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积极分子们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似乎成了问题人物。紧接着，在一次党支部会上传出警告我的声音：“CBG这个人是怎么搞的？总是和右派分子接近，有情有义，划不清界限，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这位支委的话倒基本属实。我因为比较爱好阅读，空闲时间常躲在历史、中文两系资料室随意翻翻，以扩大知识面，了解学术信息。在这两个资料室任资料员的是三位“右派分子”，即历史系的李范文、汤宜庄，中文系的鲍晶。事实上，他们的学问、人品是不错的，只因为“右”的帽子，就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而已。我对他们表示同情，能平等对待他们，业务上又有较多共同语言，所以比较谈得来。这下子对我又构成了罪与祸：与党组织和积极分子有距离、不亲近，对“右派”却有感情，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不是很明显吗？历史证明，这三位“右派”都是对国家真正有大贡献的人才：李范文是“西夏学权威专家”，宁夏社科：前：长，博士生导师，兼任北大、清华、复旦教授，可说是宁夏学术界领军人物；汤宜庄是国情研究专家，离休老干部，苏州大学教授；鲍晶由研究经济转入文学，研究《红楼梦》很有成绩。我不能改变自我，也无法改变直觉。我只能我行我素，对组织、同志和积极分子中的一些人敬而远之，内心反感，对“右派”照样平等友好相待。大约一九六二年春天，有一次开共青团支部会议，过民主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L是党员领导，也来参加。我终于大胆把憋在心里的话全说了。我对着L说：“我冥思苦想很久，才发现原来是说我，使我一直惶惶不安。我敢肯定，情况一定是Ｌ同志搜集汇报上去的。我真想不通，作为一位党员和系领导，为什么不当面对我指出，为什么要背后到学校最高领导那里去汇报？更可怕的是，汇报内容为什么要歪曲丑化本人思想和讲课内容，上纲上线？党员、团员、群众，大家都是平等的同志，有什么话、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会上交流坦言，我最不赞成背后汇报。对Ｌ同志背后汇报、造成大会点名、使我压力重重，我有意见。也希望Ｌ同志作自我批评。”Ｌ听了我的发言，沉默良久，脸色很不好看。最后他以领导身份作总结时说：“我总觉得CBG同志对党缺乏感情！”这几乎是结论，五雷轰顶，这下子我闯下了大祸。
心里很苦恼，又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我曾力图改变自己，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要换一种方法去做人，是最最难为之事。我就尽量少说话，少交往，多读点书，惹不起总躲得起吧。
一九六三年，“暂时困难”有了转机，中央八字方针也不提了，代之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气候明显有大变化。如果说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前，躲避着做人还有一定可能性，那么，阶级斗争风浪越来越猛烈，躲避就成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之事了。
一九六三年一月，我曾经报考中国科学：隋唐史专家贺昌群教授招考的研究生。那次招研究生，是在八字方针指导下为贯彻广州会议精神定下来的。由导师命题，公开报考，择优录取。全国共招隋唐史三名：中科：、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各一名。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当做一次学习机会去考的。考前很刻苦地准备了三个月左右，生活还很苦，我模仿古贤范仲淹年轻时的苦学精神，每天煮一锅米粥，划成四块，饿了吃一块，每天坚持读书十二小时。考试还顺利，答题也发挥得比较满意。发榜前曾给贺先生去信，他回信说已录取，叫我先别张扬，等待正式通知。果然，一九六三年七月正式通知下来了，我当然很高兴，朋友们也向我祝贺。可是政治运动已经来临，叫“五反运动”，也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是“反贪污盗窃、违法乱纪、铺张浪费、投机倒把、官僚主义”。本来，“五反”内容与我这样的普通教师无关。但校领导和系党支部把它变成整治教师的一个机会。政史系有八位教师被重点批判，排在四类，我也在其中；又因报考研究生之事，还成为八个重点中之重点。
我和政史系极左分子LGY关系很僵。LGY是北师大来的，出身城市贫民，党员。他不读书，不备课，工作可说是在拆烂污，地图上辨不清长江黄河哪个在南哪个在北，什么叫“绥靖”也不懂。可是他“斗争觉悟”和“批判精神”极强，每次运动都是充当打先锋的积极分子，许多人瞧不起他，但也怕他。他在我面前也总是表现得盛气凌人，横行霸道。我非常看不惯他，有时难免顶嘴。记得有一次自治区宣传部长来校作报告，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贬得一钱不值，说《诗经》毫无价值，比不上大跃进民歌，《诗经》开篇写男女之爱，内容黄色，语言低级，如此云云，令人大惑不解。LGY对宣传部长报告大肆吹捧，说马列主义水平很高，对我们学习民族历史文化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心直口快，对他说：“LGY同志水平高，一下子掌握了领导报告的精神，我们水平太低，理解不了，今后向LGY多学习。”LGY听出话里有话，居然对我翻了脸，破口大骂：“CBG，你小子竟敢讽刺人，你看你是什么东西！”这样闹得不欢而散，他从此对我怀恨在心。
“五反运动”中，党支部领导在商议是否批准我去读研究生，LGY就向领导献计，对我大肆攻击，说：“CBG有反动思想，要设法把他勾引出来，绝不能让他去读研究生。”党支部言听计从，一场阴谋暗算开始了。先是让两位支委找我谈话，表面上表扬鼓励我，然后严正地要求我在“五反运动”中主动“洗手洗澡”，清理思想，把一切想法毫无保留地向组织交代清楚，争取同志们帮助，好轻装上阵，成为国家真正有用之才。我是一个非常单纯幼稚的书呆子式人物，当时还感激涕零，决心不折不扣按组织要求去做。他们还布置和我同宿舍的刘老师偷看我的日记，查找一下有多少反动思想隐藏在心里，我根本毫不提防。在“五反运动”学习小组会上，我就红与专、三面红旗、中苏论战、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盘托出，虚心求教。这些问题，今天看来不过是普通常识，早成共识，根本不算什么问题，谁知会后他们把我的交心发言整理成一份单独材料，只摘交代问题中掐头去尾的个别词句，抹去自我批评的话，又加上“否定三面红旗”、“反对批修”、“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之类的标题，上报自治区党委。这样，我就成了宁夏大学“五反运动”中挖出来的有反动思想的教师代表，研究生的资格当然被取消了。“五反运动”后，对我下的结论是：（按小组鉴定的结论）“该同志对党的三面红旗及国内外阶级斗争问题曾有过严重错误认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能自觉检查问题，对问题有所认识，但仍有反复。同组织关系不够密切，主动依靠组织帮助不够。工作上有一定业务能力，也有钻劲，教学效果较好，能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参加体力劳动。希今后进一步加强阶级立场改造，积极学习毛主席着作，争取又红又专。”本稿比较客观一点，估计是Z君所写。后来支部重新研究，又写成第二稿：“对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有严重的错误认识，立场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未得到改造。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经分析帮助后，仍未彻底解决问题，与组织关系是疏远的，有距离，不能主动积极接受组织帮助。群众关系一般，工作一般。总之，政治上落后，并有一定反动思想。”这一稿就是上报区党委和寄往中科：的定稿，由政史系支部的三位先生定稿。
“五反运动”后，我的处境就一落千丈，岌岌乎可危了。每次运动政治排队当然属于四类，四类就是运动中的批判对象。还内定为“右派”，成为内控专政对象，连假日外出都有人监控汇报。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后，档案渐渐公开之后才知道的。
一九六三年八月以后，我就再也不能上讲台了，降为总务部门工勤人员使用，有时跟着工人去贺兰山采集花木布置校园，有时下放食堂帮助挑水洗菜。这样，我只好把读书求学之类完全抛在脑后，忍听忍话做事，低着头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在宁大成为矮人三分的异类。不过我的内心并未丧失自尊，我就不相信人间真的会没有正义、良知，我就不相信一位纯洁无瑕的老实人命运会永远处在悲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