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羡慕好眷侣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感觉：即每一家庭的氛围总与这家的女主人息息相关——女主人若勤俭上进，那么家里就井井有条，红红火火；反之便锅冷灶凉，邋遢不堪。
找老婆，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终生大事。所谓“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好女人是一所学校，从里面合格毕业出来的男人，才有冲刺成功的起码资本。
前面已经说过，妻子马秀英对于朱元璋来说，非常重要。凡老公想不到、照顾不到的，她都能帮着周全到。
郭子兴猜忌女婿的毛病，时好时坏。旁人怂恿几句，他就给女婿穿几天小鞋，等见了女婿，又觉得有点惭愧。按理说，这一套不该是郭大侠的作为，但分析一下郭子兴的心理，也不难理解：老郭虽顶着大帅的头衔，但一直端居城中，无所事事，而女婿朱元璋则恰恰相反，风风火火干着事业，人气直线上升。为急于表示自己尚在台上，尚可支配权力，老郭只有拿女婿折腾一番后，才能安心片刻。只是，这种折腾稍微频繁了点。
有一次，老郭莫名其妙就把朱元璋给关了禁闭。朱同志倒霉，老郭那几个心胸狭隘的儿子却得意了，他们就想着借这个机会整死朱同志，所以特意吩咐看守不给朱同志饭吃。眼看两天过去，朱同志都已经饿得站不起来了。
很快，马秀英就得知了消息，一刻不敢耽搁。她先到厨房烙了一个大炊饼，然后便悄悄给危难中的丈夫送去。
正在快到地方的时候，半路杀出了郭氏兄弟，眼瞅事情要败露了，马秀英竟硬生生把刚出炉的饼揣入怀中。待到她终于得手后，回到住所，脱去衣服查看，才发现那里已经被烙饼烫得皮肉都焦烂了！
只这一件事，就足以让朱元璋感动得掉泪。
兵荒马乱的年月，粮食短缺、生活艰难是常有的。但马秀英总是想着办法节省下口粮来留给丈夫吃，自己却经常饿着肚子。
后来，朱同志每每追忆往昔，都感动不已。终其一生，他对于马夫人都是敬重有加。
如果说仅仅是贤惠顾家，体贴丈夫，这换了别的妻子大概也能做到，但马秀英还有她另外的一面，那就是见识和才干。
在军中时，朱元璋有些事一时拿不准的，便时常会找妻子商议，而马同志也总是为丈夫积极出谋划策，最后也总能有所补益。
自从濠州投军以来，大大小小的仗也打了不少，但放眼望去，四周仍是一片乱糟糟的景象。有一天，朱元璋感觉心里没什么着落，于是焚香祷告，愿天命早有所归，勿要再令天下生民受苦，也让自己能够有所建树。
马秀英见状，劝了丈夫一番，对此，史书有详细记载。
那话的大致意思是：现在天下豪杰并起，虽然尚不知天命将归于谁，但依我来看，一定要不以杀人为本……对于摔倒的人，我们要扶助他；对于危难的人，我们要救护他；对于生计困难的人，我们要去接济他……只有这样，才能积聚人心！而人心所向就是天命所在。那些杀人如麻、只知道攻城略地、贪图一时之快的人，上天都会厌弃他们，即使是他们自身也难保全的，还谈什么夺取天下啊！
一个女人，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那就不仅仅是出于直觉或善良本性了。马秀英的素质和眼光由此可见一斑。朱同志听后不住地点头称是，并大为赞许。
第二天，朱元璋冒着雨从外面回来，然后开心地对妻子说道：“昨天听了你说的话，咱走在路上一直都在回味。今天偏巧就有一个士兵违反了军令，他居然从外面带回来一个妇人。经过仔细盘问，他才承认是自己攻城时掳掠回来的，于是我就对他说，现在咱们用兵讲求法纪，不准侵犯老百姓，更不准私藏妇人。这次暂且记下，如果以后再犯，那就按军纪处置。那个士兵很害怕，结果就把那个妇人送回去了……”
马秀英很欣慰丈夫的做法。
妻子既是如此出色，自然朱同志很多事便会托付于她。
当朱同志领兵出战时，总会把一干军状籍簿等都交给妻子保存，而马秀英也总能把一切管理得井井有条，即使很久之后丈夫偶然问起，她也能立刻查找出来。而在平日闲暇时间，她又常常带着女眷们缝补衣物，为前方打仗的丈夫们做点后勤准备。
后来，就在朱元璋率大军南渡长江之际，马秀英思前想后，惟恐元兵会乘虚对后方下手，以掳掠将士们的妻儿来做要挟。所以，她不等朱元璋的命令，就自作主张带领家属们向南转移。结果元军果然来袭，家属们才侥幸躲过了这一劫。
前面说过，马秀英也为老公培养了一群了不起的儿子及养子。先说儿子，虽然长子朱标大概不是她亲生的，但连同老四朱棣等，却无一不是在她的亲自教导和抚育下长大的。
他们夫妇还一连收了二十多个养子，估计也是为以后事业发展着想吧。养子们作为心腹安插在各处要害的位置，以加强对将帅、官吏们的监管和控制。这也是学着五代十国一些将帅的成例（像有名的周世宗柴宗就是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的养子）。
既然谈到儿子及养子，就有必要说一下朱文正、李文忠、沐英等几位小同志。
就是在盘踞滁州时，朱元璋因为非常思念那些失散的亲友，便多方派人去寻访，史书记载他“思亲询旧，终日慨慷”。后来打听到结果：二哥重六已死好几年，“独遗寡妇”（大概是二哥的续弦。）；二姐和三哥也已去世。
这一回，他在世界上是彻底孤单了。不过也有意外之喜，至正十四年十月，大嫂带着侄子文正和侄女从淮东前来相聚。尽管朱元璋曾对大哥非常不满，但他毕竟已去世多年，文正又是自己家硕果仅存的幼辈男丁。在离散十年后，眼见文正已长成了个壮小伙，老叔激动得都掉下了眼泪，“分离数年，扰攘中一见眷属复完，其不胜之喜复何言哉”。
更高兴的还在后面，这年的十二月，曾携家避难于淮东的二姐夫李贞得到小舅子的消息，也带着外甥保儿前来投靠，“一时会聚如再生，牵衣诉昔以难当”。保儿这年已十五周岁，他见着老舅一身还算体面的衣服，觉得十分新鲜，便上前拉他的衣服。老舅随口说道：“外甥见舅如见娘！”说罢竟有些哽咽。
眼见外甥年幼丧母，甚是可怜，又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朱元璋便将外甥改姓朱，起名文忠，收做了自己的养子。
两个孩子都交给马秀英照看，而朱同志在孩子们的教育上也是不遗余力、用心良苦。除了教他们读书习武外，还让他们常常跟随自己左右，以熟悉军政事务。即使有时在马上同行，也没忘了时刻教导他们，并对他们寄予厚望。虽然以父辈的身份教育两个孩子，但此时的朱元璋，也不过才27岁，论年龄完全是个青年将领。
攻陷南京后，朱元璋曾设立过临时的最高军事机构，即大都督府。任职大都督的先后只有两个人，文正与文忠。由此，也可看出朱同志任用亲信的情形。
后来，随着文忠的战功越发显赫，有一次他还在前线忙碌之际，老舅便急不可耐地颁发一令，让他恢复了李姓，以示鼓励和恩宠（沐英等人后来也享受到了这一待遇）。虽然文正与文忠一样长大后英武不凡，只是偏偏这孩子没个城府，心胸狭隘，放纵不法，最终冒犯了执法如山的老叔，才弄了个悲剧的收场。
对比文忠的善始善终和一世英名，有人也许要问：文正与文忠两个，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至亲兄弟，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我的看法是：与两个人的年龄可能有一定关系。文正被收养时，已经基本长大成人，成人了就不容易完成其人格的重塑了。文忠则要小得多，再说他的父亲也没文正的老爸那么烂。
定远人沐英是朱元璋收养的第一个义子，当时他年方十岁，父母双亡，孤苦伶仃，被朱同志看中，以后就随了朱姓，名字改作文英，并交给夫人抚养。沐英后来也成长为一代名将（他也是开国六王之一），出征并被留在了云南，世代永镇于此，成了名副其实的“云南王”。
当时文武官员的儿子叫舍人，简称舍，沐英因此又称“沐舍”，也叫“周舍”。在这帮养子中，其中有个叫“平安”的比较知名，他也是一员猛将，在“靖难之役”时没少让朱棣吃苦头。
这些养子长大后基本工作就是做监军，跟随在外监视诸将。之所以如此广布亲信，是因为朱元璋并非像李世民家那样是显贵身份——老底子既厚实，社会关系也盘根错节，更有一大堆亲戚、本家帮着打天下、守天下，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势力集团（郑龙集团），有叛乱者也不须畏惧。
朱元璋是家小业大，为了维持局面，他只能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有亲戚要用，没有亲戚创造亲戚也要用。不然，摊子铺得越大，反倒越有散架的危险。
可是，朱同志的压力是减轻了，然而马夫人的巨大压力却来了。试想，她一个人除了做各种杂事外，还要抚养着这二十多个孩子，每个孩子性格、具体情况都不同，那得操多少心啊！
朱棣称帝以后，曾大兴土木，在南京营建大报恩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就是要报答马氏的养育之恩。
只是美中不足的是，作为后来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后，马秀英一生却可能没生过孩子，或者至少没生过男孩。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朱元璋尽管对妻子满怀感激，但仍然纳了妾，起码在渡江进攻南京之前就已经有了。
迟到总比不来好
在继续我们的故事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脱脱倒台一事。
元廷内部，权力之争一向没消停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这一次搞倒脱脱的主角叫哈麻，他原本是脱脱一党，不过是“党内有党”。他与深受脱脱信任的汝中柏争宠失利后，转而恨起脱脱来，就带着自己的小团队脱离了组织。
哈麻本是元宁宗乳母的儿子，仗着这一便利，他就有了出入禁宫的特权。这小子非常不地道，曾伙同其父秃鲁帖木儿等人向顺帝进言房中术，怂恿皇帝淫乱。后来更发展到一群男女裸处相与亵狎，以至秽声远播，连一般的市井小民都当“黄段子”听。
几年之后，皇太子爱犹识达礼腊慢慢长大，也懂事了，对于哈麻之流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当时，脱脱的弟弟也先帖木儿也是朝中举足轻重的大臣，在汝中柏等人的支持下，他也有意除掉“老鼠屎”哈麻等人。
不料，哈麻等人闻讯后竟转守为攻、先发制人。皇帝当时已经不大管事了，天天坐镇内宫研究房中术。于是哈麻便向皇后说了一些脱脱的坏话，这皇后信以为真，便挑唆着皇帝一道圣旨就把脱脱给打发到了云南——不久，就在流放地大理腾冲，脱脱被人毒死。
柱梁一断，大厦自然倒得更利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高邮之战失利。自此，也更让张同志、朱同志等一干造反派更加坚信：这大元果真是烂透，该咱来收摊子了。
其实，后来南明小朝廷的灭亡也是这样。
顾诚在《南明史》中论及：“南明之不振，关键在于从来没有一个能够调动全部抗清力量的权威核心。清廷内部虽然也常有勾心斗角，但大体上能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清胜明败，根本原因不是强弱异形，而是内部凝聚力的差异。”
蒋某人一再说：“我是被自己人打败的”，大意也在这里。
有道是“沧海横流，不进则退”，又有人云：“竞争就像你和一台压路机赛跑，你可以随时超过它。但你不能停下来，否则它会把你碾得粉碎”。闹革命跟这类似，先是你闹起了革命，后来就变成革命推着你继续闹，你不闹，就被“革命”了。
挟高邮胜战之威，张士诚部积极向江南发展，朱元璋的心也越发着急起来。他对于未来形势的判断总体上是乐观的，但内心却总不免有些纠结，更有一份焦灼，因为很多时候占了先机就是占尽天时。张士诚部迟早会和自己干上，而自己接下来做什么，心里没谱。
如果说从濠州到滁州这一路走来，只是上了几道餐前冷盘的话，现在，该是上大菜的时候了，那上什么菜呢？
于是，朱同志开始向老天祷告，希望能得点神启。他在祷辞中说：三月之后天下形势要更明朗些才好，无论谁得天命，这样自己心里也就踏实了。马夫人也在旁边劝导了他，他也听进去了。
转眼三个月过去，什么都没发生，朱元璋越发焦急。
而此刻，一向闲散的老郭竟找起事来，他也想学着别人的样儿在滁州称王，过过土皇帝的瘾。
朱元璋被气得差点没晕过去，称王就是出头，出头就等于找打。
但碍于老丈人面子，他只得耐心进言道：“帅父，此事宜从长计议。滁州四面环山，腹地狭小，绝非久留之地。等占领更大的城镇后，再裂地而王也不迟。”
这一席话算是戳到了老郭的痛处，起码的体面他还是要讲的，称王也得够场面，滁州的确是小了点。沉默了半晌，老郭终于打消了这个愚蠢念头。
时间很快到了至正十五年的春天，由于滁州的人马众多，粮荒也随之出现。老郭于是招集诸将讨论下一步的进攻方向，因为不多占点地盘、多弄些粮食那是肯定不行的。结果，诸将众说纷纭，但净是一些馊点子。
有的建议向南打六合，先把大帅昔日恩怨了断；有的说最好向西打庐州，因为那里比较富庶（庐州就是今天的合肥一带）；有的则建议干脆杀回濠州，毕竟那里本是咱们的地盘，现在还被赵均用那小子占着，该给大帅出口恶气了。
在这些将领当中，其实并不乏智勇之士，比如我们后面要说到的邵荣，他系老郭旧部，后成为朱元璋麾下的“三杰”之一。但这些将领们总的来说，缺乏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而这些正是如冯国用、李善长等读书人才具备的，他们成天在朱元璋左右，渐渐地，朱同志也开始在思想上脱胎换骨了。
所以，就眼下这场大会，朱元璋还是他一贯的看法，那就是：向南发展、夺取金陵。但此刻，他没敢说出来。一是因为，这个想法对于其他将领包括老郭来说，太过大胆，简直是痴心妄想；另一方面，以当时滁州义军的条件来看，长江天堑不可逾越，也不想逾越——一来将士们多是淮西人士，大伙儿比较恋巢；二来也没有足够的船只，渡长江说说可以，要真做起来，那简直是笑话一般。何况元军在金陵一带的长江防线上，部署了水师重兵，更别谈沿江的关隘和城防。
但只是困守滁州，那等于坐以待毙。此前，朱元璋也曾私下向老郭暗示向南谋求发展，可老郭没有兴趣。
这次大会过后没几天，诸将又聚在一块商议出路，老郭派人来请女婿参加，朱元璋郁闷得很，便托病不去。那边再三来人，执拗不过，最后勉强去了。
不过，他却有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法子。
当老郭让女婿发言时，朱同志便道：“如今咱们困守滁州孤城，绝非长远之计！所以，大伙都有意向四方进取，我也很赞同。不过，依我看，六合既然依附了张九四，咱们就不必去自找麻烦了；庐州是坚城重镇，元军一向驻守很严，估计很难拿下；濠州是兄弟城池，能不打还是别打，否则伤了和气。惟有这和阳值得一试……只是一点，和阳城虽小却坚固，只能智取，不可强攻！”
大伙听了，觉得是这么回事，都点头赞同。
和阳，又名和州，即今安徽和县，它南临长江，据说当年项羽自杀的乌江就在这一带。从地理方位上看，和阳在滁州的正南方，而金陵则在滁州的东南方。
“那依贤婿看，该怎么个智取法？”老郭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