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历史战争题材创作中的“当代意识”
一年前曾以《透明的红萝卜》为发轫，继而以反映农村生活的新颖别致的批量小说在文坛造成较大影响的莫言，突然又从尘封的历史深处捧出一束浸淫着英雄血、萦绕着民族魂的沉甸甸的《红高粱》（《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让人们不得不再一次刮目相看，或赞誉他描写天地的拓展，或欣赏他小说技法的精进。然而，在我看来，与其将它目为莫言小说创造渐趋成熟的标识使人振奋，还不如将其视作莫言对革命历史题材所进行的一次成功探索更具诱惑。特别是当晚近的军旅文学作家们囿于种种原因，或不约而同地目光交会于“南线题材”，或一如既往地在某一小块和平军营的“自留地”上重复耕作，以至于对“文学中最重大的主题之一”—真正历史的民族的战争题材表现出一种令人不无忧虑的淡漠状态时，尤其如此。
当然，如果简单地把《红高粱》的描写内容概括为一支土匪武装对一支日军汽车队的一次伏击战，那或许会让不少人兴致索然。仅仅根据题材来推断作品是否具有新意是失之武断的。我认为，衡量一部作品是否具有新意，很大程度上要看它是否具有当代性。有一种褊狭的认识，恰恰是把当代性等同于题材内容，从而导致出唯有当代生活才具备当代性的题材决定论。这甚至令人遗憾地成为了我们某些作者有意回避历史战争题材的一种口实。其实，艺术中的创新往往意味着对过去了的生活的新发现。没有这一点，即使是研制、发射卫星这样崭新的题材，也可能写出一部陈腐不堪的作品，而用“土匪抗日”的老题材却可以写出非常具有当代性的小说。作品是否具有当代性，首先取决于作家是否具有当代意识。
所谓“当代意识”，一般是指人类在某个阶段上所能达到的对客观世界和人类自身生活的自觉的认识。它总是不断地突破旧的思想规范和生活观念，始终伴随着时代的进程作动态的深化和延展。它是一种与急剧变革的当代生活息息相关的思情，一种具有延续感的告别昨天、走向明天的未来眼光。对于一个具有这种思情和眼光的作家来说，“写什么”的问题就不是那样地至关重要了—这样说，决不意味着题材的选择毫无价值—甚至相反，题材的运用也总是包孕着一定的择优因素，总是沉淀着创作的最初价值动机。《红高粱》所描写的故事和人物，在现代和当代战争文学记载中虽非绝无仅有，但也并不多见。这已经在第一个层次上表现出了作家重新审查和把握历史的眼光与胆魄。然而，更能透见出作家当代意识的，毕竟还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
在《红高粱》里，我们看不到同类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情形—通过战斗的胜利或失败去印证某一种领导或路线或思想或战略战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等等。作者的目光始终凝视着人—那一群“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既“杀人越货”又“精忠报国”的“高粱强盗”。而且，作者对他们严厉得近乎残酷，就连他们出生入死打的伏击战也不漂亮，甚至差一点儿全军覆没。战斗场面渲染得悲壮惨烈，那些非战斗性情景的描写同样惊心动魄，有声有色。如刘罗汉大爷死里逃生之后为了东家的两头骡子终又自投虎口，酿成惨剧；又如奶奶的出嫁被截，直至和爷爷的那种蔑视人间法规的叛逆心灵，在高粱地里动人的野合；甚至还有余大牙“犯了大罪，死有余辜，但临死前却表现出了应有的英雄气概”……就在所有这些总体描写之上，浮起一种藐视大灾大难的英雄气息，一种重忠义轻生死的道德力量，一种自由人格的光辉闪烁，一种充满热情的生命骚动，一种超于生命之上的民族义愤。一言以蔽之：一种万古不磨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深藏于包括三教九流在内的广大民众之中的伟大精神，才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民族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对日本***的最终胜利，并且保证我们永远不可能被任何凶残强暴的异族侵略者所征服。
至此，我们再不能忽略作者在小说中多次表达过的思情：“……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尤其要注意到他在附记中郑重写下的那些文字：“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这正是全文的主旨：一个当代人所发出的穿越历史的对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一种深沉、悠长而强烈的召唤。
据此，我们还可认为，莫言一定注意到了如下现象：长期以来，由于儒道文化中部分糟粕的熏陶与毒化，多少使我们民族红高粱一样鲜明健迈的性格有所萎缩。因此，他借助一群在国破家亡的危难关头敢于冒死前驱的所谓“土匪”的强悍豪勇人格的深刻展示和积极肯定，完成了一次对我们民族性格中某些弱点的否定，同时伴随着一种对未来理想人格的向往。这在形态上虽然表现为“向后看”，但在本质上则是“向前看”的。因为由于人类永远无法克服的想象力的局限，他们要表达对于未来生活的认识，只能以过去的、经验的生活来做材料。莫言自然也不能例外。他能做到的仅仅是在当代意识和审美理想的光照下，重新去审察和把握历史，在历史中去挖掘出我们民族已有的或失落的或尚没有的心理潜质和性格基因。需要指出的是，莫言在对那种强悍豪勇人格的展示和肯定过程中，也充满了对其中愚昧、落后、野蛮等劣根成分毫不留情的揭橥与否定（如对残忍的孙五的激愤鞭挞，对无耻的余大牙的严厉审判，对怯懦的王文义的善意嘲讽，等等）。至于在肯定与否定这对矛盾的辩证把握中，他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我们不可能在这里深入辨析与论证。这篇短文重点想说明的，主要是当代意识如何帮助莫言完成了对一个传统的、平常的历史战争题材的崭新处理，从而超越题材、超越战争、超越历史，为民族精神的写照和民族性格的建设作出了出色的努力。
我觉得，《红高粱》在历史战争题材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经验还超出上述范围，譬如在对人道主义和人物性格阴暗面的揭示方面，在传统艺术形式和外来技法的融合方面，以及在选择叙述角度的匠心独运等诸多方面，都传递出了令人欣喜的消息。但是，如果站在整个革命战争历史题材创作的宏观角度来考察，那还是先让我们谨慎地将对《红高粱》的好评到此打住。因为据我所知，《红高粱》还仅仅是莫言反映抗日战争系列中篇的第一部，我们将乐于把更多的评断留待《狗道》、《杂种》、《高粱酒》、《高粱殡》等作品陆续问世之后。
但愿莫言不使我们失望。
（原载《解放军报》1986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