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读具），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货殖列传》）
什么是“素封”呢？用柳永的说法，就是“白衣卿相”。不过，柳永说才子词人是白衣卿相，司马迁说工商巨子才是白衣卿相。
第三，司马迁认为物质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向精神道义的追求。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
子赣（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货殖列传》）
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水平，就会社会化。在当代，比尔？盖茨就是一个典型，所谓“人富而仁义附焉”，“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社会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犯罪呢？不就是因为没有恒产吗？孟子说：“民无恒产故无恒心。”他有了，还会去抢吗？
司马迁主张农工商虞并重，赞扬工商巨子的卓越才能及其对国家和社会作出的贡献。历代封建统治者不大明白商品流通对于发展经济的杠杆作用，商人不依附于土地，对于宗法统治来说，也是一种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是“重农抑商”的。司马迁却对工商巨子表示敬重，《货殖列传》记载，越王勾践之所以能霸越亡吴，实有赖于计然的经商，“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号称五霸”。还为范蠡立传：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脩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货殖列传》）
后世尊范蠡为财神。另有卓文君的前辈：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地名）。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芋头），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货殖列传》）
卓王孙的先人是多么有眼光有头脑啊。
第四，司马迁认为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当然“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小平的话，但司马迁确实有这样的思想。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食、器、财）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读细）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货殖列传》）
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悝），尽地力，为强君。（《平准书》）
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河渠书》）
以上几条，都表明了经济发展对于国家富强的作用。
第五，司马迁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
夫山西饶材、竹、榖……山东多鱼、盐、漆……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
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夫粜，二十（钱）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货殖列传》）
所谓“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讲的是价值规律、市场调节的问题，“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讲的是市场运作办法。
此外，司马迁还指出官营的弊端是“皇帝女儿不愁嫁”，但并不受社会欢迎：“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卖买之。”（《平准书》）只有在竞争中，才能提高产品的质量。因此反对官营与民营争利，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货殖列传》）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价值不容低估，至今值得加以研究和借鉴。
十一 史家绝唱逼离骚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生于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有副楹联说“文章西汉两司马”，两司马指司马相如和司马迁。然而，司马相如怎么能和司马迁比呢？有人说，就是拿汉武帝和司马迁相比，司马迁对中国文明的贡献也要巨大得多。
《史记》这部巨著何以成于司马迁之手，而不成于别人（比如司马相如）之手？是因为司马迁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分三点来谈。
第一个条件是司马迁的宿命。他生在史官世家，自序说“司马氏世典周史”。其父司马谈是汉武帝时代的太史令。他如果生在农家，不可能写这本书；他如果出生在权贵之家，也不可能写这本书；而“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司马迁从小一定听父亲讲了许多故事，引起了他对书写历史的极大热情。他十岁就学古文，后来又跟董仲舒、孔安国等大儒研习《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他一生的名山事业，这就是一个人的宿命。
司马谈任太史令的时候，就想写一本表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书、一本杰出历史人物的传记。但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他病了，参加不成封禅大典了。他又气又急，病更重了，自知病将不起，放不下的就是这本没有完成的书，就请求他的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太史公自序》）当时，司马迁在父亲病床前是流着眼泪发了誓的——“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杜甫说“诗是吾家事”，对司马迁来说，则“‘史’是吾家事”——这就不仅是一种宿命，而且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