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多逊到了崖州之后，经历很惨。当时崖州归琼州管辖，琼州主管就派自己的牙将去管理崖州，这位牙将大约是贪恋中原人家的女士，看中了昔日卢相的黄花闺女，就向卢多逊求这一门婚事，卢多逊不允，牙将就处处给他穿小鞋，还没事就凌辱一番，甚至有了加害的动作。卢多逊无奈，允许了这门不般配的婚事。
但细细来看卢多逊的政治履历，并无大恶。
他在后周显德年间中进士，“释褐”即为朝官秘书郎、集贤校理、集贤殿修撰，是带有朝廷秘书性质的荣耀职务。太祖时，以本官职知制诰，这是重要的秘书职务。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始终是大宋的一支笔。薛居正主持修《五代史》，卢多逊也是编撰者之一。开宝六年（973），他出使南唐，曾经挟大宋威风，向南唐主索要江东诸州地图。那个时代，地图乃是重要的战略机密，但他对南唐主说：“朝廷要重修天下的地图经典，史馆中独独缺少江东诸州的原本，请各带一本回去。”南唐主不敢得罪大宋，于是赶紧让人图画一个副本，给他带上。于是，江南十九个州的地理形势、屯兵戍守远近位置、户口多寡，卢多逊全都掌握了。回来后，就将他所看到的李氏王朝的弊端和衰弱告诉太祖，意思是，可以收复这个割据政权。他的一番意见，坚定了太祖“收江南”的决心。金陵平定后，他因为谋划有功，加吏部侍郎。
太宗时，拜中书侍郎、平章事；从征太原之后，又加兵部尚书。从此进入宰辅行列，并参与军机大事，成为朝廷重臣。
此人机敏，有大见识，也有不少小聪明。
当初太宗要人献“备边之策”，他曾提出“移都”的建议，而且要“移都”到边境城市镇州去，等扫清契丹后，再“移都”回汴梁。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但在与契丹胶着的紧张时刻，这个意见不失为一种大见识，与寇准后来敦促真宗过河到澶州北城有一拼，如果有奸佞中伤，这个迁都的意见也会被人说成是以君王为赌注。
他读书多，博涉经史，史称“聪明强力，文辞敏给，好任数，有谋略，发多奇中”。所谓“任数”，就是好习权谋诈术，有心计。太祖赵匡胤好读书，经常到史馆去取书观览，卢多逊就预先让史馆的小吏跟他通风报信，告诉他太祖取了什么书。知道后，卢多逊一定千方百计找来这本书，而后会通宵达旦阅读、研究。等到太祖与诸臣在一起聊天，说起这书，问到书中某事某人时，卢多逊会做到“应答无滞”，回应，答对，毫无窒碍，非常流畅。这得多大阅读量才能做到？同列臣僚们一般做不到，所以对卢多逊的“博学”心服口服。
卢多逊当年骗取南唐后主图写江南十九州郡形势图，虽然不是南唐覆亡的主要原因，但当是原因之一。野史说，卢多逊与李穆友善，李穆也因为赵廷美案被贬黜。二人已经多年没有了来往。朝廷有规定，记录国家大事时政的“邸报”，不得流入海外，因此，卢多逊在崖州，没有任何朝中消息可以知道。一天，来了份赦书，文件中也包括赦免“参知政事李”。卢多逊很高兴，就对左右说：“这个赦免的参知政事，必定就是李穆。他如果能进入政府工作，我一定会北上！”说着，就催促舍人准备北上的行装。不久，果然得到朝廷对他赦免后做容州（今广西容县）团练副使的通知。他正在准备渡海向容州进发，忽然看到江南后主李煜，衣冠一如生时。李煜问他：“相公何以到崖州来啦？”卢多逊说：“屈！”李煜说：“汝屈何如我屈！”卢多逊这才意识到见鬼了，史称“由是感疾殂”，因为这个原因，感染疾病，很快死了。
此故实见宋人王明清的《玉照新志》。此书记录鬼怪事甚多，且这个故实中讲述的赦免一事也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卢多逊死后，家人被赦免，先到容州，后到荆南。但这类记载可以约略看出时人的一点价值评判。卢多逊“骗图案”，可能有功于大宋，但冒取他人信任，倾覆其国，这是伦理上的污点。因此，这类故实并不完全属于妖魔化笔法。卢多逊无大恶，但行事有惭德，是事实。
卢多逊为人所不喜，主要是他秉政期间过于专断。
当时有个户部员外郎、知制诰王祐，判门下省，但他与吏部流内铨（掌管官员考核等事宜，略相当于组织部秘书长）侯陟不和，侯陟做出的官员处理意见，王祐常常给予驳正。这个侯陟乃是卢多逊的亲信，就来向他诉苦。卢多逊初时也想收纳王祐成为自己的人，一起来阴谋打击赵普，所以就多次暗示他要站队，要助我卢多逊一臂之力。但王祐不听，不接受这份收买。于是卢多逊就找个由头将王祐贬黜为地方的小官。
群臣有表章，一般都要先通过卢多逊，否则有司就不敢上奏。他还规定了谏官上章，必须要有规定格式，还要加上一句话：“不敢妄陈利便，希望恩荣”，不敢随意狂妄地陈述利国便民之策，以此来求陛下赏赐的恩典和荣耀。这种八股式做法，让很多大臣不习惯，谏官，左拾遗、直史馆田锡就不欣赏，于是多次给卢多逊写信，要求他免除这类形式。卢多逊也不高兴，就找由头将他外放为河北南路转运使，离开了京师朝廷。
卢多逊流放崖州后，又通过押送他的人回京复命，还专门上表称谢。两年后，赵廷美死于房州；又过了两年，卢多逊死于崖州。
太宗开恩，下诏，将他在崖州的家人迁徙到内地，到荆南居住；不久还录用了卢多逊的儿子卢雍为官。卢雍死后，真宗时，又录用卢雍的兄弟卢宽为官。卢宽的兄弟卢察景德年间中进士，做官后，卢察亲自到海南崖州，将父亲卢多逊的灵柩迎回内地，在襄阳归葬。真宗知道后，诏襄阳当地官员赐卢察钱三十万助葬，还录用了卢多逊的孙子为襄阳的地方官员。
大宋帝王，即使对“叛逆者”也较少狠戾之气。
“倒卢”“倒赵”与“倒秦”
赵普，算得上大宋帝国三百年间的第一谋士。此人做事有辣手，但也有人性复杂的一面。
“赵廷美—卢多逊”大案，他要推演的，表面看，是“倒卢多逊”而非“倒赵廷美”，但是要想“倒卢”，最有力的砝码是“倒赵”。此案中，一般史论认为背后的推手是太宗赵炅，但就智慧而论，在这一个回合中，我宁肯相信是赵普直接促成了这件大案。他要三次入相，就必须“倒卢”，他做到了。如果要对此事做一句话评判，那就是：赵普为了达到“倒卢”而发动了“倒赵”运动。或者也可以说：赵普发动“倒赵”运动，而达到了“倒卢”目的。
历史上的张良，作为韩国贵族后裔，不能容忍嬴秦的存在。士大夫的尊严在此。嬴秦存在一天，韩国灭亡的国仇家恨就不能化解。于是有倾尽家财招募勇士的博浪沙一击，却未能如愿，于是投项羽、投刘邦，最终演成“倒秦”大业，随后即退隐，并不恋恋于什么万户侯。所以史上有一个动人的说法：“人道汉高用子房，谁道张良用刘邦”！就像张良终生的目标是“倒秦”一样，赵普此时的目标是“倒卢”，张良做到了“倒秦”，赵普做到了“倒卢”，二人借助的都是帝王的力量，帝王，不过是“倒秦”或“倒卢”的工具。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谋士赵普，是“赵廷美—卢多逊”大案的第一推手。
但在“倒卢”之后，赵普应该有天良发现。
此人“辣手”也有限度。他似乎没有那种“仇恨万丈”的怒火。当他达到预期目的时，也有适可而止的君子风度。
对卢多逊，当他知道自己已经胜券在握时，甚至多次暗示卢多逊，可以提前退休，从此既往不咎。卢多逊就在这一个紧要关头，有了“驽马恋栈豆”的愚蠢，就像笨拙的马儿，走在凶险莫测的华山栈道上，看到悬在空中的栈道缝隙间的一粒豆子，也要停步去舔食，全然不知此境有多么危险。
最后，卢多逊在赵普的罗织下，被发配崖州，这时，赵普的亲信李符有了落井下石的主张。他对赵普说：
“崖州虽然在遥远的海中，但那里水土还很不错。我知道有个地方春州，虽然很近，但此地瘴气很毒，到了那里必定一死。不如让卢多逊到春州去。”
春州，在今天的广州阳春市，是传说中的瘴疠之地。李符此言，显然有讨好赵普的意思。史称“普不答”，赵普没有回答。
赵普为何不回答？我认为赵普在这个“严重的时刻”忽然有了警觉。也许就在这一时刻，他能想起并明白“君子不为已甚”的古训，读过“半部《论语》”的他，也应能想起夫子的严厉批评：
“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庸恶陋劣之徒可以共事服务于邦国吗？这种人他没得到职官或富贵时，怕得不到；得到后，怕失去。一旦害怕失去，那他就什么坏事都敢做了。
孔子这话可以称作识别局中人的铁律，是使人获取政治洞察力的著名原典。理解这句话，可以帮助认识政治生活和伦理生活。这话也为后来的批评者多次引用，王夫之、乾隆皇帝都曾引用夫子这段话来批评赵普，认为赵普正是这样患得患失的“鄙夫”，认为正因为赵普是个“鄙夫”，所以，挑唆兄弟反目，锻炼赵廷美大狱，陷太宗于不仁不义，这类事他才干得出来。
孔子所谓“鄙夫”，主要是指君王以下的公侯大夫。这个阶层之间的权力争夺是残酷的。圣人用心良苦，但效果有限。不过也可以反过来说：虽然效果有限，但圣人并不停止言说。如果没有德治教化这类言说，官场就会呈现出纯粹的丛林法则。孔子儒学多少限制了君王公侯们直截了当作恶的可能性，从法上之法，也即纯粹伦理方向，给执政指出了一条道德修炼的路径，成为垂训俗世的法则。朱熹为《论语》做“集注”，论及本章主旨，语气极为峻烈，大有“痛诋”的风格。朱熹说：鄙夫之流，“小则吮痈舐痔，大则弒父与君，皆生于患失而已。”又引北宋大儒胡安国的老师靳裁之的意见说：“士之品大概有三：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贵而已者，则亦无所不至矣。”朱熹总结说：“志于富贵，即孔子所谓鄙夫也。”如此理解“鄙夫”，可以看到儒学对于此类人物的厌憎。
当赵普忽然明了这一层意思时，他应该有了对自己的厌憎。所以，面对讨好自己，“志于富贵”的“鄙夫”李符，这一番省略了圣贤精神和传统价值观的“无所不至”言论时，他能反省：我赵普是不是也是这类“鄙夫”？
“月头银”之变
李符建言不久，有个妄人叫弭德超，诬陷检校太师、侍中、枢密使曹彬。
朝廷因为戍边士兵辛苦，每月月初有白金赏赐，军中称之为“月头银”。驻守镇州的司令弭德超，就借这个事乘驿站车回到京师，给太宗上了份“急变”报告。他说：
“曹彬秉政久，得士众心。臣适从塞上来，戍卒皆言：‘月头银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辈当馁死矣。’”曹彬在中央执政太久了，很得士众之心。臣刚刚从边塞上来，戍卒都说：“月头银，乃是曹公给咱们争取的。没有曹公，我辈都会冻饿而死啦！
这一番话对熟悉五代藩镇往事的帝王来说，很有震撼效果。然后，弭德超又巧妙地造谣诽谤了一堆乱事。
太宗不禁动了疑心，将曹彬罢为天平军节度使，提升弭德超做了枢密副使。
但弭德超本意是想取代曹彬来做枢密使，不料只做了个副使，而且副使的班序还在文人柴禹锡之下，很是失望。
一天，他骂同僚及柴禹锡说：
“我上言国家大事，有安社稷之功，但只得到线头般大的小官，你们这几个是什么人，反而比我官还大！皇上真是没有定力，被你们这帮人迷惑。”
柴禹锡等人将此事告知太宗。正好有几位大臣来为曹彬说话，说曹彬冤枉。赵普也为曹彬开脱。太宗这才缓过味来，知道弭德超“急变”所奏，其实乃是构陷手段。大怒，命人来审讯弭德超。事情清楚后，将弭德超除名，不再隶属于官籍，流放到琼州。
这时，知开封府的李符正是当初弭德超的举荐人，按律也该惩戒。开始，太宗给他的处罚是贬往宣州去做司马，但是弭德超的事太恶劣，太宗想给一个更重的处罚。赵普此时已经从心里放弃了李符，于是，就将李符不久前建议将卢多逊贬往春州的意见说了出来。太宗趁着一股气，干脆就将他贬往春州。李符最后就死在那里。
战国时商鞅曾有“作法自毙”的故实；唐代的周兴发明炭烤大瓮的酷刑，最后有了“请君入瓮”的故实；五代时也有个闽国的薛文杰制作内设刀锋的槛车，最后是他“自食其果”首先坐了进去的故实；李符此举，也当在这类谱系中。恶人自有恶人磨，但上述诸君都是自家磨自家。存在，是一场清晰的迷局。考察近世因果，往往更有令人惊异的活剧上演。故儒学有金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明此理者，不仅害人，也往往害己。这个浅显到白水一样的道德律令，却可能是人类道德极为重要的界域。
被王夫之先生骂为“鄙夫”的赵普，晚年是否有愧对秦王赵廷美的隐秘自责？赵普不一定属于铁石心肠的残忍之徒。在他内心深处，应该对人性还保有一种发自天然的信任。他应该知道，如果没有他的推演，赵廷美不会获致“奸变”这一吓人的定谳。
我落在时光的后面，但如果可以假设，假设面对太宗的疑虑，面对柴禹锡上奏说秦王廷美有“阴谋”时，赵普能够如后来真宗朝的王旦那样，也许就不至于锻炼为一场大狱。
寇准簪花
太宗的儿子真宗皇帝时，名臣寇准名满天下，晚年知永兴军（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到了他的诞辰日，庆典生日的那种排场，好像在过“圣节礼”，规模规格仿佛皇上在过生日。寇准还穿了黄色的道士服，“簪花”骑马。
“簪花”，是大宋习俗。宋人不分男女，都愿意在头上戴一朵鲜花，皇上遇有庆典，自己也要戴一朵鲜花。寇准生日，也戴花，还穿黄色的道袍，这就太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啦。这种行为，认真追究起来，很是一个说不清的“大案”。而且果然就有人向宋真宗打小报告，说“寇准有叛心”。
真宗得到报告，开始也是一惊，就拿出西安快递过来的小报告给当朝大臣王旦看，并问道：“寇准真的要反了吗？”名相王旦很认真地看过小报告后，微微一笑，道：“寇准这老头儿，这么大年纪啦，还这么——呆！臣马上写个劄子，让他知道。”王旦就这样谈笑间，将一场可能的“阴谋”“奸变”消弭于无形，而真宗也从此放过，不问，史称“上意亦解”。事儿，就这样，结了。
这就是传统史论中最为称赏的“大臣”风范。古训有言：“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见祸于未萌。”一个事件，在未萌无形中，即可洞见其可能的危祸，并努力将其“可能性”扑灭，这是存在者的极高智慧。
寇准“反”还是“没有反”，可以一言而定。假令王旦如赵普般推波助澜，则大宋帝国将会又多一个大案。“大臣”王旦事先洞见了这个大案的“祸危”，扑灭了沿此生长的“可能性”；而“鄙夫”赵普则未必见识“赵廷美大案”动摇大宋道义、陷太宗于不义的这类“祸危”之“可能性”。假如他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而仍要一意孤行，问题的性质就会更严重，那已经不是“鄙夫”而是以“邪僻”“阴毒”“奸佞”都难于界定的人物了。赵普，还没有那么恶。他始终认为“倒卢”连带“倒赵”不过是偶然关系，甚至因为开始的“倒赵”，所以才在调查中发现了连带“倒卢”的可能性。对赵普而言，有意味的是：他正要“倒卢”，却发现，原来“倒赵”正是“倒卢”的最佳路线，几乎就是一条直线，直达线路。
“倒卢”是必需的，因为必须结束卢多逊对我赵普的一步步欺凌或藐视：我的女儿女婿已经付出了代价，卢多逊也必须付出代价。
“倒赵”是必需的，因为必须终结“兄终弟及”模式，恢复“嫡子继承”模式。这个政治安排，没有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