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出生于1569年，死于1625年，享年56岁。熊廷弼是明末杰出的军事统帅，字飞百（亦作非白），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汉）人。熊廷弼有胆略，懂得兵法和作战方略，且善射，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为明末“辽东三杰”（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之一。
熊廷弼少时家境贫寒，放牛读书，刻苦强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熊廷弼获得乡试第一名的成绩，第二年考中进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尽释被税监王虎冤系狱者多人，并上撤矿疏，以能擢为监察御史。熊廷弼非常关心国事，对待下属也极其热情。然而熊廷弼性格暴躁，心胸狭窄，好意气用事，盛气凌人，不愿为人下，“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因而在朝廷之中得罪了不少大臣。
辽东以北，明时称“辽左”，古来为各游牧民族部落的势力范围。明朝后期，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牡丹江，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建州部崛起，并不断发展壮大。其首领努尔哈赤逐渐统一女真各部，建立了后金（满清前身）汗国。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侵占明辽东重镇抚顺，次年明四路出师讨伐后金，在抚顺附近的萨尔浒遭到惨败，明辽东形势发生危机，这时期熊廷弼坐镇山海关，经略辽东，使辽东局势转危为安，于此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却被牵连进东林党与阉党的党争，为阉党所害，未得善终。
经略辽东
在讲述东林和阉党党争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辽东的局面，以及熊廷弼三赴辽东的情况，因为辽东之战的惨败，经略辽东的熊廷弼被逮治，直接成为阉党陷害东林的入罪引子。
熊廷弼经略辽东可说是经历了三起三落。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熊廷弼第一次赴辽，他以御史巡按辽东。御史是正七品的官职，别看这个官职不大，但是它的作用可不小，它的具体作用是代替天子整顿吏治。
到辽东之后，熊廷弼一反当时的官场积习，实地调查巡抚赵楫与总兵李成梁放弃宽甸新垦的八百里土地，徙居民六万户于内地，不应论功受赏，而是罪不容诛。同时还揭发了前任巡按何尔健、康丕扬的包庇行为。
在辽东诸多抚按当中，熊廷弼较早看出努尔哈赤对全辽的威胁。当时驻守辽东的将士经常袭劫女真的屯寨以邀功，往往引起战端，熊廷弼为杜绝战端的发生，主张“防边以守为上”，也就是对女真以防守为上策，多修筑城堡，建立巩固的防线，与女真维持和平友好的局面。他还向朝廷建议，辽东有空旷的土地，“应使辽东八万额军的三分之一进行屯种”，就是利用军队屯田，受到万历皇帝的称赞，并下令在辽东诸部推行。在辽数年，熊廷弼杜绝馈赠，整饬军纪，核实军费，按劾将吏，将辽东各地的大小贪官全部缉拿归案，经过审理以后，悉数依律惩办，致使当时的辽东官场风气大为改变。
熊廷弼在辽东不仅为辽东的吏治问题尽心尽力，而且还通过了解民风，倡导民俗，为辽东百姓做了很多事情。《明史？熊廷弼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熊廷弼到辽东正赶上辽东百年不遇的旱灾，赤地千里，草木皆枯，田间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于是，熊廷弼就亲自到一座城隍庙为老百姓求雨。他对城隍庙里的城隍神说，我限你七天之内必须下雨，你要不下雨，我就把你的庙宇毁了。说完，他就走了。七天过后，还不下雨，熊廷弼就吩咐自己的亲兵带着工具和他一同去毁掉那座城隍庙。可是就在去往城隍庙的途中，突然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
这个传说，虽然把熊廷弼神话了，但也反映出熊廷弼敢于斗争、不畏强权的英雄气概。后来，熊廷弼因为杖死诸生的事件，遭到朝臣们的弹劾而被免官调回。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附近）即位称帝，建国后金。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从此崛起，成为一支不可遏止的政治力量，并逐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一举攻陷辽东重镇抚顺，明廷震惊，方意识到“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危急。”
明廷对辽东的形势缺乏正确判断，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小看了后金的力量，以为努尔哈赤像万历朝早期的蒙古部落勃拜、云贵土司杨应龙一样，只要明军大兵压境，势必土崩瓦解。于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朝任命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集军队，筹措兵饷，准备进军赫图阿拉，消灭努尔哈赤。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经过数月的筹划，明朝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兵力和财力，辽东经略杨镐统帅号称47万大军坐镇沈阳。二月，杨镐命兵分四路围剿后金，进行萨尔浒大战。战争从三月初一至初五，历时五天，努尔哈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明军四路出师，三路覆灭，文武将吏死三百一十余人，军士四万五千八百余人，名将杜松、刘铤均力战身亡。
萨尔浒大战后，明朝在辽东的统治动摇了，军事力量一蹶不振，对后金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兵之力。军队“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将士“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装死扮活不肯出战”，“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河东一带，“赤地千里，刍粟一空，人马倒卧，道路枕藉”。京师上下惊恐万状，“人心惟怯，谈虎生变”，“大小臣工，无不骇愕”，“官吏士民以及商贾向寓京师者，卒多携家避难而去”，“其间惶惶之状，不能以旦夕待”。
万历皇帝将杨镐正法，为挽回辽东败局，朝廷以为熊廷弼熟悉辽东事务，起用他为大理事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不久又提升为兵部侍郎兼右都御史，取代杨镐。据《明史》记载：“四十七年（1619年），杨镐既丧师，廷议以廷弼熟边事，起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旋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镐经略。”
当时方从哲为内阁首辅，朝政为浙党掌控，而熊廷弼主守的策略与浙党主张背道而驰，与浙党是敌非友。杨镐兵败后，浙党大受攻击，起用熊廷弼实非其所愿，属不得已之举。
于是熊廷弼第二次赴辽。熊廷弼接受任命之后，还没来得及出京，开原（今辽宁开原县）便沦陷了，他立即上书朝廷，指出“河东（辽河以东）辽镇腹心，开原又河东根本，欲保辽东则开原必不可弃。”他建议朝廷赶快派遣将士，备刍粮、修器械、收复失地。朝廷对他表示支持，并赐他尚方剑加重他的权限。走到山海关，铁岭又沦陷了。
当熊廷弼来到辽东之后，辽东地区的情况真可谓是一派糟糕、凄惨异常：开原、铁岭“人逃之尽矣”；沈阳、辽阳“民逃军逃，将哭道哭，大小将吏，无不私蓄马匹为逃走计者”；军队涣散，畏敌如虎，钱粮短缺，兵士逃亡。人们都认为辽东必不可保。
熊廷弼在这紧急关头，顶风冒雪，兼程前进，他一路考察边情，召集流亡，修缮战具，严肃军令，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等人，用他们的首级祭祀死难烈士；诛杀贪将陈仑，罢免贻误战机的总兵官李如祯等。他利用暂时休战的机会，督励将士造战车，治火器，疏通战壕，修缮城池，做好御敌的准备，数月之间辽东局势有了转机。
当时熊廷弼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是很困难的，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熊廷弼初到辽东，命令佥事韩原善抚慰沈阳，他吓得不敢去。接着又命阎鸣泰去沈阳，而阎鸣泰只到达沈阳附近的虎皮驿（沈阳西南四十里），便恸哭而返。熊廷弼说，你们这么懦弱，我去。于是熊廷弼亲自前往巡视抚顺，抚顺被努尔哈赤打下后，毁了城以后又撤了。总兵贺世贤认为距敌人太近有危险劝他不要去，熊廷弼说：“冰雪满地，敌人估计我是不会来的”。于是果然，他在雪夜迎着月光，到抚顺巡视，并安全返回。这件事情反映了熊廷弼有惊人的战略。
熊廷弼的作为，使努尔哈赤踌躇不前，“按兵不攻者岁余”。但熊廷弼在辽东一直主张以“防守”为上策，这一政策也引起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在辽东趋于稳定的形势下，应对后金应主动进攻。明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后金进攻蒲河（抚顺西五十六里）明军损失七百余人，朝中有人借此机会对熊廷弼进行攻击，上奏他：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归附，滥用刑罚……接着又弹劾他：出关一年多，漫无规划，以致蒲河失守，隐瞒军情不报。当时天启皇帝刚刚即位，朝中派系复杂，党争加剧，反对熊廷弼的人蜂拥而出。御史冯三元罗列熊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并且声言“不撤掉熊廷弼、辽必不保。”熊廷弼面对这些攻击非常气愤，“遂缴还尚方剑，力求罢斥。”于是缴还尚方剑，要求辞职。朝议商定之后，同意让熊廷弼辞职，以袁应泰为兵部右侍郎兼前职，代为经略。
袁应泰也为浙党，是文人出身，此人志大才疏，能说大话，“即刑白马祭神，誓以身委辽”，摆出一副“不斩楼兰誓不还”的架势。但他是书生本色，水利方面十分在行，兵法武备却非里手，指挥、治理军队对他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
袁应泰到了辽东，因视野所限，未能另创宏观规划，又鉴于熊廷弼治辽之规虽有成效，却为主政党人所不喜而得咎，故为自家前途计力图迎合浙党，将熊廷弼的策略更张。熊廷弼任经略时，执法严厉，军队整肃。袁应泰上任以后，以宽松政策待下，一改熊廷弼的严厉之风。他大肆收编对方的叛将、叛卒，以为拼凑起一支看起来庞大的队伍，安插于辽、沈，“进谋进取”，其他在辽东的重要官员张铨、何廷魁、崔儒秀无论怎样劝告他，他都充耳不听。
经过休养生息后的努尔哈赤得知熊廷弼去职，觉得时机已到，于是于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倾后金之兵，分八路攻克奉集堡，揭开了辽沈大战的序幕。努尔哈赤靠内应协助攻陷沈阳。袁应泰撤奉集、威宁诸军力守辽阳，布阵城外迎击，双方激战了五日，明军败退，辽阳城又告陷落。努尔哈赤取沈阳为都城，野心已经不限于东北之一隅了，随时可能挥师入关问鼎中原。袁应泰自知误国，在城破前留下遗书，自刎殉国。
辽沈一失，“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二百余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辽、沈西南二百余里，人民纷纷外逃，民宅一空，经月不见烟火，而其间七十余城，亦不战而下，辽东仅剩锦州一道屏障，辽东局势更加危急。
辽、沈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大为震恐，廷臣刘一燝愤慨地说：“设使熊廷弼在辽，局面决不至此。”熊廷弼守疆的功劳重新开始被人提起。东林党人刘一燝、江秉谦等主张非熊廷弼重出镇辽，不能令辽局有转机。天启帝这时对熊廷弼的去职也深感悔恨，又想起了重新起用被罢官的熊廷弼。天启帝于是下谕推许熊廷弼经略辽东一年，以“威慑夷虏，力保危城”，并亲为洗冤，将攻击熊廷弼的言官尽行贬斥，“帝乃治前劾廷弼者，贬三元、修德、应嘉、巩三秩，除宗文名。”熊廷弼有前次的教训，并不情愿，几番推辞。但天启帝下诏劝慰，并晓以君臣大义。熊廷弼没法，只得接受任命。
此次为熊廷弼第三次赴辽。熊廷弼出征时，兵部尚书张鹤鸣设宴于北京城郊三十里外为他饯行，席间想对他有所嘱托。若换作别人可能要装出一副虚心接受的样子请兵部尚书指示，但熊廷弼此次被召出关是憋了一肚子气的，他心想：如果我一直在辽东按既定方针办，不至于丢掉沈阳、辽阳。于是熊廷弼对兵部尚书张鹤鸣没好脸子，拍案大叫，今日不要谈战场上的事。一句话，把兵部尚书得罪透了，便想方设法给熊廷弼穿小鞋。
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熊廷弼赶赴辽东。熊廷弼是力主防守的，也善于策划防守，但这回皇帝和朝廷对他的希望可不是守疆，而是收复辽沈失地。于是熊廷弼提出了个比较稳妥的“三方布置策”：
其一，“集马步兵于广宁，缀敌全力”，在广宁用步兵及骑兵驻守，在辽河沿岸建立城堡，形成坚固的防线，用以牵制敌人；
其二，“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在天津、登、莱设置水师，乘虚而入，从南面向敌人进攻，以分散敌人的兵力，动摇敌人的后方，敌人为保住巢穴必然撤兵回救，这样辽阳可以收复；
其三，借用朝鲜兵力。
这一策略，是积极的战略防御，朝廷虽急于收复辽沈失地，但在辽东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朝廷也只得同意了熊廷弼的主张。
但后来事实证明，熊廷弼这个三方布置策，它并不不切实际。第一，广宁防后金，实际上没有实行；第二，用水师来策应，策应不上，只能望梅止渴；第三，借用朝鲜兵力，纯属于一厢情愿，所以他这三方布置策没用上。
当时，熊廷弼还面临最棘手的难题，那就是权力掣肘。袁应泰自杀后，明廷曾任命薛国用经略辽东，但他病不任事，一切权力都委托王化贞代为执行。王化贞，明山东诸城人，字肖乾。万历进士。由户部主事历右参议，分守广宁（今辽宁北镇）。王化贞守广宁已有多年，颇有成绩，“蒙古炒花诸部长乘机窥塞下，化贞抚之，皆不敢动。”
此次，天启帝提升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巡抚是地方最高军政长官，而经略，是战事开始后才增设的，二者的统属关系并无制度上的明确。熊廷弼上一次守辽东时，正好巡抚周永春被“言官追论开原失陷罪，遣戍。”所以算是身兼二职，尚无掣肘。这回问题来了，尤其对熊廷弼这样的不知变通的性格，问题就更严重了。
此时王化贞拥兵十三万镇守广宁，正与后金大军对峙。王化贞利用职权，在辽河沿岸设置六营，每营设参将一人，守备二人，划规地盘，置兵分守西平（辽宁台安县南）、镇武（今黑山县东）、柳河（今新民县西南）、盘山（今盘山县）等城堡。熊廷弼到任后对其戍守策略多有指责，并企图改变王化贞的军事部署，遭到王化贞的抵制。于是熊廷弼上奏朝廷，朝廷命王化贞按熊廷弼的部署执行。
王化贞接到命令很有情绪，他便将一切军务都委托给了熊廷弼，自己只管领兵。每年援军到来，王化贞便给予这些军队以“平辽”的番号。熊廷弼不满意：“辽人未叛，乞改为‘平东’或‘征东’，以慰其心。”熊廷弼认为“平辽”二字会引起辽人的不满，以致伤害辽人的感情，要将平辽改为“平东”或“征东”，王化贞虽然遵命改正，但内心不服。熊廷弼一心实施他的“三方布阵”，名为复地，其实还是以守为主的稳健策略，但王化贞激进得多，他更热衷于支持毛文龙，扶持蒙古势力对抗后金。熊、王之间矛盾日益激化。
王化贞是很有背景的人。当时新任兵部尚书张鹤鸣，坚决支持王化贞。此年十月上任的内阁首辅叶向高与王化贞两人有师生之谊，自然也偏向王化贞。或许是朝廷太需要辽东的胜利了，因此当时朝廷上下几乎是一致支持王化贞的进攻。
王化贞认为只要明军一渡河，辽河以东的人民必然纷纷响应，依靠蒙古虎墩兔四十万大军，并有明朝投降后金的叛将李永芳做内应，可以一举荡平后金。熊廷弼再三警告朝廷，辽人不可用，西部（指蒙古虎墩兔部）不可恃，李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但没引起朝廷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