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先生认为，如果遂了太宗的愿，天下就不会是赵廷美的，也不会是赵匡胤子孙的，而一定是赵元佐的。但赵元佐则有发自天性的恻隐之心，以此来对质鬼神，对质天下，一定要委曲地保全叔父，以免君父陷于不仁——而君父“不仁”，就没有“至善”，就不是圣明之君。但君父不听，元佐于是“激烈佯狂，纵火焚宫”。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向天下昭示：我，赵元佐，不可以君临天下。即使因此而得罪，不幸而死，也会甘之如饴。所以太宗将元佐废为庶人，这恰恰是元佐“得其心者”的结果，所谓“得其心”，就是求仁得仁的“得其仁”。当年伯夷叔齐和泰伯之所以抛弃人间最高爵位，安然处于天道格局，就是在小心翼翼地护佑这颗心，以期达到“克己复礼”的境界。
王夫之先生列举了史上一些类似故实，认为都不可能与赵元佐相提并论。更认为大宋“无人”，没有像样的圣贤人物。为何？因为赵德昭之死、赵廷美之贬，这些都是大乱之道，是由太宗为最大的推手造成的。当时，在朝堂之上，以“刚直”被人称许的窦偁、姚坦，以“昌言”被人称许的田锡、张齐贤，以“方正”被人称许的李昉、吕端，等等，都是所谓的“贤臣”。但在这么大的国事面前，俯首结舌，任太宗忍心害性而行其私念，没有一个人敢于念想一下开国的先皇太祖赵匡胤。仅有一个卢多逊，保护太宗在前，护佑秦王在后，不忘“金匮之盟”。但因为赵普的邪说一铺演，结果有此大狱。宋自元佐之后，表彰了很多人，包括推荐太子的寇准、拥戴太子的吕端等等，但是廷臣国史一班文人，却无人表彰赵元佐！他引用司马迁的话说：“伯夷虽贤，得孔子而名益著。”在昏霾遮蔽日月之光时，只有楚王元佐那里微露一线孤光。但有心者自然能够懂得选择。不一定要等到孔子来表彰，而后可以让元佐为人所知，只要他的这点孤光存乎于人心，就足可不朽。
现在，赵元佐得王夫之推举，应该有更多人知道他了吧？
明代有个思想家叫张燧，他有一部史论性奇书，名《千百年眼》，此书曾得到王夫之赞赏，书中评论历史故实，往往独具只眼，不凡不俗。说到赵元佐，书中有言：
楚王元佐，太宗之长子。廷美死，元佐亦旋以狂疾废。呜呼，泰伯之“让”，其迹隐，季札之“让”，其虑深，元佐此举，可谓追迹千古，岂真狂也！太宗之残忍刻薄，到此宁不可为之警省耶！
楚王赵元佐，是太宗的长子，赵廷美死，赵元佐也跟着就因为狂疾而被废。唉！过去泰伯之让国，行迹很隐秘；季札之让国，思虑很深远；元佐这种佯狂举动，可谓一直追溯到泰伯、季札这样的古人，哪里是真的有狂疾啊！太宗这样残忍刻薄，看到儿子如此，难道不能有所警醒吗？
张燧、王夫之，是最能理解赵元佐的人。孔子云：“德不孤，必有邻。”
“晋邸旧人”柴禹锡
柴禹锡，是理解“赵廷美大案”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他第一个告密，说赵廷美可能有“阴谋”，于是，“倒赵”大狱开始了倒计时。
这是何方人士，敢于在诸事并不明朗之际，直接挑唆皇上和四弟的关系，而且还因此加官？
柴禹锡很可能是柴荣的堂侄。虽然他的传记中并没有出现与柴氏的宗谱关系，但从他种种关系推测，应该大致不差。他比柴荣小二十一岁，他的儿子名柴宗庆、柴宗亮，柴荣的儿子名柴宗训、柴宗诲，都是“宗”字辈。他们的出生地都在河北，柴荣出生在邢州（今河北邢台），柴禹锡出生在大名（今河北邯郸），二地相距百余里，在藩镇后汉时代，一度都属于枢密使兼任藩帅郭威的辖境。故柴禹锡的祖父一辈，应与柴荣有着或远或近的族属关系。
在那个人人重视郡望也即籍贯显贵，族谱也即祖系来源的时代，柴禹锡从来不提他与柴氏关系，当有避嫌远祸的考量。所以《宋史·柴禹锡传》说到此人时，开篇即道：“柴禹锡，字玄圭，大名人。”这种省略了祖上名人的传记，很少见。史官如此记录，应该来源于柴禹锡的自传。
他少年时代，带着富贵气象，有人就对他说：“子质不凡，若辅以经术，必致将相。”你气质不凡，如果能用历史经典来辅助，一定能做到将相这个位置。柴禹锡从此留心问学，有了长进。等到太宗做晋王，开府时，他投到府上，因为善于应对，得到晋王赏识。太宗践祚，从供奉官慢慢做到翰林副使、如京使，一直到掌管翰林部门、又迁宣徽北院使。还在寸土寸金的汴梁城里，在宝积坊给了他一座大宅子。这是一个很得太宗信任的“晋邸旧人”。
太平兴国六年（981）秋末冬初，柴禹锡“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逾年，转南院使”，向太宗告密，说秦王赵廷美有“阴谋”，因此而得到擢升，为枢密副使；第二年又转为宣徽南院使。
宣徽院，是唐代后期设置的官署，负责管理大内各个部门，以及朝廷诸班内侍的人事档案，更负责皇家祭祀、朝会，大型宴飨所需物资调配，一切内外供奉，名物检视等等。宋时一般用朝廷资深命官兼任，可领节度使。宣徽院分南北二院，南院比北院资望更高，处理公文时，南北两院共同掌管，但“宣徽院”大印由南院钤印。这个职务略相当于今日的中央办公厅，或中直机关工作委员会，权力很大。柴禹锡由北院调入南院，看似平级转移，其实是领了更大实权。
史称“服劳既久，益加勤敏”，在大宋服务劳作越是时间久，也就越加勤快敏捷。他应该为大内流畅运转，做了不少辛苦活儿。太宗欣赏他。
但到了雍熙年间，朝廷议论要扩大宫城建设，于是做了四至的标识，柴禹锡的宅邸恰好在四至之内，一旦动工，需要拆迁。柴禹锡担心补偿款不够，“请以易官邸”，要求要调换一下，要住进公有住房。这就暴露了此人贪财的一面，史称“上因是薄之”，皇上因此而鄙薄他的为人。
他还有“结党”的不良习气。
“公当偏霸一方”
“倒卢”后，发生了一件事。
有一人，名王延范，长得形貌奇伟，家庭富有，仗义，任侠，好术数。早年在荆南做官，进入大宋后，在太平兴国九年（984），为广南转运使。此前就有以旁门左道迷惑士庶的术士投其所好，对他说：“你只要有意愿，去做事，我可以暗地里给你加持力量，让你把事做成。”所以王延范就敢于恣横做事。这时他又遇到一个相师，传闻他的相术很灵验，这人对他说：“公当偏霸一方。”这意思就是说他会做一地方藩镇大帅。又有一个懂“九宫算法”的方士，为他推算命运流程，推算一个卦象后，惊讶得站了起来，说：“君侯大贵不可言，当如江南李氏国主！”这意思还是说他将要有割据称雄的藩镇之命。不久，又遇到一个县城的小秘书官，此人据说会相面，说他有“坐天王形、频伽眼、仙人鼻、雌龙耳、虎望”的模样，这些都是“大威德，猛烈富贵之相”。说到了富贵那一天，也能坐上“四门辇”。这些术语听上去都神秘兮兮，富有蛊惑力。王延范的父亲王保义就曾经做过荆南高氏政权下的行军司马，兼领武泰军（在川东）留后，也是一个藩镇人物。藩镇的跋扈自在，有无数故实在江湖、在廊庙流传，一个颇有一点“男子汉大丈夫”气概的王延范，受不了这种诱惑，于是心中渐有“异志”。
有一天，一头豹子忽然闯入转运使办公大院，咬伤了几个官吏，左右都吓得两股战战，不敢对付。王延范知道后，一个人拿起一只铁戟，将豹子刺杀。完事后，他提着血淋淋的家伙，不免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从此更加自负。
一个地方官来访，晚宿在一起，几个人走下殿堂，在庭外夜观天象。这人指着西方一个大星星说：“此所谓‘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者也。”但是这时有另一个门客引证《星经》说，这不是火星，乃是太白星在经过南斗。但王延范已经听不进这个，他正在选择性地接受他想接受的信息。
于是，他与铁哥们，在广州掌管中外商船来往贸易的“市舶”官陆坦，讨论如何发兵割据岭南，再造昔日一个南汉的大事。但不久就赶上陆坦任期已满，要回到朝廷复命，他就托陆坦给朝廷里的左拾遗韦务升一封信，信中很多隐语，大意是要韦务升侦知朝廷机密要事，以备将来所用，等等。
这就是在阴谋分裂大宋啦。
这个王延范对待下属很傲慢，像奴隶一样，刑法太严厉，导致属下不满。有个小将叫张霸，可能有了过错，王延范就给他一顿板杖。张霸一口气咽不下，但自己人小力微，于是要“借力”，就想到了广州知府徐休复。他知道这二人一向不和。于是将王延范要谋反的种种劣迹和证据，按照他知道的，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徐休复马上派遣亲吏乘驿传火速报往京师。
太宗当即下令：朝廷派出资深内侍阎承翰，乘驿传赶往广州，会同转运副使李琯，以及徐休复等人一起，来审理这一起转运使犯罪大案。
阎承翰，在后周时就任内侍，入宋后，服侍过太祖、太宗，后来又服侍真宗。这是一个做事谨慎但性情刚强，心思谨密，善于审查隐微的人物。他主导的案子，当事人很难做手脚。案情很快出来，史称这一干人“具伏”，都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事情得到处理。但《宋史·宦者列传》说到阎承翰审讯王延范的故实时，有九个值得注意的汉字：“考掠过苦，延范遂坐诛”。转运使，相当于省部级大员，审理这一起大案，阎承翰动了大刑。如此，所有关于王延范的“罪恶”，可能就有了疑点。
所以此事也有另外说法。
据说这位徐休复与王延范“不协”，不和谐，关系紧张，所以奏告王延范种种不法。王延范被正法后，他得到升迁。因为他的父母都在他富贵之前葬在山东青州，所以他上表要求到青州去做知州，意思是可以顺便给父母改葬，营建坟墓。这是朝廷愿意鼓励的行为，就准了他的意见，但他到了青州多年，根本就没有改葬父母这件事。以后，又被朝廷改知潞州。到了潞州几个月，他的脑后生了一个大疮，最后病重时，好像见到王延范，史称徐休复“但号呼称死罪”，一个劲号哭呻吟，口称“死罪”。这是见鬼的节奏。不几天，卒。
史官给他的评价是“无他能，掌诰命甚不称职，履行不见称于搢绅云”，徐休复没有更多德能，掌管诰命文字工作时，不称职；操行也不被士大夫所称赏。这是一个德能都有残缺的人物。
徐休复派人来朝廷告密，并特意说王延范之所以敢于不轨，是因为在朝廷有依托大臣，没有人敢动这位转运使。太宗就来问询宋琪和柴禹锡：“王延范这人怎么样？”
王延范与宋琪有不远不近的亲属关联，所以宋琪就说了很多好话，忠诚啊，勤勉啊，等等。柴禹锡也在一旁附会，赞赏。太宗起了疑心：王延范跟宋琪是亲戚；宋琪跟柴禹锡是哥们儿；这俩人一唱一和，定有朋党勾结。所以太宗很不高兴。最后找了个借口，说宋琪身为大臣，太“诙谐”，不适合做宰辅，罢相。这样做，是不愿意捅破二人勾连的这层窗户纸。史称“不欲显言之也”，不想把话说得太明显。而后，同时下诏，“切责”柴禹锡。给他的处理意见是：以骁卫大将军出知沧州。
江湖险，廊庙更险
《宋史》中，柴禹锡与张逊、杨守一、赵镕、周莹、王显、王继英七人合传。传后有“论”，相当于传统史家的“盖棺定论”。“论”曰：“自柴禹锡而下，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者凡七人。”说这七个人，都是因为曾经在晋王府邸供事，攀附晋王，后来得到富贵。但各人都有能力也有惭德。如张逊，虽然理财是一把好手，但有嫉贤妒能的恶习；周莹，虽然对军旅之事很在行，但治理卒伍却有残酷滥刑的一面；王显，虽然为人谨慎有操守，但没有学识没有见识；柴禹锡，虽然被人称赏勤快敏捷，却涉于结党朋比，未免格局不大。所以这些人都“莫逃于龊龊之讥”，没有人能免予“龊龊”这个带有讥讽的评价。“龊龊”，是指非圣、非贤、非大人之相，庸中佼佼者常有的拘束、谨小慎微的样子。柴禹锡“攀附”晋王，入朝后又攀附宰相，总有结交同党、推演山头的举动。《宋史》这个评价有理，柴禹锡似距离“鄙夫”很近。
柴禹锡被贬，做了几个地方的地方官，有政绩。真宗时，还曾经移知贝州，契丹大军兵临城下时，柴禹锡已经做了严密部署，城防防御，一切有备。契丹逡巡于城下，知道无法攻克，撤退了。
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什么更大功勋，也没有什么更大劣迹。但告发赵廷美“阴谋”，却是由他首发。此事功过是非不论，联系他与后周柴荣的族属背景，联系他是晋王府邸“故旧”的心腹背景，联系他后来主动主导“驸马升行”取悦皇室公主的品质背景，似能给人一种感觉：江湖险，廊庙更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