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马拉当天就坐上了火车。勃列日涅夫带着通讯员在一个小站追上了她。勃列日涅夫恳求她留在他身边，但她履行了对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的承诺。而勃列日涅夫仍未放弃挽回她的希望。他与梅赫利斯一起来到基辅。他们找到她的住处，梅赫利斯似乎也劝她跟勃列日涅夫一起走。她再次拒绝……
不可能验证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并确定勃列日涅夫是否真的打算为新女友抛弃家庭。当然，也不应该否认勃列日涅夫享有浪漫感情和大胆行为的权利。但是，考虑到主导着党政机关的清教徒式的风尚，很难认为勃列日涅夫会准备为了一个女人去冒毁掉前程的危险。他宁肯要一段不承担责任的短暂的私情。根本不可能想象，基本上是个禁欲主义者、无法容忍破坏党的准则的梅赫利斯竟会恳求“前线女人”抛弃丈夫，去与一个有妇之夫开始新的生活……
多亏了卡冈诺维奇，勃列日涅夫才不断获得晋升。1947年11月，卡冈诺维奇将他调往乌克兰最大的州之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担任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勃列日涅夫让家人也来到了那里。
在州委会议上，乌克兰中央书记梅尔科夫介绍了勃列日涅夫。
乌克兰西部各州正在进行与得到当地居民支持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的流血战争，而在基辅，上级任命的干部们却在设备齐全的住宅里养尊处优。那里正以最高规格进行赫鲁晓夫的生活配套设施工程。
1945年2月，乌克兰中央政治局通过封面上注明“特别卷宗”字样的决议，其中包括向共和国商业人民委员部发出的指示：
1.建立直属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商业人民委员部特别基地（供给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食物），为这个基地开设单独账户并划拨周转基金；
2.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6局局长的申请，通过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和各人民委员部发放日用必需品类产品以及工业品的提货单；
3.特别基地内开办副业、成衣和靴鞋车间。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6局主管政治局委员赫鲁晓夫的保卫工作。个人卫队也负责供应赫鲁晓夫及其家人的食品，雇用鞋匠和裁缝，为他缝制靴鞋和服装……
州委第一书记们的日常生活由地方经济机关料理。根据当时的说法，所供应他们的食品和工业品是免费的。另外，州仓库里的东西并非应有尽有，但负责供应的人知道，只要是能搞到一切，都应当对一州之主保证供应。
战争时期实行的票证制度的废除，也影响到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生活状况。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于1948年1月14日通过了与莫斯科指示相应的决议：
1.自1月1日起废除现行的向苏维埃和党的领导人员免费提供食品的规定，不再发放用于购买工业品的现金和食物定额补助。
2.停止花费改善社会生活福利基金的资金用于向别墅免费供应食品，停止以其他形式免费向苏维埃和党的领导人员发放食品和工业品。
3.决定自1月1日起，向目前免费获取食物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和党的领导人员于他们所领工资之外补充发放临时货币津贴，金额为每月职务工资的2—3倍。
但对党的领导人仍然继续按不公开的规定实行供应。仅仅需要为食品和服装付费。州委第一书记的固定工资本来就很高，而物价却很低。钱并不成其为问题，而是商店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买！1946年的粮食征购搞得乌克兰没有了面包。
“1946年的饥荒似乎在继续1933年饿殍遍地的惨剧，”卡普托回忆说，他后来成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饿死的人不单是来不及从农舍里抬走。死者也陈尸于围墙边、空空如也的商店旁，甚至院子里。许多人极度消瘦，躯体似乎只够喂饱叮人的虱子，另一些人浮肿得令人无法辨认……”
根据共和国内务部机关的资料，1947年入夏之时超过100万人患有营养不良症，30多万有望获救的人入院治疗，46000名乌克兰居民活活饿死……
勃列日涅夫正赶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处于如此苦难的境地，扎波罗热也是这样——矿井被淹没，工厂被破坏，房屋被烧毁，城市中心区一片废墟。
“城市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战后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农学院学习的党内职务颇高的莫尔贡回忆说，“该城已失去生机，供水管道和交通运输陷于瘫痪。”
城市重建方面，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当感谢勃列日涅夫。1948年他“为南方黑色冶金企业重建”荣获奖章。他经管的不单是大型企业，而且还有农业。归州委第一书记使用的小汽车有三辆——一辆个人专车，一辆替换车（主要在修理时备用，实际上是他妻子乘坐）和一辆出行区县用车。
十余年后在中央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赫鲁晓夫为对玉米估计不足无情地斥责了自己的战友们。他回想起艰难的1949年，瞧了瞧勃列日涅夫：
“当时因为玉米头一个受到警告的就是他。”
“什么也没受，”勃列日涅夫纠正赫鲁晓夫的话，“并没有警告。”
“我们当时向全乌克兰数落他的不是，”赫鲁晓夫不听战友的话，继续说道，“可是最好的玉米却在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于是我们就公开取消了这一指责。但我们当时给他警告了，要是不给，也就不会收到效果……”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主宰
勃列日涅夫并不是天生的恶人，但像斯大林时代其他官员一样，他已经养成了对周围人的痛苦和不幸视而不见的积习。这里起作用的是自我保护的本能：真心诚意易动感情的人，在机关中是站不住脚的。
1950年7月，勃列日涅夫奉召来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已经在莫斯科担任联共（布）中央书记。他受委托为摩尔达维亚物色新的第一书记。他将勃列日涅夫派往基什尼奥夫。
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宣读了联共（布）中央的推荐书：“勃列日涅夫入党已超过20年，是一位比较年轻的同志，目前堪称年富力强。他是土地规划师、冶金专家，熟悉工业和农业，多年期间担任州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即可资证明。他经验丰富，精力充沛，行事敏捷，经历了整个战争，具有将军军衔，意志坚定……”
1950年7月，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全会讨论苏共中央关于共和国党组织工作缺点的决议。前第一书记科瓦利战后即担任此职，他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勃列日涅夫并未伤害自己的前任。科瓦利一直留在共和国，担任国家计委主任多年。
1924年建立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莫斯科认为，没有比萨拉比亚，摩尔达维亚的领土便不完整。
比萨拉比亚归属于土耳其达300年之久。自1812年起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1918年罗马尼亚将比萨拉比亚吞并。斯大林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后，1940年夏红军进入比萨拉比亚境域，罗马尼亚军队未予抵抗，于是比萨拉比亚成为苏联的成员。
1940年8月2日，苏联的成员国中出现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但由于战争的爆发，未能来得及将其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样式，这些区域重又落入与希特勒德国共同战斗的罗马尼亚的管辖之下。
战后在共和国中着手实行全面合作化，这本身对农业极为有害。1946年又发布命令，对粮食征购赋予了“阶级”的性质——剥夺“富农和殷实阶层”的粮食。实际上则是将所有有点粮食之人的粮食强行收走。被授予全权的县党委搜查农民的住宅，将不肯交出粮食的人关进地窖。农民不得不卖掉牲畜、家产，用来购买粮食上交国家，以几公斤玉米就能买到一匹马或一只羊。
1945年，尤其是1946年，共和国遭受半个世纪中前所未有的严重旱灾。这也导致普遍性的饥荒。胆怯地摩尔达维亚领导人不敢向莫斯科求助。时至1946年底，粮食连供应票证所需都已不够。想出的办法是：削减领取票证的人数，降低发放面包的定额。
受赡养的人（即不工作的人）每天发给250克面包，儿童则发300克。面包中几乎一半都是燕麦、大麦和玉米粉。商业买卖的面包已不见踪影，这对市民是一个打击。商店前排起了长队，队伍中时不时发生殴斗。运来的面包太少，只有力气大的人才能抢到手。
人们吃草根、芦苇，往面粉里掺和油渣、山芥、磨碎的葡萄籽。这导致严重的胃肠疾病，小孩们死于极度虚弱。摩尔达维亚人想方设法逃往邻国罗马尼亚，但这是不被允许的，边防军人成百上千地抓捕逃荒者。
最后不得不为那些已濒临衰竭边沿的人设立成百上千的免费饮食站点。来自苏联政府的为数不多的援助被浪费和盗窃一空。
共和国的党政机关无力以他们所拥有的手段安排对饥民的医疗救护，只能为那些可以自己前来村苏维埃或医院的人进行治疗。病人径直放到地板上，病人身上的虱子乱爬，他们互相传染疥疮、肠胃病。大人孩子一起安置在同一个病房，大人便抢夺孩子的食物，而两三岁的小孩子也吃不动烤焦了的面包。
根据官方的资料，共和国五分之一的居民——约40万人患有营养不良症，死亡的确切人数无法判定，摩尔达维亚学者们的宣布的数字为20万人。有几个月，每天死亡多达三四百人。
按照党的原则和对政权忠诚程度选拔的官员，在遇到现实问题时完全束手无策。然而党政机关依旧在继续进行对敌斗争。1948年10月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摩尔达维亚的决议，命令地方政权机关：“提高政治警惕性，及时揭露、清除富农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敌对活动，开展对集体农庄制度的宣传……”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摩尔达维亚要像1930年代在全苏联那样，建立机器拖拉机站政治处，作为对凭空臆造的富农进行斗争的示范点。动员共产党员担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妇女基层干部和政治处报纸的编辑。
于是开展了一场清除农村中“敌对分子”的运动。1949年6月5日至6日夜间，在摩尔达维亚采取了大规模行动：将60000余个“富农”家庭连同孩子共35000人迁出共和国，驱逐到苏联的偏远地区。他们的生产资料被剥夺，亦即明目张胆地劫掠一空。这对摩尔达维亚人留下了极其痛苦的印象，他们可没有经历过战前的集体化和大规模镇压。
事到如今，他们便开始递交申请，要求加入农业劳动组合，因为已经向农民们宣布：集体农庄庄员不会被强制外迁。一个半月之内加入组合的农民超过以往三年半的总和。
共和国部长会议和中央委员会1949年8月5日《关于调整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地区集体农庄的土地使用》的决议，成为了最新的由头。单干农户分布在集体农庄地面上的地块（花园、葡萄园、耕地），被掉换到别的地方——公有农田的范围之外。换而言之，就是强行夺走农民的花园、葡萄园和已经熟耕的好地。
勃列日涅夫来到摩尔达维亚之前，强迫性的合作化实际上已经完成。农业依旧处于灾难性状况，却将此归罪于敌人的阴谋破坏。
“集体农庄制度存在着敌人，”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写成的《摩尔达维亚的春天》中说。“他们通常是暗中进行破坏：造谣诽谤，挑拨离间，有时还混入各部门的领导班子，将自己的人塞进去，想方设法破坏人们对集体农庄的信心。他们也动用枪械，虽然此类行为尚不具备普遍性质……”
勃列日涅夫并不是天生的恶人，但像斯大林时代的其他官员一样，他已经在自己身上养成了对周围的人的痛苦和不幸视而不见的积习。这里起作用的是自我保护的本能：真心诚意易动感情的人，在机关中是站不住脚的。
在摩尔达维亚，第一书记身边聚集了一批将要与他一道工作多年的人。
契尔年科领导宣传部，萧洛科夫任职于共和国部长会议，特拉别兹尼科夫主持高级党校，戈利科夫担任第一书记的助手，茨维贡先是摩尔达维亚国家安全部的局长，1951年10月起出任副部长。
共和国的安全部部长是莫尔多韦茨少将。作为勃列日涅夫的同乡，他也可望有远大前程。但莫尔多夫韦茨1955年却被从机关中调走，任命为摩尔达维亚公用事业部干部局局长，一年之后又奉命退休。不过勃列日涅夫的其他战友都逐步在莫斯科担任了领导职务。最为飞黄腾达者首推契尔年科。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摩尔达维亚的春天》中说：
共和国党组织的意识形态工作，对缔造新的摩尔达维亚具有重大意义。这里必须表现出说服民众、寻求正确的组织形式的才能，而最重要的则是自身要成为信念坚定的战士，成为对同志体贴入微、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干部。
因而我想指出，摩尔达维亚共产党（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便具备所有这些党性原则。他是一位年富力强的共产党员，早在来共和国工作之前即已获得丰富的党务工作经验，总是将全部力量贡献给交付于他的工作。
后来康·乌·契尔年科担任一系列党和苏维埃的重要职务，处处都表现出他的这种才干和经验。如今康·乌·契尔年科已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
契尔年科1911年出生在叶尼塞省（现今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米努辛斯克县大捷西村。数月之后，1929年他奉派主管共青团的宣传科。
对叶赛宁的热爱使他与勃列日涅夫亲近起来。契尔年科甚至因为阅读这位“富农”诗人的作品而受到警告处分。
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当地，契尔年科领导边疆区的教育之家，后又担任边疆区党委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41年他被任命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委书记。有趣的是，一个实际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偏偏踏上了意识形态的道路。临近战争爆发时，契尔年科正在舒申斯科耶镇筹建列宁博物馆。
1942年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出版社出版了《约·维·斯大林在西伯利亚流放地》一书，出版资料中载明：责任编辑——康·乌·契尔年科。据说莫斯科不喜欢该书，于是印数大受影响。契尔年科被解除州委书记职务，派往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直属高级党校学习。他本人对此讳莫如深。
随即又让他进入第二期，结果便学习了两年。获得毕业证书之后，带着马林科夫签发的派遣证前往奔萨，就任州党委书记。1948年被调到基什尼奥夫。缺乏教育并未妨碍契尔年科神话般地一路上升，个中原因不单是有幸结识了勃列日涅夫，而且也得意于他无可争议的天生的一套本领：首先是唯命是从，随时准备为上司的利益奋不顾身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