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识印度
资中筠
一九五三年我正式调到“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工作，分在“国际联络部”，顾名思义，那是对外工作的部门。那个时期，与我国正式建交的国家很少，所以以人民团体出面的“民间外交”是一个重要方面。“和大”就是这样一个机构。我的工作的内容一方面做一些文秘方面的翻译以及对外交往的口译工作；另一方面，按地区国家分工，负责收集资料和调研，我被指派分管印度。所以我从事国际工作伊始，第一个接触的国家就是印度。那时印度是我国对外关系中除苏联以外的第一重点国家，也是“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最大的“友好”国家。“和大”主要联络对象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简称“世和”），主要不以地区和国家分工，却把印度单独列为工作重点之一，足见其重要性。我是学外国文学出身，平时对国际政治没有兴趣，知识极为贫乏。从中学到大学上历史课，不止一次上“中国史”和“西洋史”（那时不叫“世界史”）。那“西洋史”是名副其实的欧洲中心，连美洲都较少涉及（在大学“美国史”是单开的课程）。至于亚、非地区，大部分还是附属于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更少予以注意。我对印度的了解只有甘地，这是早就知道，并且很崇拜的人，其余还知道尼赫鲁、泰戈尔、吉卜林几个名字，以及它原来是英国殖民地，一九四五年独立，其余就知之甚少了。记得在大学二年级（1948年），有一次美国教授温德在“英诗”的课堂上不知为何话题扯到印度，问大家谁知道印度首都的名字，竟无人回答得出。他直叹气说：“Oh，mygod！”然后在黑板上写上NewDehli，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新德里”这个名字。
不过初出茅庐，我对学习新鲜事物总是比较积极，所以接受分工后很快进入角色，而且兴趣越来越浓，逐渐对印度产生了感情。当时国外信息的主要来源是新华社编的《参考资料》（即《大参考》），那是内部机密刊物，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能看，还有就是专业工作需要的人员。我属于后者，每天阅读并剪贴《大参考》中有关印度、巴基斯坦的新闻报道和其他材料，加以分类。既然是重点国家，在《大参考》中占的分量也比较大。后来还经特批订了一份印度英语报纸。这样日积月累，外加其他的书刊、听报告等等，我就对印度的一般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其作用就是在领导问起有关情况时能回答得出，至少知道到哪里去查。
因“亚洲团结运动”初访印度
我第一次有机会访问印度是在一九五五年，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可惜没有保存任何文字记录。但是当时很兴奋，至今回忆起来，有些片段的印象还是宛如昨日。
访问的由头是“亚洲团结委员会”的建立。这一活动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运动”有一定关联。在前一年召开的“和平大会”期间，在苏联推动下，亚洲代表单独开会，决定成立“亚洲团结运动”，公推印度为发起国。经过一番筹备运作，一九五五年四月六日至十日在新德里举行“亚洲国家会议”，会上通过成立“亚洲团结委员会”的决议。是为“亚洲团结运动”之始（以后发展为“亚非团结运动”）。我就是作为翻译随中国代表团赴印度参加会议。
到那时为止，中苏尚处于“牢不可破”阶段，中印关系也是最好的时期。印度是首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当时印度的对外政策是在两大阵营之间保持中立和独立。这一政策得到中、苏的支持，认为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其逻辑是：印度本属于资本主义国家，它的“中立”就是从帝国主义阵营“中立”出来，而且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领导有较强的民族独立意识，这些因素都可以使其作为反帝的同盟军，或者至少是“与国”。一九五四年四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就西藏问题达成了着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印共同提出的处理两国关系的准则（以后成为中国处理所有国际关系的准则，到一九七二年还写入了中美《上海公报》中）。“五项原则”的印地文读音为“潘查希拉”，在“亚洲团结运动”中这个词成为专门名词，而不常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英译文，以示尊重印度的共同发明权。这是大背景之一。另外，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又正好在历史性的万隆亚非会议（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前夕，不可能没有关联。
在这一形势下，有关各方都十分重视。中国派出了阵容强大的四十人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副团长楚图南，实际政治领导是廖承志，团员除中国“和大”的领导干部李一氓、刘贯一、唐明照、郑森禹、朱子奇外，我有印象的着名人士有丁西林（中印友好协会会长）、巴金、谢冰心、黄佐临、张瑞芳、汤晓丹、华罗庚、陈翰笙、张明养、倪斐君（红十字会）、曹孟君（妇女界代表）、施如璋（基督教青年会）等，还有一名农民代表，可谓集一时人物之盛。
此类国际会议照例通过一大批决议。除了最重要的成立“亚洲团结委员会”的决议外，与国际局势有关的照例有：反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军事条约和外国军事基地、种族歧视等议题。体现本次会议特色的决议有：关于殖民地与干涉内政、阿拉伯人民的自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问题，还有致（即将召开的）万隆会议书、告北非人民书、告亚洲人民书等。直接与中国有关的是呼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要求亚洲国家邦交正常化”的决议。所谓“邦交正常化”主要就是与中国的邦交，因为当时许多亚洲国家都未与中国建交。可以想见，印度在这些决议中起了不小作用。其他还有关于文化、科学、经济、社会、宗教等广泛题目都是各方代表根据各自的需求提出通过的。
印方出面的主要人物是尼赫鲁总理的嫂子，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她本人是社会活动家，在印度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亚洲团结委员会”主席位子由印度占领，是早已有默契的，她理所当然地当选为主席，其他各国都为副主席，中方副主席是廖承志。当时大家都心知尼赫鲁是有雄心抱负的政治家，印度作为亚洲大国和中立国，有其有利的条件。他有意借这个机制在亚洲扩大影响，成为一方盟主，所以十分支持亚洲团结运动。中国是“冷战”的一方，在大多数亚洲国家追随美国的情况下决无此条件，不便打头阵，也乐意支持印度。所以那次会议各方都很和谐、愉快。郭老别出心裁，称尼赫鲁夫人为“嫂嫂”。那时为表示亲切常互称“兄弟”、“姐妹”，在英文就是“Brother？”或“Sister？”，但是嫂嫂，在英语不是一个称谓，只是表明关系。我们研究半天，如果仍译“sister”就没有了郭老的特色，最后决定硬译“Sister-in-law”，于是郭老讲话开头就是：“Sister-in-lawRameshwariNehru”，叫惯了，也就不觉得别扭了。印度方面接待是高规格的。我们住的是最高级的旅馆，参加盛大的花园招待会，还游览了神奇的泰姬陵和红堡等名胜。
HindiChiniBaiBai
那时不但中苏是“兄弟”，和印度也称兄道弟。印度一位诗人查托帕迪亚专门写了一首歌，并谱成曲，题为“HindiChiniBaiBai”（“印度中国是兄弟”，或称“印中友好之歌”）。我和两位一同参会的女翻译赵凤风和吕宛如在出国前拿到了歌谱，学会并背下了印地文的歌词。这次会议期间（大约是闭幕会上）由我们三人上台用印地文演唱此歌，台下和着节拍击掌，一片“HindiChiniBaiBai”之和声，形成一个小小的高潮。我们根本不懂印地文，完全是按拼音死记硬背下来的。那时年轻，就有这个本事，不管内容懂不懂，可以按音节背下来，像真的似的。我们三人中吕宛如天生一副好嗓子，本来就爱唱歌，是机关晚会上不可少的音乐积极分子，也常帮我们排练合唱。我们的表演主要靠她的声音撑场面，我是五音不全的，只能滥竽充数，但是我特能记歌词，也能起点作用。
好像在说英文
那次会议对我的英文是一个考验。会场没有同声翻译箱，中国代表团自己带了一些同声翻译耳机设备，供少数不懂英语的团员听。中国代表发言时，会讲的自己讲英语，讲中文就只能一句一句翻译。郭老在大会的主题发言是在台上读稿子，为节省时间，讲话人只读头尾，大部分都由我直接读英文稿。英语朗诵是我的强项，从中学起就上过台。我受的英语训练是纯英国发音，在大学时还有从牛津来的英国老师，一口牛津音（最近几十年由于经常与美国人打交道，不知不觉间我的口音也变杂了，成了“英腔美调”）。印度知识分子、上层人士当然英语娴熟，等同母语，并且多数用英语写作。但是他们发音总脱不了本土口音，所以我的“英国腔”引起他们特别的赞赏和羡慕，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会下不止一人特意跑来对我的“王家英文”（King’sEnglish）表示“祝贺”，问我英文在哪里学的，我从未去过英语国家令他们更为惊讶。反过来，我听他们的英语却十分吃力。在会议期间听印度人语速很快而词藻华丽的长篇发言，还要同声传译，实在令我头痛，“偷工减料”是免不了的。
印度本身的语言非常复杂，来自不同“语言邦”的人的英语口音又不同。有一次有趣的经历：我们代表团应邀参观印度议会辩论，我们在楼上旁听席，只见一个个发言人站起来，大声说话如连珠炮，还伴以大幅度的手势，辩论似乎很激烈。中国团员都很着急，不断催问我他们在说什么。可怜我无论怎样竖起耳朵，实在一个字也听不懂。最后忽然似乎听出几个字，脱口而出说：“好像在说英文！”大家都笑了。好在代表团中不少英文好的，也照样听不懂，所以对我都能谅解。“好像在说英文”成为代表团内的一句玩笑话。在以后的工作中，我耳朵逐渐训练成能听“八国英语”，还有“非洲法语”，此是后话。
顺便解释一下：印度独立后，曾想在语言上也脱离对英语的依赖，定印地语为官方语言，因为说印地语的人数最多。但还有信奉穆斯林的人口说乌尔都语。所以有一度官方文件以印地和乌尔都两种文字为主，同时附英文稿。但是印度语言太复杂，其他还有十几种语言怎么办？每个语言邦都争平等权，只有英语是共同的，所以全国议会辩论还是只得用英语。至今，各邦的印度人之间还是用英语交流。
两重天地
初到印度，直觉印象最深的是贫富悬殊特别鲜明。其豪华处的特点是印度王公与英国贵族的生活方式相结合。新德里最讲究的街道是国会和政府机关所在，红土地，白房子，高大的热带树木林荫夹道，特别是暑气散去后，晚风中在那里走过，一路不知什么花飘香扑鼻，令人心旷神怡。但是刚一拐弯，景色大异，满街脏兮兮，烟雾腾腾，排满了各种营生的小贩，包括玩蛇的、耍杂技的。到处都是乞丐，尾追不舍。还有地上躺着只围一块腰布的骨瘦如柴的人，一动不动，使人不知道他是否还有生命。马路当中游荡着瘦骨嶙峋的牛，那就是所谓“神牛”，行人和车辆都得让路。它们到年老干不动活时就被放出来这样自由游荡，直到自然死去。咫尺之间反差这么大，但当地人似乎习以为常。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印度政府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中国那样把“面子”看得那么重。中国政府在外国人面前处处想到“国家形象”，不愿意让外宾看到“落后面”，所以那时接待外宾总是规定路线，有什么“不体面”的事都事先掩盖起来，陪同人员在这方面小心翼翼，如有差错就要挨批评。当然乞丐是早已不允许出现在首都的通衢大道了（改革开放以后控制稍松）。而陪同我们参观的印度主人似乎并不在乎，显得很自然。
我们住的旅馆是西式的，内部装饰却是印度特色，墙上是印度壁画，金碧辉煌。餐厅很大，有一个舞台，经常有印度乐人盘坐在上面弹唱印度歌曲。但是晚餐却要遵守英国高级饭馆或俱乐部的规矩，男士不打领带不穿上衣不许进餐厅（穿中山装亦可）。第一晚就餐，一些男同胞就被服务员拦了回来，回去重新着装。要知道新德里四月已是炎热的夏季，那时还没有空调，只靠天花板上的大吊扇不停地转，男同胞们一顿饭下来大汗淋漓，发牢骚说到这里“受洋罪”，比英国还英国。早晨尚未起床，服务员就敲门送早茶，那也是英国贵族旧习惯，其实英国旅馆已经废除，除非旅客专门要求。没刷牙就先喝茶，这不符合我们的卫生习惯。最令人恼火的是，会议期间大家工作都很辛苦，睡得很晚，却大清早被叫醒。服务员送完茶还不肯退出，在那里等着，言语又不通。后来才知道那是要小费，天天如此。我们只得在床头准备好零钱。正因为如此，这项服务想取消也不行。旅馆里服务员奇多，分等级：上等的管铺床，中等的管扫地，最下一等是打扫卫生间，那是“贱民”（或称“不可接触”种姓）干的活。这类人都是退着走出去，不可背对客人。麻烦的是，每做完一件事都要小费。最后我们离开时，一大群服务员争相来提行李，然后在门口站作一排，表示都是曾为我们效劳的。我们代表团负责总务的同事挨个分发小费，好像总也到不了头，原来那排头的拿到钱后又跑到排尾去了。后来听说，这里服务员根本没有工资，旅馆允许他们进来就不容易，他们全靠挣小费为生，总比流落街头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