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傍晚，爸爸说：“春娃，去把箩筐拿出来！”
我望着爸爸，眼里带着一些疑问。因为生产队并没有通知分粮食啊，拿箩筐出来干什么呢？再说，就是生产队分粮食，也基本上与我爸爸无关，总是通知我妈妈负责。因为我爸爸不是农民，他与生产队的事情无关。
爸催促我：“去吧！”
爸坐在院：坝里，卷了一支叶子烟在吃。叶子烟是生产队种的土烟，每家每年都能分上一点，以供各家男人消乏解困用。爸爸自然没有资格分，是吃的妈妈那半份。好在妈妈不吃烟。这样爸爸在家独自一人就吃土烟，当在外面或者请客的时候，就吃野经济”，或者野合作”，或者野川叶”。总之，爸爸在外吃的都是纸烟。一个国家人，在外面不吃纸烟总是说不过去的。很多次爸爸都对妈妈这样解释，为自己那无意义的消费作无罪辩护。爸爸是妈妈的骄傲，也是我们全家的骄傲，在我们生产队，只有爸爸和刘成龙是国家人。爸爸是教书的老师，刘成龙是国营煤矿工人。圆园世纪苑园年代，作为一个国家人，是很骄傲的。意味着旱涝保收。不像农民，要靠天吃饭，要靠工分吃饭。
其实，妈妈是从来不干涉爸爸吃烟的，岂止不干涉，简直把爸爸当做菩萨供奉。那是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我们一家五口人，除爸爸外，有妈妈尧我尧弟弟尧妹妹。一家四口的基本口粮都要靠工分去分。妈妈每天的工分是八分，全劳力才十分。按说，妈妈每天应该和队里的妇女一样，只能有六分或者七分。
但是，对妈妈近两年来多拿一分或者两分，社员们都没有意见。这当然是爸爸的功劳，这功劳是在人们对国家人的敬仰和独特的供应粮中产生的。因此，爸爸除了教书外，基本上不挣任何工分。每天回到家，要么看看书，要么在田间地头转转。在田间地头转的时候，队里的人都争着和他套近乎。此外，爸爸最多就是在家做做饭而已。队里人都说，这才像个国家人，种田挣工分的事，本该我们农民做的，如果让柳老师来做这个，就错了，农民们喊着我妈说：“老黄，你不要让柳老师太累着了！”我妈妈就不好意思的笑笑。这笑的含义不明，也可理解为根本就没那一回事，还可理解为我的男人我不心痛谁心痛？总之，爸爸好像成了一个公众人物，社员们都在关心着他的一切。这让妈妈既高兴又骄傲。
箩筐放得很高。我们的家具并不多，只有一个装粮食的扁桶。那一挑箩筐就是放在扁桶上的。为防不多的粮食受潮，爸妈特意加了两条凳子，把扁桶垫得更高一些。我虽然已经长到了十岁，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我长得特别瘦小，像猴子一样。但在班上，没人敢喊我的小名猴子。因为我爸爸是班主任。有次二班的胖子放学后，大呼我：“猴子，我们一起走！”我爸爸听见了，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说学生之间不能乱喊绰号。又警告说：“以后再乱喊，就喊你爸爸来学校，当众撕你嘴巴。”吓得胖子一看见我爸爸就躲。小学生是最怕老师喊家长的。家长白天晚上都忙，要挣集体工分，到学校来就耽误了做工，气冲冲的来了，那学生肯定要遭受皮肉之苦。可是，别的学生互相之间乱喊，我爸爸都视而不见，像没有听见一样，也不阻止。
我明显伸手够不着箩筐。这一点，爸爸肯定也知道。但他并不帮我。他站在院：坝里，一直看着我，看我怎么把这个箩筐拿下来。我找来一把椅子，再拿来一根扁担。站在椅子上，用扁担把箩筐撬了下来。爸爸赞许了我的智慧，他开心地笑了：“春娃能干！”他亲昵地喊着我的乳名，这乳名是爸爸妈妈共同取的，我出生在三月八日，春天。春娃当然是恰如其分。
爸爸指挥着我把箩筐拿到院：坝。又对我说：“你好好检查一下！”
我说：“我不会！”
爸爸摇摇头，笑了：“吃面你会不会？”
我说：“我会，我喜欢！”这个时候，我知道取箩筐的用处了。
弟弟妹妹一听，在一边也围着爸爸说：“爸爸，我也会，我也喜欢。”
爸爸喊弟弟妹妹过来。爸爸本来是坐在椅子上吃烟的。他这一喊，弟弟妹妹就扑了过去。他连忙丢掉烟头，把弟弟妹妹抱在自己的腿上，一边坐一个。我比弟弟妹妹大，自从有了弟弟妹妹，爸爸就很少抱我了。我特别喜欢爸爸的体味，暖暖的，还有烟草的味道。我也特别喜欢和爸爸睡觉，我爱睡在另一头，抱着爸爸的脚，闻着他脚的味道很香甜地进入梦乡。
我羡慕弟弟妹妹，爸爸每天回来都要抱抱他们。有时说，阳阳又长重了，书书又长高了点，弟弟妹妹就呵呵地笑，爸爸妈妈也笑，我在一边倒像是成了多余的人。弟弟妹妹还在撒娇：“爸爸，我饿了！”爸爸就放下他们，手一挥：“喊你妈妈做饭。”
说是饭，那年月谁也做不出什么来。每家每户都一样，凡是可以吃的，都分来吃了。米很珍贵，其他都是粗粮，最多的是红苕。妈妈很会过日子，把红苕切成片晒干，然后再磨成面，做成馍。这样，就避免了每天都是红苕稀饭或者包谷面稀饭。稀饭也是清汤寡水的，几粒米在锅里翻来覆去，煮得再久，水都不浑。
妈妈做饭的时候，一般都是我打下手，我就不停往灶里添柴。做好饭后，爸爸总是给大家都先舀了，再舀上自己的一碗。往往轮到他时，汤水都能照出人影。很多时候，特别是晚上我都听见爸爸妈妈的肚皮饿得咕咕叫。望着我们的吃相，他总是笑呵呵地对我妈妈说：“老黄，你看看你儿女的饿痨相！”妈就责怪：“谁叫你生这么多？”我们三兄妹就不说话了。尤其是弟弟妹妹，他们可能感到，多生的应该是指他们。爸爸说：“我喜欢啊，我的孩子我都喜欢，我不怕多。”爸爸这样一说，气氛一下又好了起来。
这箩筐是我小舅编的，农村人一般都会编筐啊尧扎扫把啊尧修理农具啊什么的。房前屋后，大都自己栽了竹子，竹子在农村可是有大用场的，谁家也离不了。小舅送来箩筐的时候是个晚上。已经过了吃饭的时候，但他不走，就摆一些家常里短。妈妈看时间不早了，就问：“黄之，你不回去吗？”我小舅就不好意思的说：“走路有点打偏偏。”那年月，人人都吃不饱，满地找吃的也找不到，对于一个干重体力活的人，饿得更快。我小舅的意思很明显，连我都听明白了。
妈妈岔开话题。问我小舅：“妈还好吧！”这明显是没话找话，都住在一个队，三天两头见面的，人人都饿得皮包骨头，怎么好也也好不到哪里去。
沉默了一会儿，爸爸说：“给老弟煮碗面吧！”我们那一带，土地金贵，都是用来种红苕尧包谷等，生产队也不种小麦，小麦产量低。因此，全年都难吃上一顿面条。要吃面条，得拿大米去公社换，谁家也没有那个胆量，本来米就少，还得一斤三两米换一斤面。
爸爸这样说，我们都不相信。连小舅也不相信，小舅的这种惊喜是在情里之中，预料之外。谁都知道，家里有面条的人家，就数我家和刘成龙家。
妈妈虽然一万个不情愿，但还是去了。小舅说：“姐姐少煮点！”小舅以这种虚伪的招呼来掩盖自己的窃喜。因为面条，在红白喜事时，一般都是用来当最好的下酒菜的。
妈妈给小舅煮了小半碗面条。舅舅做出不想吃独食的样子，给我们三兄妹每人喂了两根面条。他把两根面条绞在筷子上，卷成一坨，我们都爱这样吃面条，这样吃的最大好处在于，免得面条掉在地上。
小舅送来的箩筐一年也真正难得用上几次。一般是一季度才分一次公粮。
就是分粮，箩筐也不是能装多满，平时分的都是红苕尧包谷什么的。分花生是用不着箩筐的，端一个撮箕就够了，平时，妈妈挣工分也不用箩筐，她是半劳力，只做较轻的活。
箩筐总是躺在扁桶上睡觉，也见证着我家和整个农民的艰辛。然而，这个时候，也应该是箩筐最骄傲的时候了。出生在我们家的箩筐，有着不止一次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最多每季度要去公社粮站装一回供应粮。
供应粮，是多么崇高的字眼。农民们每年都没有固定的标准，这完全要看天和农民的辛劳程度来决定，而供应粮就不一样了，它不管天干水旱，每月总能准时显示出那一成不变的数字：二十七斤！这二十七斤可以由主人买米尧买面尧买豆尧买玉米等等一切主食或者副食。一般都是买大米。只有这才是最实惠的，也是最合适的。
我爸爸要我检查检查，是检查箩筐的安全。长久的放在扁桶上，箩筐极有可能生霉变质或者腐烂。特别箩绳，总是被耗子咬得东断西断。如果在箩筐任何地方粘点猪油，保证一夜之间，箩筐就被耗子啃完了。不止是箩筐，那年月耗子逮什么都啃，不只是磨牙，主要是充饥。我们家的扁桶，四周沿盖子的地方，被老鼠啃出了无数的洞。我爸妈就用石块把这些洞堵上，耗子的牙齿再厉害，也不会去啃石头。就是在石头上抹上极罕见的猪油，耗子也只会舔，不会去咬着吃的。
我不知道怎么检查。对于十来岁的孩子，安全意识是极差的。当然，爸爸也可能不是非要我搞这个检查，这样庄严的事情，哪怕就是我检查了无数遍，他也会亲自把关的。
果然，爸爸放下弟弟和妹妹。把箩筐翻来覆去地看。这个时候，社员们都开始收工了。爸爸很庄严地做着这一切。他把箩筐先翻过来扣在地上，看看底子是否损坏，还用手用力压压，看看结不结实。
按说，只检查一遍的话，最多十分钟就应该结束。但是，爸爸都检查了至少一个半小时。每个社员都说：“柳老师，你要去开供应粮啊！”
我爸爸就嗯了一声，忙着把箩筐翻来翻去的检查安全。
有时，爸爸停下给大家发一支烟。爸爸停下的时候，农民们就主动承担了检查任务，他们的动作也一样，先把箩筐反扣在地上，也用手压压。然后，再检查箩绳。
都说，一定要检查好，不然不吉利的话，都不应该说出来。这是我们农村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