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讨论为马列主义经典着作写序的问题。据逄先知在本文前引的文章中说，逄“也随着他们去了，还给毛泽东带去三十部马列主义经典着作（大字本），加上别的一些书，装了两大木箱。当时毛泽东特别提醒，写序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可惜这件事刚提了一个头就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逄文这段话，说明两个问题：一，毛前年创议的大字本，已经遵从他的指示出版了，不知是否公开发行，至少此时见者不多；二，为马列着作大字本写序（应该包括注释）的事，因半年后“文革”开始而中断，后来也一直没有实现。“文革”中出现的历代史传和古诗文注释大字本，那是另一种类型。
现在知道，不论是公开发行的还是不公开发行（内部发送或保密）的大字本，分属于几种类型。大致分一下，有：一、马列经典着作；二、今人学术着作；三、历代史传和古诗文词曲注释；四、线装书（含古今各类着作）。
下面依次分别作一介绍。
类型一：马列主义经典着作大字本马列主义经典着作类型的大字本，起于一九六二年（一说1964年）毛泽东亲自审定的“三十本书”（一说三十二本），中央宣传部据此拟定了“干部选读马恩列斯着作目录”，也就是“干部必读”，指示党内高级干部学习。这“三十本书”包括马恩着作十一本，列宁着作十一本，斯大林着作五本，普列汉诺夫着作三本（据前引张全景文，文内“本”皆作“篇”）。一九六五年末，逄先知去杭州带给毛泽东看的，就是这“三十本书”的大字本。
一九七〇年九月的庐山会议，打倒了“天才理论家”陈伯达，九月六日闭幕当天，周恩来先传达毛泽东指示的主要精神，其中一条就是“读几本书”。闭幕会上毛泽东讲话，其中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部分，着重指出：“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毛泽东传（1949年-1976年）》，第1580～1581页）九月十八日用恩来等给毛泽东写报告，已挑选马恩列着作九本，毛主席着作五本。毛于二十七日批示：“九本略多，第一次宜少，大本书宜选读（如反杜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35页）据前引张全景文章说，最后毛泽东确定了“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六本书’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学习”。这“六本书”中，马恩着作四本，列宁着作两本。
大家可以想到，这“六本书”在庐山会议之后，一定会以最快速度印制成大字本，分送到高级干部们的手中。
大家也许还会看到，一九四九年的“干部必读”十二本书马恩列斯并列不必说，一九六三年的“干部必读”三十本书，也还以马恩列斯并列；而这次一九七〇年的干部必读“六本书”，斯大林的书就不在其内了。连最懂得揣摩毛泽东意向的陈伯达，专为这次庐山会议赶编的“天才语录”中，也没有斯大林的片言只语，这恐怕也不会是偶然的遗漏。从中似乎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他称之为不能丢掉的“两把刀”之一的斯大林的态度，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
这“六本书”，应当是毛泽东为马列经典着作大字本审定的最后一批书目，自此之后，他读书的兴趣，逐渐转向“以史为鉴”，沉浸在“二十四史”的世界里，关注历代王朝的兴废和用人的得失，密切联系实际，不时批给江青、周恩来、王洪文等人阅读领会，以此教育身边高级干部。如把《史记·汲郑列传》批给周恩来看，汲黯、郑当时都是汉武帝时九卿（相当于副总理），汲为官“责大指，不苛小”，郑“为官好举贤，唯恐缓”。据一位当事人回忆，周恩来深领毛意，回信自口义不如。又如嘱咐王洪文读《后汉书·刘盆子传》，刘是汉朝宗室，流落民间，是一个放牛娃，被农民起义军拥戴做皇帝，却不知读书上进，终日嬉戏，最后失败。王洪文不识古文，不懂什么意思，回上海要徐景贤找人为他讲解。也是据一位当事人回忆，徐叫朱永嘉去，逐字逐句讲解了一遍，“王洪文听得很仔细，还自己捧着书看了许久，听完了，看完了，若有所思，一声不吭，但看起来明门了叫他读这篇文章的用意所在”。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间，我自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发放工厂“战高温”，常走过徐家汇一家新华书店，进去看看有什么新书出版，看到有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着作的大字本陈列在玻璃柜内。
今天回想，列宁着作的大字本，既可能属于“三十本书”内，也可能同时属于“六本书”内。普列汉诺夫着作的大字本，则肯定只属于“三十本书”内了。这期间马列经典着作大字本书，正以公开发行形式面向群众。不过定价高出一般书籍很多，一般工薪阶层是买不起的。
有一次，又走过新华书店，忽然看到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也以大字本的版式，赫然陈列出来了，不免为之一震，产生了一丝幻想，是不是透露文化回暖之象？
今天回想，这说明大字本的印制范围扩大了，不再限于马列主义经典着作了，当然也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决定。《柳文指要》
的初版日期是一九七一年九月，正好是毛泽东在庐山确定“六本书”的一年之后，这也说明他老人家思潮转换之快，每有新的决策，总能带来出人意外的惊奇。
类型二：今人着作大字本
这一类型大字本，较为人知的，前有章士钊《柳文指要》，后有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修订本）。这两部书都是近百万言的大书，得以出版大字本，当然与毛泽东直接关怀有关。
早在一九六五年，毛泽东看过章士钊寄给他的《柳文指要》（估计是打字稿本），回信道：
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
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404页）这封信提供两条信息：第一条，此稿可以出版；第二条，出版后可能受到批评。有着三朝阅历经验的章老先生，自然深刻领会毛主席此信的含义，懂得出版后批评的风险。“文革”乍起，立即写信要求“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行检查”；并说自己囚着此书“不知不觉间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赝惩”。毛泽东却复信，要他“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二是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8-60页）
一九七一年《柳文指要》出版，以中华书局名义撰写的《出版说明》，基本上重复了毛泽东对此书的论点：
全书对柳文的思想和艺术都作了详尽的分析，并对有关的论着一一加以介绍和评论，为柳宗元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些线索。
但是，作者未能很好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解释柳文，对社会发展的论述持有循环论的错误看法，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严格的阶级分析，过分夸大了他在历史上的进步性。
这里既有严肃的批评，而又不失对作者的尊重，大字本的印制形式更令人肃然起敬，免除了遭遇大批判的风险，于此见毛的念旧照拂之情。多年后，我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读后印象：“《柳文指要》的出版，不仅获有‘特批’的殊荣，还受到装帧印制方面的高规格待遇：十六开本，直排繁体，小四号仿宋体字型排印，版面疏朗醒目；全书十四册，分装三函，套有软质硬纸护匣，素雅大方。这是当年印制‘大字本’马列经典着作的规格，非常人着作所能企及。”（《闲话（柳文指要）》，2004年7月《文汇读书周报》）此文末句并无确指，但《李门与杜甫》
恰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初版，与《柳文指要》出版几同一时间，自易引起联想。
再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修订本），这是另一部有幸以大字本形式出版的今人着作。此处标出“修订本”三字，表示这是响应一九七四年“评法批儒”号召而修订的新版。此书的大字本有平装本与特制本（用36磅特大号宋体排印）两种，前者公开发售，但上海不易买到，连作者本人也托在北京工作的学生代购；后者则是线装，专供毛泽东阅读，外人无从见到。
按此书解放前在上海中华书局（现简称老中华）出版，未受重视。这有两个原因：一、京派学界眼中（以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为代表），作者是“海派”学者，未能人流；二、左派学界又认为，作者不懂历史唯物主义或阶级分析，“中间分子”比右派更坏。所以左右不讨好。这两个原因延续至解放初的出版界，中央级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列重印解放前中国文学史着作目录中，我记得有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王易的《词曲史》，却无刘大杰此书。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古典组重印原收入“大学丛书”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却没有重印刘着此书打算。直到一九六五年，新文艺出版社古典组分出独立，成立古典文学出版社，传来周扬授意信息，可以重印刘着，此书方得以新的面貌在新中国出版，重印初版的责任编辑是杨友仁。
一九五八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经过“反右”洗礼，改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书社名改用中华书局，其实与北京中华书局并无行政或编辑隶属关系。中华上编分两个编辑组，刘大杰的文学史分归二组，金性尧任二组副组长，兼任此书责任编辑，协助修订工作，查证引文，补充缺漏，现修订本第二卷后记中，尚留有作者致谢文字。记得后记中作者说，治中国文学史数十年，常以缺乏一条主线为憾，今得儒法斗争这条主线，方豁然贯通，脉络分明了（大意）。以致修订本中把武则天抬上了法家诗人宝座，词臣为她所作颂神诗，也放进了文学史。毛泽东之赞赏此书，或即在于这部文学史贯彻了他的儒法斗争思想，抬高了所谓法家一派或硬拉进这一派作家的地位。
“文革”结束后，复旦师生多有回忆、评论刘大杰文章，责难者居多，但大都忽略了三件事：
一，若不是“文革”及时结束，一些老学者囚迎合“儒法斗争”而修订、改写或出版旧着的，将不止刘大杰一人，有的且已上马，有的正等候出版。在一次上海作协纪念郭绍虞座谈会上，王元化的发言即持此议。
二，一九七四年十月四届人大召开前，张春桥、江青提出吴德任副总理兼文化部长，吴德说文化部长要由文化界知名人士担任，他“具体提名上海的一个着名教授刘大杰”，但未得江青他们同意（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第103～105页）。此事见之于记载，可知江青并不认可刘大杰能在政治上为她出力，像于会泳、刘庆棠等人那样。
三，上海清查“四人帮”时，曾查出有名流向江青写“效忠信”的，我也听到一些传说，但从未听到有刘大杰名字。以刘的地位声望，和毛的眷顾，江青难道不需要他“效忠劝进”吗？这同上面吴德记载江青不同意刘做文化部长一事，联系起来看，还不能如一篇文章所说他“误上‘贼船’”；或如另一篇文章说，他写的文学史（至少是“修订”前的）就此无人一读了。
今人着作大字本，应该还有几种。我在新华书店似见过赵纪彬《关于孔子诛杀少正卯考》的大字本亦属此一类型。
类型三：为毛泽东注释大字本
这个小标题，借自《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葛剑雄着，第50页）书中一个分节题目，但准确点说，应是“为毛泽东要阅读的古文大字本作注释”。谭其骧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和第二年的一月份接到了当时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常委朱永嘉下达的这项“重大政治任务”。“朱永嘉说，为毛泽东作注释的任务是由姚文元下达的，每次都由姚打电话给他，通知具体篇目，然后他再组织注释，完成后送姚文元审定，再由姚送毛泽东。注释的题解一般都经过姚文元的修改。毛泽东阅后，基本都批给全体政治局委员阅读，有的还专门批给某人（如江青）看。朱永嘉也曾将一些注释本送给马天水作参考”。一说毛为防注释本被他人阅读，后改成每本只印五本（据《毛泽东晚年档案》，中共党史出版社）。谭其骧的任务，就是“负责为青年教师和其他人作的注释初稿把关，尽全力完成这项政治任务”（《谭其骧后传》，第50～51页）。
北京以“梁效”（北大、清华两校）为名的写作班子，也有同样的任务，成立注释组，几名老教授在内。北京注释组的任务：一为“江青听毛主席谈话，遇到她不知的人物或不懂的典故，立即命令查阅报告”；二是“要求老教授对于写作组的文章在文献典故方面，发挥把关作用”；三是“对指定的诗词或文章，作简明注解或译成白话，供护士读给毛主席听之用，直接为毛主席服务，注释组成员都兢兢业业，尽心竭力从事这个工作”。以上均见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第72页）。
北京与上海这两个注释组的共同特点，就是由老教授“把关”，老教授亦有幸为毛泽东服务，无不日以继夜，全力以赴。周一良自述，他在“梁效”写作班，自以为是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效力，“特别是后期注释工作，有时任务急如星火，又须大家讨论定稿，每每深夜才能回家。我常常一边蹬自行车，一边想，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
（《毕竟是书生》，第74页）。《谭其骧后传》
（第50～59页）根据谭的日记，逐日记载了一九七三年一月三日起至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止，整整三年中的注释任务，常常是每天上午工作到深夜，第二天一早起来又开始工作。一天家中煤气泄漏，起床后头痛作呕，四肢无力，但休息到九点就又去学校作注释了。据一位参与这项工作全过程的学生兼领导回忆，当年谭其骧勤奋操劳的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力，是一颗十十足足“疯狂的螺丝钉”。
北京方面的注释，应该也都印制成大字本，但至今未见有记录或统计数字发表；上海方面的注释大字本，则有刘修明主编的《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上下册），于一九九三年五月花山文艺社出版，初版一万部，再现了基本上可称完整的大字本原貌。据这部书统计，上海方面注释史传和诗文词曲，有单篇独为一本的，共三十五本；有二篇以上合为一本的，共十六本。二者合计：篇数八十六，大字本数五十一。这部书书末附录《篇名总目时间表》详载篇名、布置日期、上送日期、上送份数、字号及备注（区别合订本或单篇），一览无余，尤为有用。故有往日一位领导赞为“做了一件大好事”，不是虚语。又说，通过这些大字本，可以窥见毛泽东晚年如何思考国际国内的大局及其对策：借助于古文，指导“批林批孔”运动；借助于古文，指导当前的工作；借助于古文，安排身后之事；借助于古典诗词，抒发爱国主义情怀；借助于六朝的赋，抒发郁闷而又无奈的感情。我看这是具有一定深知程度的“太史公日”，非亲身经历荣辱两重天的过来人，不能有此深刻体会，可备一家之言，供后人继续评说。比如毛晚年的郁闷无奈之情，具体何在呢？就是一个可以做些研究的题目。
类型四：为毛泽东印制大字线装书
这个小标题，也是借用，借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专家方厚枢研究文章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