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宋帝国三百年5:文功武治宋太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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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赵普与卢多逊(4)

赵元佐认为四叔没有错,弄出来的那些事,不算个事。四叔几乎不带兵,几乎没有强有力的党羽,有个卢多逊,也不过是寻常来往,说了一些讨好的话,负气的话,而已。就像王旦看“逾制”的老臣寇准,仁宗看“谋逆”的成都秀才一样,四叔这点事,在元佐眼里,不是事。于是,他拒绝签名,并开始试图搭救四叔,尽力不要酿成一场大狱。

整个皇族中,只有楚王元佐一个人,在救助赵廷美。

但“宋太宗—赵普—王溥—柴禹锡”,这一方的力量太强大了——

太宗主意已定,必要恢复“嫡子继承”制;

赵普主意已定,必要在“倒赵”过程中“倒卢”;

王溥主意已定,必要支持大宋结束“兄终弟及”的格局,从此走上权力分配的古制;

柴禹锡主意已定,必要以当初晋王官邸旧人的身份,帮助太宗,甚至也帮助元佐,完成大宋社稷继承人要保持在太宗一系的制度性设计。

所以,元佐一个人的力量还不足以救助四叔。太宗也不听。

有一部野史《龙川别志》记录说,太宗要立元佐为太子,元佐坚决推辞,说要立也得立太祖之子。因为这个原因,元佐作为太子的资格被废掉。但这个说法不确,因为元佐“出阁”,也即接受藩封,做官,在太平兴国七年(982)七月,当时太祖两个儿子德昭、德芳已经死了。所以,他不大可能要求立“太祖之子”。但这个故实的意义在于:赵元佐,这位最有希望继承大宋社稷江山的人物,并不看重这份君权。这是进入元佐内心世界的一把秘钥。

让国四贤人

历史上,出让君权给更合适的人选,有几个被儒家反复赞誉的人物。

有一人名泰伯,是殷商晚期周族的太王之子。太王有三子,长子就是泰伯,次子是仲雍,三子是季历。季历最为贤能,且生有一子,就是姬昌,未来的周文王。太王看到姬昌,就认定周族的希望在他身上,就有意要将王位传给季历,再由季历传给姬昌。泰伯看到三弟季历和大侄子姬昌确实贤能,而父亲太王又有此意,就有了不露痕迹的三次推让天下。第一次,太王生病,他去采药,故意没有回来;第二次,太王病死,他又故意不去奔丧;第三次,断发文身,故意不穿用周族服装,表示不可能继承王位,最后跟着二弟仲雍一起跑到今天的“吴越之地”,远离了陕西的周族之地。这样就造成一种不露痕迹的“让国”。

“三让”天下的“三让”也有不同说法,如让季历、让姬昌、让姬昌的儿子姬发也即周武王,就是一说。这个不论,“三让”已成为传统政治人物“至德”的故实。孔子就盛赞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的“至德”,以至于天下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表彰这个事件。

这又是一个伦理重于政治的案例。

在儒学价值系统中,“外王”,其分量是远逊于“内圣”的。

达到“外王”,可以作为一个可能的目标;但达到“内圣”,却是必须追寻的目标。所以“让国”这类“政治上不负责任”的“开小差”行为,在儒学这里可以被当作“至德”来表彰。而政治人物之所以被表彰,是因为他们在“伦理”意义上富有圣贤气象。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都不能连累他们的内心,所以有“让国”;无论多么高尚的名声,都不是他们愿意计较的对象,所以士庶不知道怎样称赞他们。这就是“至德”所在。

“让国”的还有两位,一个是老大伯夷,一个是老二叔齐,俩人都是殷商末年孤竹国的王子。孤竹君喜欢老二,就要传位给叔齐,但叔齐认为自己不是嫡子,不能继承王位,就让给哥哥伯夷。伯夷又认为父命不可违,坚持不做这个国君。最后二人都逃跑,到了周国,看到周武王伐纣,认为这种战争属于“以暴易暴”,不是臣下应该干的事,就拦住马车谏阻。武王不听,终于灭掉殷商。伯夷叔齐二人“耻食周粟”,认为再吃周王朝天下的粮食是个耻辱,就到首阳山,采集野草而食用,最后饿死。这二人也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评价,是传统中国抱节守志的典范。

这二人的意义在于:做事求诸己。求诸己,就是守住内心的仁德之念,自然而然地做道义肯认的事,无论所得结果如何,不抱怨。按照圣贤的意见,这种发自于内心的恪守廉耻,是大丈夫之事。伯夷叔齐简称“夷齐”,是对中国传统士大夫影响深巨的历史人物。唐代韩愈曾做《伯夷颂》,宋代范仲淹曾书写《伯夷颂》多篇送给亲朋。近人张君劢先生则引述韩愈的意见,也对夷齐之行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

韩氏《伯夷颂》一篇,尤为有关气节之文。韩氏于举世宗周之际,讶然于伯夷、叔齐之饿死首阳山,乃释其所以然之故曰:“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又曰:“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意谓君臣上下,乃社会维系之大防,即令周室为人民所拥戴,然不可不有耻食周粟之夷齐。且称夷齐曰:“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可见政治上一个朝代即令成功,而一个个人仍有其是非褒贬之特权。此其言将一人人格,一人信心,一人之殉道精神,推而至于至高至远,无以复加者矣。方今国中充斥朝秦暮楚之辈,读韩氏此文者,其亦有冷水浇背之感欤。

(《中华民族精神——气节》,香港《再生》,1951年10月,第301期)

近代以来,理解伯夷叔齐的,张君劢可能是第一人。

还有一位名叫季札。他是泰伯的后裔。泰伯在东海之滨建立吴国后,经过了多少代,到了一个叫寿梦的人继承王位。寿梦有四个儿子,季札是老四,最有德能,所以寿梦就想将王位传给他。季札的几个哥哥也愿意让季札来做君王。但季札不肯接受,最后季札退隐于田野,以耕种明志。

季札思虑很深。他不继承王位,既有谦逊的一面,也有远祸的一面。他知道当时春秋之际,天下征战很频繁,而吴国也有了政治上的困境。明哲保身,也是一种“德”,所以他不愿意从政。但还有更深的思考,也即邦国最高执政,理应坚守“嫡子继承”制度。无论天下怎样乱,这个天大的礼法不能变。他等于在用自己的行为,为周族天下以来的“立嫡”制度做出了实际维护。即使天大的利益就摆在眼前,也不变更这一种坚守。这也是一种“至德”。

赵元佐被废

楚王元佐救助四叔,没有结果,赵廷美终于被贬谪。史称“廷美之贬,元佐请其罪”,元佐更向父亲质问:四叔究竟有何罪?太宗不喜欢这样的问题,“由是失爱”,就因为这个原因,失去了父亲的宠爱。

赵廷美再次被贬到房州后,元佐“遂感心疾”,于是得了疯病。

他经常会好久不上朝。大宋的法度他也开始不放在眼里,左右稍微有点微小的过错,他如果犯病,就会用刀伤人。仆人和小吏从堂前走过,他有时会张弓搭箭去射人。

太宗听说后,开始很严厉地批评他,要他改过,但他根本不改。到了夏秋之际,更严重了。太宗为此格外忧虑。但只要听到他略略好了一点,太宗又很高兴。甚至为了他能病情好转,还大赦天下一次。太宗是太期待这个宝贝儿子能继承他的事业了。

说话到了重阳节,太宗召集诸位皇子在园囿中宴射。但是因为元佐疯病刚刚有一点好,这么热闹的场合,叫他来可能不方便,因此,太宗没有召唤他来参加宴射。到了晚上,宴射结束,太宗的次子赵元佑来看望哥哥赵元佐。

赵元佑原名赵元僖,太宗认为长子为“佐”,次子可以为“佑”,于是改名为赵元佑。在后来的日子里,太宗也确实因为元佐疯癫,有改立元佑为太子的心思,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赵元佑被自己的侍妾张氏误毒而死。

他现在到元佐府邸来干吗?史无记载。有记载的是,元佐知道重阳节园囿宴射聚会,没有邀请他。于是他对元佑说:“汝等与至尊宴射,而我不预焉,是为君父所弃也。”你们这些皇子们跟着至尊皇帝宴射,而不叫上我这个老大,这明显是我被君父抛弃了。

他的病情本来似乎已经好转,但就在这天夜里,忽然又一次发作了。到了夜半,他躲开妻妾,放火将自家府邸点着了。这一蓬大火,一直烧到天亮,火焰也没有停止。

消息报来,太宗认为这一定是元佐干的活儿,就派遣御史前往拿问。元佐承认了是自己所为。

太宗得到结果,痛定思痛,又派出大内总管去见他,传达太宗的话说:

“汝为亲王,富贵极矣,何凶悖如是!国家典宪,我不敢私,父子之情,于此绝矣。”

你作为亲王,富贵到极点了,为何凶恶悖逆到这步田地!国家有典则有宪章,我不能私自回护你。父子之情,从此以后两绝!

说着就要按国家章法给元佐治罪。

赵元佐没有话说。

蹊跷的是赵元僖,也即后来的赵元佑,为何在宴射之后到元佐府邸?为何他去了之后,元佐就放火?按照政治事件“谁最获利”的原则推断,元佐疯癫,最有希望获利的就是赵元佑。如果元佐疯癫转好,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储、太子。作为老二,可能的替补机会,就是老大失去作为皇储的资格。太宗也确实在后来将赵元佑晋封为王……但这还不过是推断。赵元佑究竟跟大哥元佐说了什么,现在已经不得而知。赵元佑未必在元佐病情稍好时,去挑唆什么,重新加深加重他的病情。很有可能是元佐自己“选择”了这一时机,彻底疯掉。

太宗处理意见出来后,陈王赵元佑以下,包括宰相、近臣都来哭着营救元佐,要求赦免。

太宗痛哭流涕,对诸位说:

“朕每读书,见前代帝王子孙不率教者,未尝不扼腕愤恨。岂知我家亦有此事!朕为宗社计,断不舍之。”

朕经常读书,看到前代帝王子孙有那等率意而不奉守礼法制度的人,没有一次不是扼腕愤恨。岂能料到我家也有此类事!朕为宗社谋划,绝对不能赦免这等罪恶。

于是下诏,将楚王赵元佐废为庶人,送到均州(今属湖北丹江口)安置。

元佐无语南下。

“德不孤,必有邻”

太宗对宰相宋琪等人说:“近来内外稍稍安定一点,我正想自己适意一些,而元佐居然纵火!实在是坏了我的情怀。”

宋琪等人奏道:“尧那么圣明,还有个不肖子丹朱;舜那么圣明,还有个不肖子商均。这些都不足以连累陛下的圣明之德。元佐也不是故意的,如果不是患有心疾,也断不会干这种事。请陛下开怀。”

然后,宋琪等人又率百官上表,要求将元佐留在京师。太宗下诏不允许。百官又上表,连上三次。最后,太宗答应了。元佐已经走到黄山时,赶上了朝廷发来的召还诏书。

元佐回到京师,等于被软禁,不许与外界通联。

原楚王府的咨议、翊善等都来向太宗谢罪,说自己辅导楚王不合格,所以导致楚王做混事。太宗说:“我教训他多次,他都不听,哪里是你们这些人能够赞襄引导的!”于是没有计较他们的罪过。

王夫之《宋论》对楚王元佐的评价极高,将他放到有“三让”至德的泰伯行列来赞叹。他说:

“三代而下,遂其至性,贞其大节,过而不失其中,幽光内韫,垂五百余年,人无得而称者,其楚王元佐乎?”

夏商周以来,一个人能够顺遂自己的至性,大节贞正而不移,有过失但不失为中庸之道,内涵微弱的圣贤光芒,到今天五百余年,而人们没有办法称赏他,这样的人,就是楚王元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