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说法，在砥砺名节的大宋时代，是意味深长的。太祖太宗两代人表彰文臣，有引领天下向着文治方向迈进的大战略意图。老赵表彰文臣，又能控制文臣，这样就演绎了帝国的政治平衡。这兄弟俩都重视文臣。现在看，也许这不是个什么大事，但在宋初，此举就有“拨乱反正”的功能。按照船山先生的观察，整个五代时期，从后梁开始，朝代更迭，天下混战，血流成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央政权动辄被武夫夺走，而武夫之所以能够夺得兵权，此仆而彼兴，“无他，唯无相而已”，没有其他理由，唯因没有宰辅而已。说“无相”，不是说没有这个充任宰辅的人，而是说国家权柄皆操在武夫之手，宰辅文臣不能执掌国政而已。甚至，即使君主想把政权交到宰辅文臣的手中，也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建国”之际，根本就没有文臣什么事，都是长枪大戟打下来的天下，派出一个两个文臣，要他们在功高天下的武夫之上，就跟个摆设一样，谁也不服。甚至像李存勖这样的能耐人物，很早就想称帝，对国家也有规划，甚至延聘了像冯道这样有点影响的文人来做官，但举目望去，最后推他上位的还是武夫，冯道，只能做点笔墨工作，根本没有参与到社稷兴衰方向上来。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宰相无能，如冯道，不能谋划天下；一方面是君主无意，如庄宗，不能推演文治。船山先生说道汉高祖刘邦，当初封赏汉初三杰：张良、韩信、萧何，而以萧何为功最高，史称“天下第一侯”。当时就有武夫不服气，但高祖就是有格局，当下即叱责武夫们不过为“功狗”：就像打猎一样，追杀兽兔者，狗也；但控制并指挥猎狗到那里去追杀兽兔，却是猎人的活儿。披坚执锐攻城略地，功狗而已；发现踪迹指挥猎狗，才是功人。一番话出口之后，武夫不怒，实在是让他们听了心服口服而已。
天下如“无相”，实际上也往往就“无君”。因为既然比的是肌肉，那我也有可能肌肉不差。这样，就有了李存勖对朱温的轻蔑，李嗣源对李存勖的轻蔑，李从珂对李从厚的轻蔑，石敬瑭对李从珂的轻蔑，安重荣对石敬瑭的轻蔑，郭威对刘承祐的轻蔑……都是长枪大戟，谁怕谁啊？于是，价值观被省略，人臣大义被省略，剩下的就是肌肉。这就是五代十国“丛林”风景的由来。所以史家有一个定见：“人主之职，在论相而已”，君主的主要职掌，在选择宰辅。能够得到推演文治、价值观、天下意识的宰相，得一二人，不仅是天下黎民之福，也是君主子嗣之福。这个道理，五代乱世之中，藩镇，以及由藩镇而翻牌为帝王的武夫们，不懂。
但赵匡胤懂，赵光义懂，于是，结束了五代十国的乱世，演绎了三百年大宋王朝的文明。
天子“护法”
我想象中的范质，似乎是个胖子。偃武修文，离不开法制环节。这一点老赵和赵普也想到了。五代乱世的司法权基本都在藩镇手里，史称“刑典弛废，州郡掌狱吏，不明习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恣意用法”，自古以来的刑罚法典都被废黜了，各个州郡掌管监狱的官吏，大多不懂法律，藩镇大帅多为武夫，大都率意行事，随意解释司法，全凭自己的意愿断案。这就意味着，生杀予夺，都由藩帅们一句话。故枉法杀人，所在皆有，朝廷一直无能干预。
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专章说“五代滥刑”。五代乱世，本来就没有什么成文法，视人命如草芥，动不动就“族诛”，灭人全家。从后梁开始就干这个活。梁祖朱全忠因为“旧怨”，在夺得天下后，派遣人到洛阳族灭河阳节度使王师范全家。王师范闻讯，设席与宗族宴饮，对使者说：“死，这个事，人所不免。但我担心少长失序，下愧先人。所以要按次序去死。”酒半，命宗族两百余口按照少长次序先后就戮。
后唐庄宗灭了后梁，将后梁大臣赵岩等人“族于市”。又派大将李绍奇去诛杀朱友谦全族。朱友谦的妻子张氏率家人两百余口见李绍奇说：“我们朱氏宗族当死，愿不要滥杀平民。”于是将其婢仆百人挑选出来，放走，以其族人百口就刑。张氏又取过“丹书铁券”向李绍奇出示说：“这是皇帝去年赐给我们家族的，我是妇人，不识字，不知道这上面写的什么。”李绍奇看后很惭愧，但还是杀了朱氏全家。朱友谦旧将七人，时为刺史，也连坐“族诛”。
也是后唐时期，有汴州控鹤指挥使张谏谋叛，被杀后，又搜集他的同伙共三千人“并族之”，还杀掉了与之有关联的军士数百人，“夷其族”。
后汉时，三司使王章被杀，他有个女儿已经嫁给他人，而且病了多少年，但还是带着病被人架到刑场“就戮”。故相李崧之弟李屿，有个仆人名葛延遇，他贪污李屿的货财，李屿责怪他，他就到朝廷去告李屿，说他谋反。于是李屿并李崧等被“族诛”。
……赵翼评论道：“族诛之法，凡罪人之父兄妻妾子孙并女之出嫁者，无一得免，非法之刑，于兹极矣！……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是非，但云有犯，即处极刑。枉滥之家，莫敢上诉。军吏因之为奸，嫁祸胁人，不可胜数。”这种由朝廷和藩镇实施的族诛滥刑，可称“毒痛四海，殃及万方”。就军政混乱、刑罚深重而言，较嬴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人们已经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大宋之初，滥刑之诛，还时有所闻。
史载一案例，影响了大宋刑罚制定。说金州府有一庶民马从玘，他的儿子马汉惠是个邪僻无赖，曾经害其从弟。此人又好抢夺他人财物，乡里乡亲对他恨得要命，但又没有办法。马从玘与妻子和次子三人商议，无奈之下杀死了马汉惠，算是“为民除害”。但此事传到当地官府，有防御使名仇超、判官名左扶，二人竟审得案子来龙去脉后，将马从玘夫妇和他们的次子一并诛杀。
这一大案传到汴梁，赵匡胤认为仇超等人故意将马从玘等判为死罪，实在过分，并果断下令给宰臣道：
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闻奏案，付刑部详覆之。
事实上，从藩镇手中收回司法权，在南唐先主李昪那里，就已经开始施行。李昪曾有“决死刑，用三覆三奏之法”，即地方藩镇必须将死刑上奏朝廷，由朝廷反复查验复核，而后决断犯人生死。如此方有望减少或避免冤狱发生。先贤有道，老赵应有借鉴。
马从玘案是大宋有司详细核查的第一案例。核查的结果是：将仇超等除名，并流于海岛。史称自此以后，“人知奉法矣”。
但不久后，又有一案例，可见推动法制之艰。河南府有一个尼姑名法迁，她私自使用师傅的财物，被告官。但按照“挪用他人财产”例，罪不当死；可是赶上了一个用法严峻的河南府判官卢文翼和法曹参军桑植。这俩人给尼姑罗织了一个“盗”的罪名，竟“置于极典”，将尼姑“正法”。事报到朝廷，因为河南府没有将死刑案上报刑部复核，老赵干脆将卢文翼“除名”，桑植则被“夺两任官”。
老赵“护法”之严，于此可略见一斑。
颁诏书为民雪冤
大宋制定《宋刑统》时，老赵曾提出了著名的刑律方针：
禁民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
禁止士民做坏事，所以要设定法令；但司法条文应该简要，其核心精神必须要有怜悯同情之心。
这是文明立法的经典思想。但经由这两个案例，也可以看到赵匡胤主导帝国“自我更化”的努力。
所谓“自我更化”也就是圣贤所言之“知过必改”。帝国司法有错，有错就改。这个精神不是从赵匡胤开始的，后唐李嗣源时就有这种精神。天成三年（928）正月，赵匡胤出生的第二年，李嗣源刚做了后唐皇帝，正在办理一件大臣死后的丧事，误听京城公安局长的口头报告，说是“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当下大怒，就派大臣石敬瑭到下面执法，杀了两名村童。后来安重诲调查事件，了解到原来是俩儿童，未成年人，戏耍而已。当他审明真相后，“方觉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方才知道自己错误地使用了刑律，反复推演琢磨多次，惭愧敬畏之心不是一点，于是，“令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命令削减十天的常用餐饮，以此来求得冤魂的原谅。此外，还罚了石敬瑭一月俸银，将那位口头奏报不实的人撤职，打了二十军棍，配流登州。并对冤死者做了政府补偿：“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从此以后，还颁布法令：此后在朝及诸道州府，凡用到极刑，必须仔细裁判发遣，不得按以往那样随意模糊，因循过去。
司法中最值得钦敬的是雪冤。值得注意的是，后唐明宗李嗣源，对冤假错案格外注意，这方面，他有不俗的理念，纳入现代司法制度考察，也是闪光之处。他多次颁布诏书，要求解决冤案问题。公元928年十月，他说：
为政之要，切在无私；听讼之方，惟期不滥。天下诸州府官员，如有善推疑狱及曾雪冤滥兼有异政者，当具姓名闻奏，别加甄奖。
国家政制的要点，理应开始于公正无私；治理诉讼的大法，只有期望于公正不滥。天下诸州郡府官员，如果有善于推断疑案，以及曾有过为人雪冤，免予滥刑，这样有优异政制的人，应该把他们的姓名报到朝廷，朝廷要另外给予嘉奖。
公元930年二月，他说：
欲通和气，必在伸冤；将设公方，实资奖善。州县官僚能雪冤狱活人生命者，许非时选，仍加阶超资注官，与转服色，已著绯者与转兼官。
要想达到天下祥和之气，一定先要为人伸冤。以后将在这方面设立公开的制度，实现奖励为人雪冤的善举。各州县官僚，如能有为人昭雪冤狱，活人性命者，可以不必按照日常规定选举，直接报到朝廷，为之加官晋爵增加俸禄，并转赠上一级官服。如果已经是穿了绯色官服了，就再转加一级加官。
所有这些，很可惜，只在明宗李嗣源时有过短暂的施行，在随后的乱世乱局中，法律还是回到了藩镇暴戾恣睢的随意性中，一直到了大宋帝国，赵匡胤将这些富有圣贤精神的法制思想继承下来，而且有了新的创造性。
打不死人的刑具
太祖一朝，为了解决量刑的随意性，还对刑具做了标准化处理。这是接受了当时吏部尚书张昭上书的意见。规定徒、流、笞、杖等刑名应据法之轻重而标准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司法官吏有所依凭，不至于随心所欲。
这个标准化，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量刑后的标准化，如流放的刑罚（简称“流刑”），如果流三千里，就杖二十，配役一年；流二千五百里，就杖十八，配役一年，等等。更有一个是刑具的标准化，如“杖”这种刑具，在现在一般人心目中，应该是打板子，但在太祖一朝却非如此。这种“杖”有明确规定：史称“定折杖格”为：常行官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宽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过九分。小杖不过四尺五寸，大头径六分，小头径五分（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史载宋“营造尺”为31。20厘米。但苏州博物馆藏有1973年10月在苏州市西郊横塘公社出土的宋尺实物，经测量，长31。7厘米。如是，宋“常行官杖”长度当在109。2-110。95厘米之间，大头宽不过7厘米不足，小头宽与全杖厚度不过3厘米左右。而宋“小杖”长度当在140。4-142。65厘米之间，大头直径不过2厘米不足，小头直径不过1。5厘米左右。这样的刑具是打不死人的。这种标准化也体现了古典“明德慎罚”的精神。惩罚，不是大宋的主诉求；推演祥和之气，化成天下文明，才是大宋的“天下目标”。但为何要使用这么轻飘飘的刑具呢？羞辱，以使受刑人知耻而后改过。
有个文人才子，叫周翰，他在大宋帝国的国营纺织厂做监工，这是一个织造绫锦的场院，织锦工犯了什么管理条例，他施行杖责，打棍子，但是超过了条例规定，处罚得重了点。织锦工不干了，告到赵匡胤这里。史称“帝怒甚”，于是召来周翰，也要如数给他一顿棍子。
周翰说：“臣负天下才名，受杖不雅。”老赵大概被他逗笑了，居然放过。赵匡胤“性宽仁多恕”，有一次，御膳房供膳，送到禁内，老赵左右接过，放到案上时，忽然发现食器旁有个虱子，这应该是厨师头发上掉下来的，很恶心。但老赵急忙对左右说：“勿令掌膳者知！”因为此事只要让掌管膳食的人知道了，做饭的厨师就要获罪。正因为老赵有这样一份“宽仁多恕”的宅心，所以他对刑罚之举措格外关注。
史称老赵曾经读《尧典》，叹气道：“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耶？”
大舜还在做尧帝的臣下时，曾经摄政，当时有四个叛逆的罪人，大舜将他们流放到荒凉的四个边境，去抵御边境之外的敌人。史称“流放四凶”。叛逆的罪人，在秦以后，不仅要遭遇诛杀，甚至要灭族。赵匡胤看不惯这类酷毒的刑罚，所以要慨叹尧舜的宽刑。史称老赵“有意于措刑也”。自开宝以来，凡有犯大辟死刑的，如果不是情理深害的，老赵就不去划那个红钩，史称“多贷其死”，大多都得到免死的处理。
老赵之后，种种司法不公有所改观，在法制完善方向上，大宋做出了五代十国梦想不到的成就。终大宋三百一十九年历史，滥杀无辜、冤假错案，出现的概率远远低于历朝历代。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在太祖生命的最后一年，九月，“开封府言：京城诸官司狱皆空，无系囚。”近百万人的大都市，没有一个囚犯！监狱为之一空。这是世界范围内、数千年历史中，一个文明邦国所能达到的最好的司法结果，是孔子所梦想的“无讼”境界。老赵，在他的任内，做到了。尽管按照人的复杂性考察，“无讼”并非最佳政制生态（最佳政制生态应该是：司法公正），但在赵匡胤时代，在战乱频仍之后难得的政治清明时期，在多次大赦之后，没有重大政治、刑事案件，一般的案件因为不得淹留，又多次给人自新的机会，于是，虽有“狡害之民”，但社会上无作案条件，“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心存不轨之念的恶人没有办法掩饰他的诈谋，因此，暴乱的奸谋往往就因此而消失于无形之中。社会终归于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