避讳，反而以己之才帮助曹植屡屡通过曹操的考验。曹操得知后非常震怒，暗自决定要干掉杨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九州岛春秋》载：“夏侯渊与刘备战于阳平，为备所杀。时王欲还，出令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时任主簿的杨修听到这一军中暗号，收拾行囊准备出发。人惊问修：你怎么知道要撤军？杨修说：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就好比眼前汉中，猜想要撤军。曹操终于找到了借口，此时已不再是当年对待祢衡那么个态度了，遂杀之。
4.做官不可得与做官不珍惜
假装清高的背后即是注重名节，实乃因为对仕途晋升及福利待遇没指望了，才来了这么一首“田园将芜胡不归”，展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其实不是这样的，出仕做官是文人的终极目标，宋代官方宣传“书中自有黄金屋”等，文人最终目的还是为功名利禄，正所谓“天下熙攘利来利往”是也。
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名将陶侃，做过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封爵长沙郡公。大司马在和平年代相当于宰相，战时类似天下兵马大元帅，为朝廷一品大员。陶渊明祖上十分显赫，然而一代不如一代。祖父陶茂为武昌太守，父亲陶逸任安成太守。到了陶渊明这辈儿家道中落，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骆驼毕竟死了，马还健康地奔驰着。诗作可见陶渊明年轻时曾立下过“大济苍生”恢复祖上荣光之志，随着仕途不断地受挫，志向日渐消弭，也就萌生了退隐的念头。
陶渊明先是任江州祭酒，以“不堪吏职”为由辞职了，翻译过来说得好听是政治黑暗，说得难听是嫌官小。起复后先后任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祭酒、参军不是什么大官，类似参政军务，没实权。直到陶渊明四十一岁时才当上了彭泽县令这样的低级官员。当时上峰主管前来检查工作，吏员提醒陶县长如何如何招待，陶县长火往上蹿，怒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写下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辞》，将官场比喻“尘网”，自己喻为“羁鸟”、“池鱼”，退隐田园喻为出了“樊笼”。
通过他的仕途经历不难想象，眼瞅年过半百才做到县令级别的小官，面对曾祖父的无限荣光，他一定不甘心，但在现实面前又无能为力，所以隐居不仕也是无可奈何之选择吧！读《山海经》诗句“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不知不觉流露出了陶渊明对官场的爱恨交加。他想做高官成就一番事业，又不愿意去招待上级，既不能适应官场，只能被淘汰。《归去来兮辞》全文读过会有种酸涩的感觉，就像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努力不让眼泪流出来，假装欢天喜地地回家。如果陶渊明能在官场上混下去，为什么结尾又道出了“乐夫天命复奚疑”此等认命的心声？戳穿所谓性格豁达的伪面具，露出假装清高的嘴脸和想干又混不下去、不想干又想着的矛盾心态。
陶渊明生前并不出名，刘勰著《文心雕龙》中对他只字未提，钟嵘著《诗品》仅仅将他的田园诗作列为“中品”，真正开创田园诗派的人是谢灵运。
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要么祸起萧墙，要么两国对杀。二十二岁的谢灵运出仕做官，在豫州刺史刘毅麾下任记室参军，不是多大干部，但得有个过程。很不凑巧豫州刺史刘毅造反了，出兵讨伐南宋武帝的刘裕，兵败自杀了。东晋内部的军阀自相残杀，谢灵运并未受到影响，反而返京任秘书丞。经过十年的混日子生涯，三十二岁的谢灵运任中书侍郎。中书省是帝国最高行政机构，长官为中书令，相当于宰相。谢灵运做的中书侍郎，相当于北宋时期的参知政事副宰相。仅仅过了四年，刘裕代东晋自立，创建了南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