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历死后，姬昌即位，这就是为后世尊为民族先祖圣贤的周文王。从商周之际的历史进程看，周人国家的建立同周武王克商建立周朝不是一回事。根据周人的说法，他们的国家实建立于文王时期，后世史家包括司马迁在内，对周朝的纪年也是从文王“受命”称王算起。文王即位后，为了振兴周邦，首先致力于周邦内部的建设，通过团结自己的宗亲来达到治理邦国的目的。他关心周族的部众，能够秉承公刘、古公亶父的优良作风，继续致力于农耕，日夜勤政不息，甚至顾不上吃中午饭，并且节俭勤劳、待人宽仁、尊敬老人、爱恤小民，因此成了以民为本的明君，历代史书传诵不绝。由于周文王的内外政策，周族人民更加团结，形成了一个以周邦为盟主的权力中心。当时商纣王即位后，不仅滥施征伐，劳民伤财，而且荒淫暴虐，与宠妃妲己日夜饮酒作乐，对有不同意见的大臣进行迫害。商朝贵族内部出现离心离德的现象，不少大臣离开纣王，投奔文王，他们都成为文王的得力辅佐，天下人心明显背商朝周，诸多典籍盛称的“文王受命”，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政治格局的形成。所谓“受命”，出于周人的自谓，即接受上天赋予的统领万邦的使命，文王称王当与此同时。《诗经·大雅·皇矣》描述接受上帝之命的文王及其领导下的周邦，此时的周邦不仅是一个普通的族邦，而是万邦之上的一个邦方，文王本人成了下民之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表明周族因为接受了天命，已从旧的状态走进一个新的里程。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实际上就是周人建立的国家，尽管这个国家的范围还仅限于当时的“西土”。这个“国”与“周邦”之间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因为周邦早已存在，不能说到文王时才始建立，因而周人的国家只能理解为由周邦领导的所有西土邦方的大联盟。
周人的国家是在同商朝的对抗中建立起来的，也可以说原本就是一个反商联盟，周文王为其盟主。周原卜辞有伐蜀、征巢、楚子来告等历史事件的记录，说明周人的势力在东方已经达到江淮之间，南及江汉，西南入于巴蜀，南方的大部分邦国和少数民族部落大都归服于周。后人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并非夸大之辞。文王在位50年，实际称王的时间只有7年，但基本上完成了“翦商”的准备工作，其所未竟的伐商事业，只好留待其子周武王去完成。
七、武王伐纣
商代武丁以后，其子祖庚、祖甲相继当政。从祖甲开始，历代商王多沉溺于享乐，不关心民情，不重视发展经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商朝出现了衰乱的迹象。商朝最后的两个统治者：一个是帝乙，一个是帝辛。帝乙多次对江淮之间的东夷用兵，取得了胜利，又把都城迁到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帝辛就是俗称的商纣王，更是不理政事，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任用奸佞之人，宠幸妇人妲己，终日歌舞，酗酒淫乐，大修离宫别馆，大力搜刮民财，这些做法引起了百姓的怨恨，一些诸侯开始背叛商朝，社会矛盾就更为激化。纣采用镇压人民反抗的措施，使用了像“炮烙之刑”之类的酷刑，并让妲己和自己一起观看，取悦妲己，甚至残酷地醢九侯，脯鄂侯，剖王子比干之心。后世对商纣的荒淫残暴事实，大概是得之于晚周学者间的传闻，可能有一些夸大。这一点春秋战国时人已经有所察觉，孔子的学生子贡曾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战国末年荀子也说：“古者桀纣……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荀子·非相》）但商纣和夏桀一样，是一个有名的暴君，则是无疑的。商朝在纣王、妲己的胡作非为下，整个社会“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尽丧”（《诗经·大雅·荡》），但纣不知悔改，当大臣告诉他国家的灭亡就在眼前时，他仍相信自己受到上天保护。在各种矛盾达到极端尖锐化的情况下，周武王乘机兴兵伐纣，纣王兵败自焚，商朝终于灭亡。
周武王是文王的次子，名发，文王长子伯邑考早死，由武王继承王位。此时商朝内外交困，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由周代商而王天下的形势已经形成。周武王刚即位，就着手伐商的准备工作：任命文王在渭滨寻找到的贤才太公望（又称姜尚、吕尚、师尚父，后为武王之岳父）为军师，负责军事；任命胞弟周公旦为辅，负责政事，“师修文王绪业”；同时修建新都镐京，准备从这里进军商都。他即位后未曾改元，仍按文王受命第几年作为纪年，以此表示继承父亲遗志。等到三年服丧期满，也就是文王受命第九年，武王率领军队，以奉文王之命东征为名，在军中载以文王的神位，向商都进发，借以对诸侯国的效忠程度进行一次试探。周师出函谷关，过殽山，穿洛河平原，由盟津渡过黄河，许多没有接到通知的诸侯得知消息后，纷纷率兵前来，欲会同周师一起伐纣，这些不期而会的诸侯共达800人之多，都建议武王立即向商都进攻。武王看到灭商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却并没有继续进兵，大概是谍知商人的内乱未达到十分剧烈而不可救药，担心商纣仍有力量对付众诸侯，遂决定班师。这次进军实际上成了对周师及诸侯之师的检阅，也是一次反商诸侯的盟会，史称“盟津之会”。在这次大会上，周武王举行了誓师仪式，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盟津之誓”，是一次“诸侯所由周命”的重要盟会。盟津之会的意义在于通过盟津之誓，显示众多方国愿意听从周的号令，表明商朝统治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从此，众多的诸侯听从武王的指挥，灭商已有充分的把握。
链接：盟津之誓
周文王九年（公元前1048年），武王率大军向东进发，来到了黄河南岸的盟津（今孟津西北），举行誓师仪式，即“盟津之誓”。这次到会的诸侯和部落首领有800人之多，所以史称“八百诸侯会盟津”。这是一次灭商的实战演习和总动员，通过这次演习，确定了周的盟主地位，同时，武王认为灭商的最佳时机并未到来，所以引兵暂退。至文王十一年（公元前1046年），商纣王的统治更加黑暗，大批忠良之士被杀或逃亡，纣王身边只剩佞臣。武王感到灭商的时机已到，于是亲率戎车300辆、虎贲之师3000人、甲士45000人东进伐纣，并遍告诸侯重新会师于盟津，此次盟津会师正式揭开了武王伐纣的序幕。大军一路上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很快抵达牧野，与商朝精锐之师对垒。周武王在牧野召开誓师大会，历数纣王“自绝于天”的种种罪行，宣布执行上天的旨意来讨伐纣王，其誓词名“泰誓”，载于《尚书》。誓词中曰：“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意思是：纣王人虽多，但心不齐；我武王人虽少，但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定能取胜。
此后两年，商纣王更加荒淫暴虐，商朝内部的矛盾愈演愈烈，各地的方国都希望武王起兵灭商，武王认为伐纣的时机成熟，就邀约各地的诸侯，任命姜尚为军师，周公旦为辅佐，亲率兵车300辆，虎贲（勇猛的冲锋甲士）3000人，连同所谓“西戎八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的部族军队，沿循上次进军的路线，渡过盟津之后，会合各个方国的军队，直接进攻商都。在商都郊外的牧野之战中，“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史记》卷四《周本纪》），仅仅一个早晨，周师就取得了胜利，一举击败了临时拼凑起来的七十万（一说十七万）商军，并包围商都。商纣王见大势已去，只得逃回朝歌，穿起衣服，抱起珠宝，纵火自焚而死，历时五百余年的商朝被推翻。武王割下纣王和妲己的头颅，悬挂在旗杆上示众，民众欢声一片，从此，中国历史进入西周时期。
八、周公东征
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久的一个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重大发展，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周朝的建立者是周武王，但为这个王朝的巩固作出卓越贡献的则是周公姬旦。周公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功业和周朝的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
武王克殷，在初步稳定商都的秩序后，推行了一系列清除商纣暴政、安抚人民、救济贫弱孤困、团结商贵族的政策。如在周公旦、师尚父等陪同下，武王亲自祭祀社庙，将商纣侮蔑神帝、殄废明德、昏暴百姓的罪行告于天帝。当时社会普遍存在天神信仰，这是武王做好宣传工作所必要的。另一方面，按惯例必须保存商族祭祀，考虑到商人怀有强烈的族群意识，为减少他们对周族的对立情绪，武王分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为诸侯，以奉守商人的宗庙，管理商代遗民，但他担心商人势力的复辟，又划分商地为三部，任命他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协助和监督武庚。这是团结商王室和贵族的重要政策。再者，武王为受商纣迫害的贵族申冤平反，释放了被商纣关押的贵族和百姓，去一些受迫害的贵族家慰问，重修比干坟墓，表彰比干的忠义事迹。这些措施得到了商代贵族的欢迎。武王还下令把商纣王堆积的钱财和大粮仓贮存的粮食统统拿出来，散发给穷困老弱和身份低下的劳动者，生活无依无着的穷苦人欢声一片，高高兴兴地带着布袋，扶老携幼地排着队伍，领取钱财和粮食，盛赞武王的功德。做好这一切，武王随即解散军队，回归镐京，正式建立了周王朝。可以说，武王领导的灭商战争，解除了商代人民的痛苦，得到了包括商族人民和大多数贵族的拥护和欢迎，商代人民自发地投入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的胜负及其后的政权更迭，明显是由人心的向背所决定的。有鉴于此，新建立的周朝能够及时调整政策，施行德治，怀保小民，提出将“敬天”与“保民”相结合的政策，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武王克商后，思念先代圣王和功臣，分封炎帝、黄帝、尧、舜、禹的后裔，这些所谓“先圣之后”，实际都是一些古老部族的后裔，他们既然表示对周的臣服，周也承认他们原有的地位，让他们奉祀各自的祖先，这就意味着周在旧有族邦中共主地位的确立。又封师尚父（姜尚）于齐，周公旦于鲁（因周公在镐京摄政，由其子伯禽去鲁）。实行这样的分封，既使先代圣王后裔和功臣有了封国和封邑，又有利于稳定地方。
武王回到镐京，日夜操劳，忧国忧民，经常和周公旦商量治国大计。他以为天下太平，便把军队的马匹放到华山之阳，运粮的牛群放到桃林的旷野，解散军队，藏起兵器，表示从此不再发动战争。但是，武王没有想到，夺取天下不易，巩固天下更难，一场威胁周王朝生死存亡的灾祸日益逼近。正是他的胞弟周公旦力挽狂澜，才在危机中挽救了周王朝。
周公画像
周王朝建立不久，武王便得病了，群臣非常害怕，有些商代贵族蠢蠢欲动。周公觉得自己是武王的亲密助手，可以没有自己，但武王必须保全，就私自去宗庙祷告，祈求神灵去灾降福，保佑武王，甘愿代替武王去死。祷告词生动感人，表现了周公旦的高尚品德。但武王不久病逝，距灭商才两年。周公旦将祷词收藏起来，当时没有人知道，当他操持国政时，成王和大臣们疑忌周公，管叔、蔡叔污蔑周公将不利于成王，有夺取王位的野心，周公于是留在东方两年未回。后来成王亲政，发现周公的祷告词，痛哭流涕地说：“我过去误听传言，怀疑周公这位好叔父，没有他怎么会有周朝和我的地位呀！”周朝贵族和群臣由此更加敬重周公。
然而，武王之死仍使周朝面临严重威胁。周公旦吸取夏代东夷叛乱、太康失国的教训，考虑到成王年龄幼小，不能单独管理新建的王朝，为稳定政局，确保周王朝不至得而复失，毅然采取行动，决定自任摄政王，代行成王职权。周公的摄政称王应该是武王的遗愿。武王在位时，周公就“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因而武王曾明确告诉周公，希望周公在他身后继承王位。武王与周公的考虑都是由当时客观政治环境决定的。在周人的王位继承制度尚未固定化为嫡长子继承制以前，这样的考虑及实际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周代文献，特别是周初诸诰都反复印证了周公摄政称王的史实。然而，周公的这一做法并没有被理解，当周公当摄政王，代行成王职权的消息传出后，管叔鲜、蔡叔度等人怀疑周公有夺取王位的企图，便制造并散布流言飞语，说周公有野心，将不利于年幼的成王，想代替成王当王。管叔、蔡叔虽然能力不强，野心却很大，他们本来对周公旦在协助武王灭商过程中的卓越贡献和居有的崇高地位就心存不满，现在周公代行成王职权，他们就公开联合被分封在殷的武庚，以及早就想进居中原成王的东夷、淮夷诸部族，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一时席卷东方大片土地，包括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北部等地，形成了很大的声势，给周王室以巨大的震动，新生的周王朝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威胁。
这时候，周公处在内外交困的地位，但他异常镇定，临危不惧，“内弭父兄，外抚诸侯”，表现出力挽狂澜的勇气和智慧，及时协调团结周族内部的力量，以其崇高的品德、先进的政治思想、杰出的军事才能，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平定了叛乱，并确立了周王朝的政治制度和治国方略。周公为平定叛乱而举行的东征洵非易事，至少在战争的规模、面临的复杂形势及所经历的时间诸方面，都超过了武王克商的战争。
概而言之，周公东征对周王朝的巩固，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这次东征的胜利，不但粉碎了殷遗民复辟的企图，还打垮了商人在东方的潜伏势力，保持了灭商的成果，宣传了周王朝的政策，稳定了周初的局势。周王朝的稳定和统一，是由周公旦完成的，他对周王朝所作的贡献，甚至超过周武王和太公望。
九、国人暴动
周公旦摄政7年，成王已经18岁，周公便还政于成王，成王开始亲理国政，周公退居臣位，仍作为重臣辅佐成王。宽刑是成王治政的特点，凡犯罪的人能释放的就遣返劳动，能不处死的就判轻刑监督劳动，监狱里尽量减少罪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劳动力为生产力。尽量减少军队和战争，以减轻军需负担。成王非常关心民生，经常到各地视察，在春耕大忙时参加劳动，鼓励人民努力生产。他重用贤臣，表彰廉吏，严惩贪劣，经常以周公的教导来要求臣下，提倡勤政、德政。经过成王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恢复，民生得到了安宁，周朝得到了稳定。所以，成王时期“民和睦，颂声兴”，没有发生判处死刑的事件。成王及其子康王执政，前后经历了四十多年，政局一直稳定，是周代的兴盛时期，史称“成康之治”。这个治世的出现，首先是文、武、周公的事业，特别是周公的一系列措施为其打下了基础，文献于盛称文、武受命和克商的业绩后，往往说到“周公致太平”，可见古人认为周朝的太平盛世与周公的制度建设有关。成康时期文治武功都很突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