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汉代贾谊《过秦论》提出的“约法省刑”之功。开宝元年（968）夏五月，因为时当盛暑，老赵下诏各地“恤刑”，也即要体恤狱中犯人，慎用刑罚。有一天，他还对侍御史冯炳说：“朕每读《汉书》，看到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史称天下无冤民--这正是我所期望于你们的！”
说赵匡胤时代的大宋是一个敬畏生命、政治清明的王朝，或不为过。
改试卷公平取士
建国初，老赵最重要的改进工作是对科举的政策性调整。这个工作更与大宋“崇文抑武”或“偃武修文”有关。建隆元年，太祖即位之月，就到当时的“国学”（国子监性质的儒学场所）巡视，第二个月又来巡视。当初汉高祖曾到鲁国去祭祀孔子，唐太宗也曾到国子监祭祀孔子，后周太祖郭威也曾到曲阜祭奠孔子。但刘邦是在“高祖十二年”、李世民是在“武德七年”才来祭祀孔子，郭威则是在扫灭慕容彦超后，顺便来“看望”孔子。赵匡胤则在践祚的第一年、第一个月就主动来到国学院表彰儒学，史称此举为“隆儒师古，躬化天下”，重视儒学，师法古圣，身体力行，教化天下。大宋之所以文质彬彬，“启佑后嗣，立太平之基”，开启并护佑后人，奠立太平的基业，与老赵崇尚邦国文治，收敛天下杀气关系密切。
后周世宗时，曾在汴梁营建国子监，置学舍。太祖受禅，即诏有司增葺国子监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老赵亲自撰写了国子监中对孔子、颜回的赞词；其余配享孔庙的圣贤人物赞词，由宰臣以下分别撰写。从此以后，车驾一再巡视国子监。并诏令左谏议大夫崔颂判监事，开始聚生徒讲书。开学之后，史称“上闻而嘉之”，特意要中使也即亲近帝王的主事宦官，给师生们送去了御酒，以示鼓励。
这个事件看上去似乎不大，但在五代乱世之后，具有象征意义。就像刘邦当初路过鲁地，礼拜孔子庙一样，都含有邦国由军事管理向文官管理的过渡意义。这是文明展开的标志性事件。
乾德元年后，老赵还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图书。国家的文治格局慢慢走上正轨。科举，自隋唐以来，遭逢乱世，也基本没有停顿。但唐时开始有“公荐”，就是不全靠考试，还要靠以往在社会上的资望，由台阁近臣推荐“抱才艺者”，这样，考试不过是“加分”。这种制度也不能说不好，如果科举到了“八股”程度，“公荐”也不失为一种调整。但五代以来，贿赂成风，因此“公荐”这个政策下，“去取不能无所私”，要谁不要谁不能没有徇私的弊端。老赵于是下诏：“朝臣无得公荐贡举人”，朝中臣僚不许公开推荐贡生、举人。
与“公荐”相关的还有一个“公卷”政策。所谓“公卷”，也叫“行卷”，其来由也很早，汉唐时都有盛行。当时社会风气是重视“誉望”，也即考前的知名度，考官取士，对考生的试卷也只不过是一个参考。所以一般有点名望的考生都在考前到京师走后门打通关节，找高官大佬，将自己平时的作品呈上。如果得到大佬青睐，就会为考生在各种场合“延誉”，也即公开表彰、推许这个考生。如此，即使考试时没有考出好的成绩，也有可能被录用。考生就会视推举他的人为“恩师”，自称“门生”。这就是所谓“公卷”。不过这种政策也不适合于宋初。在道义普遍缺失的时期，“公卷”的“走后门”现象无法杜绝。老赵于建隆三年（962）九月下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将这一个唐五代以来流行的政策也革除了。
这种改进，不一定是最优的，但它使试卷成了录用与否的唯一标准，就尺度言，增加了公正性。更有意味的是：此举，让没有任何背景的贫寒之士中试的机会开始增大。以后的事实证明，大宋，确实为寒门开一进身之阶，越来越多的穷人子弟开始向学，靠读书、中考，改变自己命运的努力不仅可能，而且正当。
宋初，有不少“食禄之家”在“公荐”或“公卷”政策下进士及第，老赵对此有不确定的怀疑，他担心考试不公，冷了天下士子的心，于是出台了“复试”的政策。开宝元年（968）三月，考官选定了十个进士，其中有翰林学士陶谷的儿子陶邴，名列第六。
老赵很早就听说陶谷有才但不能训子，有一年，朝廷设试，专门考官员子弟。陶谷贿赂主考官让他儿子陶戬过关。这位陶戬公子诵书不通，但主考官碍于翰林承旨陶谷的面子，居然以合格通过，补了个殿中的官职。
但纸里包不住火，不久为人告发。老赵毫不客气，按律下御史府调查。结果主考官降职，陶谷罚了两个月的俸禄。
现在又来了个陶邴，也是陶谷的儿子！老赵从陶谷当年暗中制作禅位诏书一事，就很轻鄙这个人，又加上陶戬的事，所以连带着对陶邴也不相信。他担心这是个普遍现象，于是下令复试。
但陶邴还不错，复试也过了，算是为老爸争了一口气。但老赵仍有担心，为此专门下诏，令以后“举人凡关食禄之家”，举人如果是出身于拿取国家俸禄的官员之家，一律上报，并专门安排“复试”。这个诏书一下，等于为“食禄之家”特设“复试”成为定制。这是比寒门子弟还要严格的录取制度。
大宋，文人地位越来越高，文化也越来越发达。后人读史，读的越多，就会对大宋越是向往。我个人的读史经验是：中国最好的时期，秦以后，民国前，只有东汉、大宋两个朝代最有意味；尤其以大宋为最优，那是一个足可以“诗意地栖居于大地”的时代。真想在这里说一句话：“郁郁乎文哉，吾从宋。”
韩通死于“王事”
韩通死，老赵下了一道诏书。这是老赵践祚后最初的几通诏书之一。诏书真实流露了老赵痛惜人才的心情，对韩通的表彰出人意外。诏书对韩通服务于前朝的业绩做了肯定和赞誉，认为他的死是“临难不苟，人臣所以全节”，遇到灾难并不苟且，这正是人臣所以保全气节的地方。还将他的死定性为“遇害”。处理决定是：赠官为中书令；以国礼收尸下葬。
诏书中还说，我老赵过去与韩通在一起时，“情好尤笃”，只有这一句话可能是不真实的。检点史料，没有发现老赵与韩通交好的信息，尽管俩人曾经“并肩作战”，如曾经在北伐契丹中，老赵任水路都督，韩通任陆路都督，俩人分别连下数城；曾经在高平之战中，老赵在中军与张永德向右路冲锋陷阵，韩通则在左路与王彦超出晋州道邀击北汉，等等；但他们始终没有私下往来。
《宋史》卷四百八十四有一个奇异的《周三臣列传》，分别记录了不属于宋朝的三个人物：韩通、李筠、李重进。这个传有《序》，《序》有言，大意说在新朝为“顽民”，未必在旧朝就不是“忠臣”；但这三个人又分别曾经在后唐、后晋、后汉都曾像今人“换单位”似的做官，因此说他们为后周而死，似不通；但又表示说，这仨人很可能就是“智氏之豫让”那样的人吧！
豫让是春秋名士。曾在范氏、中行氏等人那里当过臣下，但未受重用。后来又投智氏门下，受到尊重。智氏被赵襄子所灭，豫让为智氏报仇，多次刺杀赵襄子，没有成功，最后被杀。
《宋史》这个《序》将这“周三臣”评价为“士为知己者死”的豫让一样的人物，似乎有理。
韩通死于“王事”而不是死于“气节”。虽然同属于“忠义”之士，但“死于王事”和“死于气节”，在圣贤大义中，还是显有差异。欧阳修做《新五代史》特意标出了“死节”与“死事”的不同，并各为列传，名曰：《死节传》《死事传》。《宋史》又有《忠义列传》十卷，前有《序》，也大致说了“忠义”的“等差”。这个序的大致意见是说：
为气节而死、为国事而死，应有区别。抗击社稷之敌，勇往直前，或奉命赴边，或授官守卫本土，或托官闲居，因激愤而赴义，虽然所处位置不同，但论起为国捐躯殉节，至死无二心者，皆可称之为“忠义之上者也”。
由于胜负不常，陷身俘获，或慷慨就死，或为了道义自杀，“斯为次矣”。仓皇遇难，在乱兵中丢命之人，其志气也足以让人崇尚。由于世事变化而沦于苦难之小吏，隐姓埋名，不与新朝合作，磨炼操守恪守初心，“抑又其次欤”。至于普通人发布爱国救国之危言高论，以及那些乡里英雄、世外豪杰，为道义而战，他们的死也是很重的。但王夫之的《宋论》另有评价，认为他们是“有恒”之人。
《宋论》专门说到韩通：韩通不是史上弭定叛乱的忠臣，也不是试图与老赵逐鹿的乱臣，韩通之所以冒死以相争，实在是因为与老赵往日同朝，而老赵忽然秘密相背；往日同事，而老赵忽然兵临城下；他对老赵这种“怀非常之情而不相告，处不相下之势而遽视之若无”，没有把他看在眼里的格局，实在是“有心者不能不愤，有气者不能不盈”。于是，死就死吧，韩通实在是不愿意接受这种局面：过去还几乎平起平坐，北面事周，现在却抛弃后周孤儿寡母而北面事奉豪强！这怎么可能？这口气咽不下啊！
但王夫之也认为，像韩通这样的人物，“犹有生人之气存焉”，虽然不必称之为周之“忠臣”，但可谓“有恒”之人！
韩通之死，或不属于“赴义”者，但依然可以列在“忠义”行列之中。王夫之所谓“有恒”者，也即有操守而不轻易变易者。“有恒”也即有恒常操守，至死不变。这类人物，在儒学系统中，已经属于贤人。韩通足以当之。
老赵褒奖忠义，贬黜变节，这在政治文明中，是一种源于天下意识和天下目标的正价值。文明邦国无不褒奖忠义，即使褒奖的对象是敌对势力。非文明邦国则乐于褒奖朝三暮四变节之徒，重用敌方“叛徒”，以“事功”为目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考察历史大义，是为一大关节。
老赵“逆取”后周，是时势使然。时势未萌之际，往往有人洞烛先机。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一个叫郑起的人物，就有这个大见识。显德末年，郑起做殿中侍御史，他看到赵匡胤握禁兵，有人望，就给当朝宰相范质写信，说赵匡胤此人叵测难料，史称“极言其事”，把老赵可能的“谋逆”说得神乎其神。但范质不听这类没有根据仅凭直觉的判断。据说郑起先生曾在路上遇到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居然不下轿，“横绝前导而过”，连招呼也不打。此公大约觉得老赵早晚要反，心目中早将老赵视为“叛党”了。
但老赵气量大得很。对此事根本就不上心，无所谓。到了大宋代周，还拜郑起出掌泗州的经济工作。一直到有人举报郑起“嗜酒废职”，这才依照习惯法给他降了一级，也并没有打击报复。
另有一个右拾遗杨徽之，也曾对周世宗说过：赵匡胤“有人望”，不适合典禁兵，以免历史故事重演。赵匡胤即位后，对这个人有些讨厌，很想找个机会办了他。但赵光义喜欢杨徽之，对赵匡胤说：“此人是周室忠臣，不宜深罪。”老赵想想也是，于是不办，还给了他一个天兴令的官做。史称杨徽之“为人纯厚清介，守规矩，尚名教，尤恶非道以干进者”。这是一个循规蹈矩、重视名节的人物，崇尚儒学教诲，尤其厌恶以歪门邪道寻求前程的人。他在后来的日子里，与文臣李昉等人共同编辑了大书《文苑英华》，成为中国传世经典之一。
老赵对待忠义之人如是。理解老赵“天下目标”，理解老赵试图解决五代以来的道义难题，需要注意他的这类举措，更要注意这类举措背后的文化意义。司马光在记录太祖践祚事有言：
自韩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除了韩通之外，没有杀一个无辜，而得到天下。此语甚健，我甚欣赏。
“常胜将军”荆罕儒
建隆元年，是大宋帝国的第一个年头。但各地仍处于藩镇割据局面。老赵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是：北方有契丹族所建日渐强大起来的辽政权；据有河东（约当今山西大部）十二州的北汉政权。南方则有占据江南十九州的南唐政权；占据江汉三州的南平政权；占据湖南十四州的武平政权；占据岭南四十八州的南汉政权；占据两浙十三州的吴越政权；占据两川汉中四十五州的后蜀政权。
除此之外，还有后周时期的藩镇刺史封疆大吏，也不平静。“卧榻之侧，皆他人家”。中国不统一则罢，欲统一，上述种种，实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这一年，北汉以北部守军侵掠黄河以西的大宋辖区，赵匡胤下诏北部诸州出兵防御，定难（今陕西靖边）节度使李彝殷遣部下进援麟州（今陕西榆林），北汉退兵。
这一年，契丹入侵棣州（今山东滨州），棣州刺史何继筠追破其众于固安（今河北境），获马四百匹。
这一年，荆罕儒在与北汉一次战役中战死。荆罕儒乃是五代大宋年间罕见的名将，战死之前，几乎没有打败仗的记录，称得上是个常胜将军。他在后周时用反间计，成功地离间了契丹与南唐的关系，被周世宗命为泰州团练使。太祖受禅后，以荆罕儒为郑州防御使。因为他有与契丹、北汉的战争经验，又改为晋州（今属石家庄）兵马钤辖，赴北方边境，与慈州（今河北磁县）团练使王继勋共御北敌。
史称荆罕儒“常欲削平太原”，故常常恃勇轻敌，多次率骑深入北汉辖区，守军多深沟壁垒不敢出动。荆部野外虏获甚众。这年冬天，他再次领千余骑抵达汾州（属山西）城下，焚毁北汉守军的草市，按兵缓缓而退。当晚扎营在附近的京土原。北汉遣大将郝贵超领万余众来袭，黎明时迫近荆部大营。荆罕儒根本就没有把十倍于己的敌军看在眼里，派出都监、负责军需的毡毯副使阎彦进分兵去抵御，自己着盔甲，罩了锦袍坐在胡床上与将士宴饮。他割了烤羊腿，正在吃，军校来报，说阎彦进战不利，开始后撤。荆罕儒随即出帐上马，麾兵直击来寇。战斗中，荆罕儒亲兵未能及时跟进，郝贵超军忽然涌出一队士兵靠近形单影只的荆罕儒，长戈齐举，刺落马下，随即几十条长戈像舂米似的戳来，荆罕儒身负重伤呼啸站起，继续格斗，手杀十数人，最后遇害。
北汉主很早就听说过荆罕儒之勇，总想生擒他，为北汉所用。听说被杀，气得难受，竟将杀死荆罕儒的人一个个处死。
赵匡胤闻言，更是痛惜不已，提拔他的儿子荆守勋为西京武德副使，更调查京土原之战未能效命的将士，将慈州（今河北磁县）团练使王继勋黜为率府率（负责水泽土产赋税的官员），监军阎彦进黜为殿直（武职，朝中散官，无实权），另斩其部下龙捷指挥使石进德等二十九人。
赵匡胤登基的第一年，还发生两场重要战事，一场与李筠有关，一场与李重进有关，这“二李”与韩通一样，都是《宋史·周三臣列传》中的人物。与李筠有关的那场战事史称“征潞州”；与李重进有关的那场战事史称“平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