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毛泽东就《枯树赋》等文章的注释问题作了批注，全文如下：
此注较好。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说，上月曾告卢荻。
关于注释的问题，请你们过细的研究。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八月
我们是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中旬看到上述几份文件的。毛泽东对《枯树赋》的意见和批注，说明他对《枯树赋》
与注文看得非常仔细。他对《枯树赋》
的理解是非常精确的，完全是自己的独特见解，绝不因袭前人旧说。我们为此而写了一份报告，对《枯树赋》等注文错误的由来和有关问题，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和自我批评。这份材料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三日上送。
刘文未言及《主席对几条注文的意见》的文字篇幅，恰好林东海先生在《诗意人生——记林庚先生》一文中写到这一点。他当时被借调到北大注释组，有机会接触到这方面的材料。文中写道：“(1975年)九月二十日下午，在（从大寨）回京的专列上，江青召集注释人员会议……给每人发下一份打印稿，是毛泽东主席关于《枯树赋》注释的批语，四号字占十六开纸的三分之二多，大约五六百字，大家读了一遍，立即收回。”
另外，在网络上看到的有些文章里，还引用了毛泽东对《枯树赋》注颇为霸道、语气挖苦的评语，或许就是刘修明省略掉的内容。但因为出处不清楚，不好轻率引用。
尽管刘修明使用了“我们”这个笼统的称呼，但他并不是实际从事注释工作的人。而关于为毛泽东作《枯树赋》注释的详情，我从没有问过章培恒、王运熙、顾易生诸老师，也不知实际操笔的是哪一位。
为“圣人”讲书，古时以为荣，今之读书人或未必吧？不过，作为始终参与“具体完成这项任务”的人，刘修明所说纵或有不精确之处，大概应是无误。而从他复述毛泽东批语的情况来看，他写《前言》时，手边还保留有当时的记录。
刘修明的《前言》有一点问题：毛泽东先后两次提出意见，后一次所言三条中有两条是关于《恨赋》的词语解释的（“雄图既溢”、“武力未毕”和“送日”），所以关于《枯树赋》的意见其实集中于第一次的四条，而四条中有三条是针对“移植”的；在写给江青的批语中，也不及其他，只说“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说”。可见在毛泽东看来，“移植说”是关键问题，也是引起他强烈反应的根本原因。
那么，从庾信《枯树赋》原文来看，“移植”到底是不是树木枯朽、“生意尽矣”重要的乃至根本的原因？
毛泽东反对“移植说”的三条意见中，…若夫松子、古度’十句：……‘这和移植毫无关系…这一条较为有力。这里涉及的是第二节的文字，如前所述，在这一节中列举各种树木的毁伤，是作为梁王朝崩溃的象征来写的，所以并未归囚于“移植”。但全篇主要部分共有三小节，而与作者身世密切相关的第一节和第三节，都明确牵涉“移植”和“拔根”的问题，而个人身世的悲慨，又正是全文的中心。因此，即使认为“移植说”不够周全，也实在没有根据完全否定它。
另外两条意见，意在证明《枯树赋》的第一节也不应从“移植”去理解，但说服力是很不够的。
第一节与毛泽东意见相关的一段原文是：“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声含蠕谷，曲抱《云门》；将雏集凤，比翼巢鸳。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
“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前句出于汉武帝《悼李夫人赋》之“秋气潜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后句出于枚乘《七发》之“龙门之桐……其根半死半生”，这是化用前人成句来发问。毛泽东说：
…桐何为而半死’：……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不是移植问题’。”意思是这个问句源出于《七发》，答案就应该从《七发》中寻找。但没有前后文的关联，实在不能说因为用典，问题本身就已经包含了答案。
况且就是《七发》的原文，着重点也不在桐树如何受到摧残，而在桐树受到自然中各种因素的感应，制成乐器后音声格外感人。而《枯树赋》在上述两句的提问后，接“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一段，视为答案显然要顺理成章一些。
“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前句用《世说新语》所载陆机仕于洛阳、遭祸被刑，临终感慨：“欲闻（故乡）华亭鹤唳，可复得乎？”之典，后句化用《荆州记》所载渔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从移植于宫苑之树发出的声音高雅美妙、柄集凤鸟与鸳鸯这种华贵之相，到陆机愿闻故乡鹤唳而不可得，是急剧的转折，理解为仕宦之尊荣终究导致人生悲哀，文意既顺，也符合庾信本人的身世之感，对“移植说”是一个支持。毛泽东说：
…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是说受到了种种摧残的树木，发出的声音凄伤悲哀。”将这两句单纯理解为对树声的形容，与前后文的逻辑关系不太容易弄明白。
何况，不仅将鹤唳视为悲哀之音并非古人之习惯，而且在陆机的故事中它原本是往日幸福生活的象征。就文意来说，前引两句理解为“岂料风亭鹤唳悦耳之音，转为月峡哀猿断肠之声”，较为顺当。
毛泽东博览群籍、才华出众、思想深邃，这毫无疑问。但他的读书方法与众不同。他常是灵感活跃，意志强烈，喜欢驱古人以就己，而绝不肯循规蹈矩。最典型的例子，是司马迁《报任安书》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一句，毛泽东引用时阐发的意义几乎正好和司马迁的本义相反。在“古为今用”、“六经注我”的角度上说，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要说解释古书原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再拿《枯树赋》注的例子来看，原文“比翼巢鸳”之“鸳”为鸳鸯，这本来毫无问题。
倪注引《列异传》韩凭夫妇故事，“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柄树上，音声感人”，出处也很清楚。毛泽东却说：“鸳：可能是鵷雏。”
他显然认为历来只闻鸳鸯戏水之说，怎么会到树上筑巢？所以要把“鸳”读为假借字。但毛的这个意见非常粗疏，不仅按照一般规则，古文中若本字可通即不应作假借来解释，作为专用名词的“鸳”借为“鵷”
向无此例，而且和人们的泛泛印象不同，鸳鸯确实是会在树上筑巢的！当然，读书有一点误解无须苛责，但问题是，在那个年代里，只要是毛的意见，就只能是“非常精确”的（刘修明文中语），而别人就只有检讨的份。这真的很像旧戏文、小说中皇帝金口一开万物应从的故事。
由于毛泽东读史，读古文，常常会把自己的思想情感代入，乃至将自身与古人合为一体，这会造成他对古史古文极为个人化的理解。他晚年如此不同寻常地喜好《枯树赋》，就与他当时的境况与心情分不开。一九七五年这一年中，毛泽东体衰多病，又患有老年性门内障，来日无多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而国内政治方面，“文革”所造成的动荡不见止息。尽管他不断强调要“安定团结”，高层的矛盾冲突却向着更为尖锐激烈的方向发展。邓小平的“整顿”显露出否定“文革”的兆头，江青一群人攫取权力的心情格外急迫，调和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作为一位熟读古史、智谋超群的政治家，那一场“史无前例”、伤害了大量军政官员从而也就伤害了政权基础的“文革”终将被否定，毛泽东不可能预料不到。因而张玉凤所说的“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一句话，实在透露了那时毛泽东内心深刻的不安。他曾经似乎有力地控制着一切，而一切又似乎正从他的手掌中滑走。他甚至不止一次地放声痛哭。一种深巨的精神创伤，使他转向他一向喜爱的中国古典辞赋诗词中寻求抚慰。《枯树赋》“生意尽矣”、“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伤感和无奈，就这样成为毛泽东内心的声音。
就《枯树赋》本身来说，树之枯，“移植”和“外力摧残”是共同存在、有时甚至不能分别的因素。说到底，“移植”难道不也是“外力摧残”？但是，当毛泽东把自身情感代人文本以后，两者就产生了巨大区别。树木“移植”于宫苑导致灾难性后果，是否令长年居于旧时宫苑的毛泽东生发某种敏感暂且不论，“移植说”多少会令人想到树木本身生命力脆弱、适应能力有限等等属于其自身的原因，从而削弱、冲淡“外力摧残”这一精神感受的强烈程度。
而对毛泽东来说，想必一切已然和可能的挫折与失败，都仅仅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一切悲哀均源于此。项羽说过的：“天亡我也，非战之罪！”
从前引材料中，还可以看到江青有意介入为毛泽东注释古文的工作的迹象，这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毛泽东阅读、评说古诗文，并不只是个人喜好，常常还和他的政治行动联系在一起。他经常把自己读过的东西批转给其他重要领导人看，或明或晦地发出各种政治信息（评《水浒》是显着一例）。朱永嘉的回忆录告诉人们，这项工作“是毛通过姚文元布置我们做的”，起初应该是跟江青无关。但江青显然意识这里包含着可供利用的政治资源，当时她又亲自领导着北大、清华两校（“梁效”）写作组，有着方便的条件，便逐步把这项工作的主导权延揽过来。
复旦教师为毛泽东注释古诗文，由着名学者谭其骧先生作最后校订，谭先生有记日记的习惯，对这方面事务的具体过程留有细致的记录，谭先生的高足葛剑雄在《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一书中对有关内容作了梳理。其中一节是这样的：
“一九七五年五月五日，谭其骧一到研究室就接到王守稼的通知，要他赶快去写作组。到后才知道是因为北京大学写作组对《江梅引》（南宋洪皓所作词）的注释提出了意见，姚文元交上海征求意见，这次修改特别谨慎。七月八日，王运熙又就《江梅引》的注释征求谭其骧的意见，并请他校改了注释全文。”这是谭先生日记中首次出现北大写作组对他们的注释工作提出意见的情况，而上送毛泽东的东西如果不经过江青之手，当然不可能转到北大写作组去。前面引刘修明《毛泽东晚年诗文过眼录·前言》也说及，“此外，《枯树赋》
等三赋大字本上送后，江青曾将这几篇赋的注释本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注释组。
两校注释组写了一份材料《关于（枯树赋）、（别赋）、（恨赋）注文的问题》。”江青在将上海的注释本交给两校注释组时，是否已经听说毛泽东对此有所批评，从刘文中看不出来。但江青于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将两校的注文材料送给毛泽东时，则肯定已经知道，她要求“最好有主席的批注”，目的就在得到毛的书面认可，以显示她的成绩。果然，毛写下了“此注较好。
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说，上月曾告卢荻”
的批语。朱永嘉说：“由于我获悉梁效也在做注释的工作，而且是江青在管他们……把诗词赋的工作先放缓一些，逐渐中止下来，免得与梁效及江青那儿发生矛盾和摩擦。”这应该正是江青想要达到的目的吧。只不过到了一九七五年的九月，江青与邓小平的冲突已达到高峰，不久又转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文革”混乱的最后一场大规模闹剧，诗词歌赋之类，大概也成了不急之务。
毛泽东认为“较好”的两校的注，据说主要是北大林庚先生做的。葛晓音教授说：“林先生对庾信《枯树赋》的解释，曾受到过毛泽东同志的称赞。”（《诗性和理性的完美结合——林庚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有意思的是，章培恒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关于谴责小说的研究论文也曾受到毛泽东的好评，他因为受胡风案牵连而恶化的处境由此而有所改善。我刚到复旦时，人们谈及章先生，每每会提到这件事。其实现在想起来，学问是学者辛辛苦苦的事业，政治领袖的评价对此没有太大意义。
《枯树赋》的结尾，是桓温“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慨Ⅱ义，它或许是毛泽东在最后的岁月里最能产生共鸣的名句。
一般人对历史上的伟人有时表现出情感上的脆弱会感到讶异。我们知道桓温是个雄豪而无所畏惧的人物，生死成败，见之多矣。“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纵然不能流芳后世，难道还不能遗臭万年吗？这是桓温留下的最令人惊耸的名言。在金城，他却牵扯着柔长的柳条而流泪，好像很不相称。但仔细想来，却也并不奇怪。人在历史当中，是受到种种限制的，而愈是欲望炽烈、意志强大的人，愈是容易感受到外在力量对个人的压迫。桓温纵然不可一世，却终因受到以谢安、王坦之为代表的大士族联盟的抵制，而年命有限，不能逞其大志。历史造就英雄，却常常以对他的嘲弄为收场。这令我想起《老子》
的格言：“天下神器。”王弼对此有绝顶聪明的注，日：“无形以合。”两者合而论之，意思说人类的世界是神妙的，它是各种力量以不确定和不可测的方式相互作用的结果，良有以也。
关于大字本诸话题
大字本的由来
钱伯城
毛泽东博览群书，中外古今，有重点，有目的，紧密结合实际，为我所用，真正做到了日理万机，手不释卷。即使外出巡视，专列车厢内也装满了书。不但自己勤于读书，还大力提倡和鼓励广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读书：读马列主义的书，从思想上武装头脑；还要读《红楼梦》、《水浒》那样的书，变闲书为正书，领悟古往今来的阶级斗争。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提出“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包括马恩列斯的《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联共（布）党史》等（《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7页）。据逄先知说，“在现存的档案中，还有当时胡乔木写的这十二本书的目录，毛泽东在这个目录前面加了‘干部必读’四个字”（《毛泽东读马列着作》）。这是毛泽东正式为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基本教材，定下名称。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在一次理论宣传教育会上，毛泽东又提出学习三十本马列着作的意见，都要出大字本，要为这些马列主义经典着作写序、作注，注解的字数可以超过正文的字数（见逄先知上文，摘自许立群记录）。据另一篇文章记载，毛泽东除了要求为便于高级干部学习，大字本印一万至三万册外，并专门写信给中宣部领导同志，嘱咐大字本封面不要用硬纸，篇幅大的书要分装成十册八册，中等的也要分装为几册，使每本减轻重量，方便大家尤其是老同志阅读（张全景《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学习马恩着作——从（法兰西阶级斗争）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谈起》）。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印制大字本的规格要求，确定了“大字本”这个特定名称。以后凡符合这个规格的出版物，便都以此为名，作为一种特殊印制规格的统称。
毛泽东提出印大字本的同时，又提出为这些大字本“写序、作注”的要求。虽然当时他所设想的范围，还仅限于指定的若干种马列经典着作，但已为“文革”的中后期专为他本人成立古籍诗文注释小组，专门印制古籍诗文注释大字本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