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员俸禄大致有三大组成部分：其一，正俸，什么官、什么级别开多少薪水；其二，津贴，如禄粟、职钱、职田（根据职位高低分给田地不等）、马料（类似车补、油补）、茶汤钱、公使钱（类似招待费）等；其他福利，如冬春工作服、随从人员衣服、绫、绢、冬棉、茶、酒、厨料、柴火、米面、牛羊等。《宋史·职官志》载：包拯（时任权知开封府事，相当于首都的市长）年收入为大米2180石、小麦180石、绫10匹、绢34匹、罗两匹、绵一百两、木炭15枰（每枰15斤）、柴禾240捆、干草480捆。这些实物折算成钱，包拯年薪约为21878贯铜钱，相当于人民币大概1000多万元。北宋官员工资已经非常高，但每逢过节、皇帝生日、大臣致仕或死亡、皇帝驾崩等等，朝廷会额外有所表示，总称“郊赐”，其中包括赏钱、恩荫等等。钱财不定额，有多有少，但赵官家出手绝不会寒酸。
赵匡胤喜欢在御花园打鸟，玩得正兴头上，大臣有紧急政务禀报。赵匡胤急忙召见，结果是一件平常事，龙颜不悦。大臣认为这事远比打鸟重要。赵匡胤抄起随身携带的玉斧打掉大臣两颗门牙。大臣不声不响地找到门牙揣在怀里。赵匡胤问他，你捡牙齿难道要起诉我吗？大臣答道，臣不能起诉陛下，自有史官书之。赵匡胤“转怒为喜”，赐金帛若干。
《涑水纪闻》记载的这则故事说明了皇帝对个别臣子的赏赐充满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然而大型郊赐每三年一次，时间固定，钱财非常丰厚，犹如单位发放福利。郊外祭天枢密使赏赐银帛四千两、宰执三千，以此类推。李符为三司使，赐银三千两。李沆、宋湜、王化基初为右拾遗（皇帝顾问），各赐钱三百万。杨徽之迁侍御使，赐钱三十万。魏廷武为转运使，赐钱五十万。宋抟为国子博士，赐钱三十万等。真宗时雷有终平讨四川王均之乱，赏钱两千贯。
北宋历史中曾有七次财政记录，三次盈余、三次赤字、一次盈亏持平，其中郊赐费用占了很大的比例，这是官员合情合理又合法的拿钱机会，绝不怕监察机构盘查，拿得绝对心安理得，没有人会拒绝白给的金银财帛。正所谓天下熙攘利来利往，读书人入仕的初级目标正是发家致富。京城的繁华，有着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宋史·食货志·会计》：至道末，天下总入缗钱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三岁一亲祀郊丘，计缗钱常五百余万，大半以金银、绫绮、絁绸平其直给之。天禧末，上供惟钱帛增多，余以移用颇减旧数，而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而赢数不预焉。景德郊祀七百余万，东封八百余万，祀汾、上宝册又增二十万。丁谓为三司使，着《景德会计录》以献，林特领使，亦继为之。凡举大礼，有司皆籍当时所费以闻，必优诏奖之。皇元年，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无余。治平二年，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是岁，诸路积一亿六千二十九万二千九十三，而京师不预焉。
吸引着所有人前来闯荡碰运气。新科进士自然明白这一点。见的人多，识的人广，思维开阔，对待仕途的看法也为之一新。一名新科进士，只有在中央工作才有可能赶上官方发放的巨额福利。在地方工作，年节时候组织上最多给几斗米意思意思，难有如此阔绰的红利。上述表格中显示太宗时郊赐钱财已达到了国库收入的四分之一。大员因此钵满盆圆，分到新科进士头上属于杯水车薪，但这点“薪”足以令新科进士们欢欣鼓舞，令在外为官的同事们垂涎三尺。
当然，有的官员选择宁做鸡头不为凤尾，宁可在偏远地区做一个说了算的“鸡头”，也不在京师做毫无实权的跟班，大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魄。这句话放在官场里完全行不通，鸡头终究是只鸡，什么时候才能飞上枝头变凤凰？终老闾里，造福一方，恐怕不是士大夫们的理想，更不是为官的终极目标。凤尾虽是尾巴，但毕竟长在凤凰身上，象征高贵的身份不会改变，留在朝廷的优势显而易见。就好像篮球场上的得分后卫通常选择突破，杀入篮下上篮得分，距离篮筐愈近命中率愈高，得分也就愈高。因此，留在朝廷无论在政治上与生活上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所以，郊赐才是官员宁可留在中央做“凤尾”的首要原因。
4.新科进士是最好的政治出身
北宋有四个首都：东京汴梁开封府（今河南省开封市）、西京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阳市）、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开封是首都，其他三座城市为陪都。当时开封人口超过100万，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世界之最。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今洛阳、杭州、扬州、成都、广州、福州、商丘。其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也不过十几万人口。《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等史料记录了北宋开封和南宋临安的高度繁荣情况，今日现代社会的很多生活都可以在宋朝找到源头，譬如城市格局、商业信贷、商品一条街、博览展销会、夜市、二十四小时夜店、演艺广场等等。
繁华自不必细说，单说《水浒传》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闹东京”，郓城县刀笔小吏宋江来到京师，觉得“东京果是天下第一国都，繁华富贵”。又逢元夜花灯，宋江这厮头一回来到大城市，没见过世面，“遍玩六街三市，果然夜暖风和，正好游戏。转过马行街来。家家门前扎缚灯棚，赛悬灯火，照耀如同白日”。逛街偶然进入李师师府上，宋江哪里见过如此尤物，“酒行数巡，宋江口滑，揎拳裸袖，点点指指，把出梁山泊手段来”，强盗本性显露无遗。足见开封的富贵繁华与风土人情，令江湖老大头晕目眩。很多人喜欢去大城市打拼，是因为那里机会多，诚如处在中央地缘优势明显，处在权力中心“补缺”的机会更多，京城诸多方面的优越性，多数新科进士对此难以拒绝。
生活在首都有优越的一面，自然也有艰辛的另一面。面对巨大的政治优势，留在中央对新科进士来说无疑是第一选择，但能否留在中央并非个人说了算，得看进士的出身。
宋代科举进士科分为五等（明、清为三等），第一、二等赐进士及第，第三等赐进士出身，第四、五等赐同进士出身。前三等通常授国子监监丞（太学的高管）、大理评事（司法部门科员）、秘书省校书郎（国家图书馆编校）等官职。如果本人不愿意留在朝廷的，去地方工作则授签判某州、知县事等。
四、五等授主簿（秘书）、县尉（县公安局局长）等职。
通过出身可见，一、二、三等的进士有留在朝廷或者下地方的选择权利，而四、五等完全没有留在京城的资格，新官上任的头三年磨勘必须下地方工作。出身折射出来的是官场等级，俗称“规矩”。孟子曰，无规矩无以成方圆。规矩是一个概称，放在民间是社交礼仪，放在官场那便是官场礼仪。如果超出了本官职的礼制叫“僭越”，属于斩立决的大罪。
宋代官场等级森严，主要表现在工作范围、薪金待遇和出身几方面。宋代政府部门机构重叠严重，工作范围相互冲突，譬如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审刑院主管全国司法，但是中书省（政务院）、枢密院（参谋长联席会议）、三司使司（财政部）也有参与司法的权力。三司使司有个小监狱，专门管理经济案件。具体到工作中，如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知制诰，属于“两制官”，前者为内制，后者为外制，工作内容相同，都负责起草文件。外制为中书门下正规机构所撰拟的诏敕，内制则是由皇帝直接从宫廷发出的诰谕，区别在于一个办公地点在办公室，另一个在寝室。薪金待遇方面，有的致仕（退休）的“寄禄官”待遇也不错。所以，最能区分官员等级的即是出身。
最简单地来说那就是穿的官服了，人靠衣服马靠鞍，我们总是善于通过穿着打扮去判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宋承唐制，三品以上紫袍、五品以上绯袍、六品以下绿袍，连僧人身披的袈裟同样能够区分等级。南北朝以后紫衣为高干公服，故有“紫衣朱冠”之说。唐末著名诗人郑谷世称郑都官，有“逐胜偷闲向杜陵，爱僧不爱紫衣僧”诗句。《归田录》记载太祖赵匡胤有一次去相国寺上香，犹豫良久，问旁边的赞宁和尚，拜还是不拜？赞宁说不拜。赵匡胤问为什么？赞宁说：“现在佛不拜过去佛。”太祖甚嘉，龙颜大悦。欧阳修所写的《六一诗话》里称太祖将赞宁晋升为“通慧大师”，赐予紫衣。赞宁大师身份地位今非昔比，出入成群结队的，排场挺大。儒生安鸿渐，文词隽敏，看不惯他的做派，某次两人在路上相遇，安鸿渐出口讥讽：“郑都官不爱之徒，时时作队。”赞宁反唇相讥：“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
禅院尚且如此，官场就更加邪乎了。如《涑水纪闻》载：“宰相谓之礼绝百僚，见者无少长皆拜，相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尝下阶。”不管你是多大岁数的官员，见到宰相都得行礼，哪怕宰相是你儿子，你也得照样行礼，这是朝廷的规矩。官员去宰相家串门行礼时，宰相垂手扶之。说完事儿走人，宰相送送你，但只是走两步意思意思，不下台阶为止。就跟去领导家串门同样的道理，最多给你送到电梯口。若是说完了事儿还不走，没完没了的，宰相不好意思说，则由家仆大喊一声“相公尊重”，就是给官员下了赶紧滚蛋的逐客令，官员遂“而退”。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庚辰科，苏易简与父亲苏协同榜进士，全都考中了。但苏易简是状元，父亲名次靠后。后来苏易简晋升翰林学士，老父在京城任低级科员。爷俩一见面，小苏要给父亲行请安礼仪，到了朝堂上老苏要给小苏行官场礼。老苏感叹道，父参其子，本末倒置矣（《事实类苑》）。没办法，这就是官场规矩，这就是等级制度。在办公室里议政时，等级体现得更为明显。京官以上的升朝官坐着，京官以下的都站着。头顶两个或两个以上官衔的，如包拯，曾为尚书省右司郎中、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事，郎中是官，直学士是职，权知开封府事是差遣，才是他的实际工作。这种官员在办公室议事有茶喝，天热了有专人给扇风，天冷有热宝。其他官员无此待遇。
综上所述，新科进士的政治出身决定了他的去留。皇帝特别关照的属于特例。
如太平兴国八年进士王禹是特例。王禹文采斐然，北宋前期文坛巨擘，但为官有文人的通病，什么都看不惯，动不动写诗骂人写文章讽刺人，弄得他在朝野关系很臭，最后被踢出了中央，死在了地方。听说王禹去世，真宗都哭了。《涑水纪闻》记载，宋仁宗时有个叫王汾的考生，文章水平一般，被评为第五等进士，意味着要去地方任职，当个主簿、县尉等等，工作相对清苦。宋仁宗改判等级，要他在京城任职，考官不明所以问为什么，仁宗叹道，此王禹孙也。
政治身份较低的官员通过走走关系能否留在京城工作？这种可能性较低，因为宋代是道德管制下的社会，最能体现该管制的是“礼制”。朝廷宰执每每因为道德问题丢官罢相，谁敢在这方面僭越？为了保你个小科员留京述职押上自己的政治前途，试问那得给多少钱才能达到两者的利益平衡？等新官三年磨勘结束，那个时候还是有必要活动活动的。通常大佬们不碰新瓜蛋子，犯不上。王汾因有了祖父的关系，考得成绩不好，破例改判京官。仔细看看，不难发现皇帝虽然对他特殊关照，但还得符合规矩。只是改判了等级，这说明皇帝作为帝国最高领导熟悉礼制规矩，他都不敢破坏，何况其他大臣乎？
5.京城的幸福生活
有的新科进士无奈下了地方，只因京城消费过高，主要体现在物价和人际关系维护上面。京城的盐、米、茶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中等，其他如住房、娱乐、生活等费用极高，这是很多新科进士伤不起的地方。
通过水路与陆路，全国各地的粮食、财物、上供物品等源源不断运往京师。天下第一繁华之都，靠着全国的血脉给养，从不缺粮，很少发生饥荒现象。帝国其他地方诸如关中、河北经常发生自然灾害，导致大范围饥荒，最严重的现象是“人相食”。
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六月发生了大旱，起于陕西，波及中原地区。其时新科进士王安石从扬州任满回京述职，一路所见触目惊心，作诗《河北民》：“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简简单单几句道出了当时的干旱程度，黄河以北的难民扶老携幼赶往南方讨生活，从南方归来的王安石比任何人清楚，南方人民的粮食除去上供的自己都不够吃。京师开封府也在此次干旱范围之内，朝廷下诏：“令京城去官井远处益开井，于是八厢凡开井三百九十。”以此缓解旱情。这一举措稳定了首都人民，至少他们没有像河北人民那样逃荒。
京师的地缘优势极为明显，皇帝在这里，天下财务集中于此，首都大量驻军，干什么事都方便，老百姓生活亦有保障，幸福指数最高。一直以来，这种地缘优势是以政治人物为中心的。上面的干旱例子说明了皇帝在哪里幸福就在哪里。全国都可以干旱，唯独皇帝生活的京师不能没水喝。皇帝喝上了水，仁君辈出的宋代自然要恩泽京城老百姓。
十年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6年），全国范围内发生洪涝灾害，京师未能幸免，从五月开始下雨，持续了一个多月，造成洪水淹没城门，毁坏官私房屋数以万计，首都居民只好靠木筏行动。朝廷采取了迅速行动，积极组织军民抗洪抢险，对财产损失的百姓进行了经济补偿。此次全国范围内的洪涝灾害中河北路受灾较为严重，在宋仁宗的倡议下，内藏库出银绢三十万赈济河北路，灾民每人发放五斗米。一户人家主要劳力溺亡者给三千文抚恤金，其他人死亡的，给两千文。洪水年年有，今年范围特别大，江南诸路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相比河北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偏偏河北路人民享受到了朝廷抚恤？
背后即是地缘优势。首先，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河北路紧邻京畿，是大宋开国故土，宋廷南征北战开疆拓土主要经济给养来自中原广大人民，那是自己家人。而江南地区原属于吴越、南唐等割据政权，算是外来户。政治上有分野，这也是造成后来哲宗朝新旧党争的主要原因。南北政治对立在宋初特别明显，如《邻几杂志》载，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科，状元萧贯是南方人。宰相寇准就说话了，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宋真宗一想也是那么回事儿，二大爷赵匡胤曾有“南人不得为相”的祖训，真宗遂改状元为山东人蔡齐。寇准得意地对同僚说，我又给咱们中原人争了一个状元。所以在全国洪涝灾害的情况下，河北路受到抚恤可以理解，另外大宋皇室的老家在那里，赵匡胤祖籍河北涿州。
遇到灾难，京师人民有相对的保障，生活方面也有优势，譬如说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