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局的恶化
思宗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在此后十多年的统治中，事事独断，事事躬亲，过度相信自己的能力。思宗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一方面，他成为明朝勤快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躬亲却没有收到较好的效果。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虽然不是亡国之君，但事事乃亡国之象。
年轻的朱由校即位后，曾信誓旦旦地要改变天启朝腐朽的政治。朱由检这位青年皇帝亲眼看到天启朝政局的现实，所以他在即位之初，曾想去扭转那种政治上孤立无援的局面，清除魏忠贤，定了“逆案”，从政权中清洗宦党的势力，并宣称“脱初御极，嘉与士大夫臻平康之理”。但是此时已经是积重难返，崇祯帝朱由检扭转孤立地位的企图只是一种愿望而已，贵族大地主势力既得的权势与利益，并不能一朝就放弃，而且朱由检本身也不能脱离这个集团势力而独立，实际上他仍是贵族大地主势力的最高代表人。
宦党中的温体仁、周延儒二人仍然入阁，继续排挤异己，计划起用“逆案”中的人物。崇祯帝曾经想加强他的内阁，任用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为辅臣，目的在于加强皇权的地位，避免孤立，多少改善他在这种政治格局中的不利地位。他先后任命了五十位左右的辅臣，其中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既有东林党，也有宦党余党；既有各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也有学者名流；既有向来在内阁辅臣中占重要地位的江浙派人物，也有日渐增多的北方各省出身的人物。
但是不久朱由检就发现他的这些辅臣，结党营私，并不可靠。他当初即位时“鉴魏忠贤祸败，尽撤诸方镇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而廷臣竞门户，兵败饷绌，不能赞一策，乃思复用近侍”。于是大宦官张弃宪、高起潜诸人，重被重用，有的被派往边关去“监视军马”，有的“钩校户工二部出入”，“名日户工总理”。由于对内阁的不信任，皇帝的办事机关由内阁转向了内廷的司礼监。崇祯时的司礼监“秉笔六人，名下各有六人，六部、两直、十三省各有专司”。这一由宦官组成的皇帝秘书班子，由于训练有素，“兼务博绘”，其工作效率大大超过内阁那些“深年中书，浅学庸流”。
明代统治时期都达四十年以上的世宗和神宗朝，阁臣最多也只二十几人而已，而崇祯一朝只有十七年，阁臣竟达到五十人之多。这只能说明崇祯帝扭转明末政局不利形势的努力是失败的。他由“重用阁臣”最后转向重用宦官，他在轻阁臣、重宦官的同时，也曾想利用侯伯勋戚，认为“毕竟是我家世官”，但是也未有超过贵族大地主势力的范围。
这说明自16世纪末以来所形成的明末政局结构已难于有所转变。朱由检不但没有转变这种积重难返的现状，而他的“求治过急”“刚愎自用”的诸措施，更使其举措失当，无法扭转局势，最终使局面向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
（二）三饷的加派
崇祯皇帝处处摆着爱民姿态来不断地罪己，他也是历代下诏罪己极多的皇帝之一。而正是他的这种爱民态度却使他统治时期百姓饿殍遍野，死者不计其数。其中最为累民者莫过于加派“三饷”。
从本质上讲，“三饷”加派的出现，是明朝末年内外矛盾激化的产物，而内部矛盾的激化又是其主因。明朝后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都很尖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如果从社会经济生活的角度看，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当时的各藩主动辄占田地数万顷，大官僚、勋戚、有权势的太监或乞赐、或抢占，也拥有大量田产。这就造成了两个结果，广大农民因田地被占而沦为佃户或流民，使国家在册户口大量减损；而田地日益向少数私人手中集中，也导致国家课田面积急剧减少，据史料记载，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时，课田面积已不及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一半，而且还在继续减少。这一方面导致国家赋役制度的基础遭到破坏，另一方面，由于流民队伍的不断壮大，为日后农民起义准备了充裕的后备军。二是赋役册籍制度的破坏。明代中期以后，因久不登造赋役册籍，加之豪猾奸民为了逃避赋役，又与吏胥里甲相互勾结，篡改图册，而赋役册籍是赋役征派的法定依据，一旦遭到破坏，必然引起混乱。三是田赋征收弊端丛生。由于土地版籍脱讹，疆界不清，田产隐瞒托寄的现象十分严重，致使赋与田不相符，即田多者赋轻，产少者赋重。田赋的征解，也是弊端百出，原先的粮长征解制度渐遭破坏，以致有的粮长将自身的赋税令民户包纳，以富欺贪，以强凌弱，佃民百姓备受侵扰。
赋役制度的破坏，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国家的相关支出却逐年增加，尤其是内外战争的爆发，客观上也额外增加了财政支出。为了补充财政亏空，明政府必然要广开财源，巧立名目，苛征杂敛。就田赋加派而言，早在嘉靖三十年（1551年）就在江浙各地试行。至于“辽饷”的开征，则始于万历四十六年（1571年）。同年，后金起兵反明，四月陷抚顺、清河，京师震动。为了抽兵增援辽东，朝廷决定实行田赋加派，由于专款专用，所以称为“辽饷”。当时万历皇帝答应此项加派待辽东战事结束，即行停止。然而辽东战争并未如朝廷所愿，速战速决，而是节节失利，结果在初次加派的数额之上，再次加征，至万历末年，每亩加至九厘。至崇祯初年，辽东战事急剧恶化。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挥师渡喜峰口，陷宣化，直逼北京。崇祯三年，后金一度占领永平、滦州、迁化、遵化四镇。此时，朝廷只得招兵买马，驰援前线，而所需军饷甚巨，于是崇祯帝下诏每亩再加派三厘。经前后四次加派，总额达六百八十五万两。
崇祯十年，辽东战事未已，而国内农民起义又成燎原之势。为了扑灭起义军，时任兵部尚书的杨嗣昌建议朝廷增兵增饷，所拟数额是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两。因杨氏所倡之增饷，用于剿灭农民起义军，所以称为“剿饷”。具体办法是初定每亩加米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嗣后又每亩加一分四厘九丝，先后共加派三百三十万两。
剿饷原定以一年为期。但至崇祯十二年，农民起义虽遭挫折，但远未被“平定”。而此时辽东的战事又连遭败绩，清军一度攻陷济南，破城池五十余处。明军两面受敌、深感兵力不足，不少廷臣建议训练边兵。杨嗣昌制订了练兵七十三万多人的庞大计划，并得到崇祯帝的旨准。为了练兵，又要增饷，于是下令征收练饷。当年派练饷四百万两，又派补缺额一百万两，尔后增至七百三十万两。需要指出的是，练饷加派不仅累及田赋，还加征关税、盐课、契税、典税、赃罚银等税种。以上所述，就是所谓的“三饷”加派。
为了使三饷加派的预征额能够如期完成、朝廷对有关官员实行严格考核，崇祯十二年，因剿饷征收未如期满额，崇祯帝龙颜大怒，下旨将督饷侍郎张伯鲸降职一等。数年间，户部定期向皇帝报告各地辽饷等的缴纳情况，完纳者奖，欠纳三分以上者罚。因事关核成，地方官为自己前程考虑，对穷苦百姓的搜刮压榨可谓穷凶极恶。陇州知州为了逼饷，组织专门催饷队伍，人手皮鞭一条，“下乡打粮”，出现了“民愈穷而赋愈逼”的悲惨局面。
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加派的剧增，势必影响正项田赋的征收。为了应付加派，各地都经常出现挪用正项田赋以应上司催饷之急。久而久之，则国家正常财政岁入无法保证，而税收制度也随之日趋混乱。明末，内外战争频繁，朝廷全将胜利希望寄托在军队足饷之上，因而竭力搜刮。但战争的最终胜负并非全由军饷多寡决定，况且三饷加派之所得巨款并非全数用在前线士兵身上，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将帅军官所贪污。因此，三饷加派之数甚巨，而前线士卒仍常处于缺饷状态。守卫辽东的士兵经常被拖欠军饷，有的长达四个月之久，甚至一度出现了士兵“全无衣甲器械，唯有张空拳以当白刃”的情况。除辽饷的用途多为名实不符，练饷、剿饷的情况也是如此。战争是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全面较量。经济状况如何，对于战争的胜负的确有着重大影响，但军饷绝不是经济的全部。战时的财政虽有特殊性，但也还是要通过生产来提高。三饷加派，竭泽而渔，把一切人力财力投放到战场上，给社会生产带来了严重破坏。三饷加派不仅搜尽社会财富，而且驱赶大批劳动力投入战争，使城乡既缺少再生产的资金，也缺乏劳动力，以致塞草连天、膏腴荒芜、鸡犬无声、村烟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