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朱光潜、吕叔湘致王元化书简
编者的话
王元化先生在他的名为“清园”的书斋中，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来自海内外的信件，已交上海档案馆保存的，就有两千余封。这些信件大都是在“文革”后友人写给元化先生的。其中有先生在学术界的故旧新交，有结识时间不久的后辈学子，也有历经数十年风霜雨雪情谊不改的亲朋好友。每封信在当时都有它的背景，透露一些令元化先生迄今难忘的往事和深深的眷念。其中不少写信者已离开这个世间了。但信中流泻的友情和关爱，令元化先生萦绕心头难以忘怀。而历经岁月桑依然生动如昔的名人手迹，今天读来更是弥足珍贵。
征得元化先生的同意，我们特辟“清园飞鸿”专栏，陆续选刊，信后附有简略介绍，以飨读者。
赵朴初先生来信（三封）
元化同志：
得大函，欣同晤对。遵示题基金会名，不知合用否。如不合式就请放进字纸篓为荷。年来耳聋愈甚，有完全失聪之可能。他日相见恐只能作笔谈耳。
敬颂
俪安
朴初
七月十三日
元化同志：
惠赐大着，昨晚收到，一口气把它读完了。非常佩服您博学深思。杜亚泉其人，名字我都不知，何况其学识？真应当谢谢您，开了我的一点茅塞。
我最近确实较忙，自上月从日本归来后，一直忙于开会，应付纷繁的人事。邓颖超大姐逝世前曾嘱我“注意劳逸结合，把重点放在‘逸’字上”，无奈做不到。幸顽躯尚适，只是耳聋更甚耳。
匆此敬颂
撰安
朴初
十一月十日
张可同志均此奉候
邦织附笔问讯
元化同志：
接奉大函，敬悉一是。我曾听说上海很热，初未料到竟是百年未见之奇热，幸诸亲友俱无恙，可为之庆幸。北京凉爽得多，我因受凉感冒，入住医：几致肺炎。现感冒已痊可，但医师怀疑有其它病症，留住检查，可能还须小住一星期。
前接大函嘱书会名，立即书就，交秘书寄发，后家人接到电话，始查悉，被压置多日未办，当即快邮寄出，时弟已住医：年轻人做事太不认真，致劳久候，至以为歉。近来发现不认真工作已是普遍现象，深堪忧虑。我自己教育工作也未作好。
您寄赠的书，我至今未看到。邦织问了秘书，正在查，尚无消息。我已是八十多岁的人，如果是十几年前，定会拍桌子。
叼在老友，揭自己的疮疤给你看，于此可见一斑。
多保重，敬祝您和张可同志安好。
朴初、邦织上
七月三十一日
今后来信，信封上请写陈邦织的名字。以免人拆看。
此信未发，夏衍同志的女儿送来您和夏老惠赠鲜花，病室寂寥，顿增春色，盛意至感。写到此，家人又送来手翰，高情重叠，弥可珍爱。尊嘱以顾问见委，谨当附骥，惟学识空疏徒增渐汗耳。
弟又及
七月三十一日午饭时
编者按：
元化先生与赵朴初先生的通信远不止这几封。这里选辑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元化先生请赵朴初先生为一个基金会题写会名一事，朴初先生给元化先生的三封信。
回忆与赵朴初先生的友情，元化先生有些动容。他说，记得那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沦陷时期。朴初先生在上海居住，住处就在北京西路原上海第六人民医：旁的觉园。初次见面是由朴初先生的朋友梅大雷介绍的。当时元化先生约二十出头一点的年纪。朴初先生也不过三十岁光景，他眉清目秀，身穿一件绸质长衫，风度翩翩一美少年，才气横溢。朴初先生是位佛教居士，宗教信仰甚笃，终身茹素，那次请吃饭，吃的也是素斋。
那年头，朴初先生在佛教协会任职，办了一个难民事务所。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上海成了“孤岛”。之后，人们纷纷离开“孤岛”。难民事务所收容有各色人等，这些人向哪里转移？距离最近的就是苏南的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朴初先生去新四军驻沪办事处，想找潘汉年帮助解决，但未遇见，接待他的是张爱萍（当时他并不认识），由张爱萍写了便条介绍他与新四军接上了关系，顺利转移了难民。
粉碎“四人帮”后曾任中宣部出版局局长的钟沛璋办了一份杂志，他来上海，要元化先生介绍去看望朴初先生，元化先生陪同前往，还拍了一张照片。
——编者
朱光潜先生来信（一封）
元化同志：
近得来信知已回上海，并对拙文所提政法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分别和关系的看法表示同意。这其实就是政治与学术的分别和关系问题。看到一些“商榷”，准备到一定阶段再作答复。我对《文心雕龙》虽读过，但未认真研究，有意待抽得出闲空时再据范注和尊注仔细读一读，如有所得，当再奉告请教。
兹有文革前北大哲学系同学曹天宇同志研究黑格尔和马克思早年着作颇有心得，后受“四人帮”残酷迫害，劳动改造多年，最近才得平反，惟尚未安排工作，特介绍他造访您一谈，此是有用之才，请斟酌大百科全书编纂处是否可以安插。我写此信，是为国家事业和培养人才着想，并不是要循私情，想不见怪。专颂春节佳快，
并询嫂夫人安好！
朱光潜
1980年1月24日
编者按：
这封信写于一九八0年一月二十四日，而元化先生收到时已是一九八七年九月，朱先生已谢世一年多了。
信的开头朱先生虽提到“政法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分别和关系的看法，其实就是政治与学术的分别和关系问题”，但并未展开。信的主要内容是向元化先生介绍朱先生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曹天宇“是否可以在大百科全书编纂处安排工作”一事。信是让曹天宇面呈元化先生的。而后因曹天宇未来上海，信就一直没有机会交给元化先生。一九八六年朱先生仙逝，时在美国的曹天宇觉得有责任将朱先生信交给元化先生，于是从美国寄来了信的复印件，请人转给了元化先生。谈起朱光潜先生，元化先生说，早在青少年时代就读过朱先生的美学论着，诸如《谈美的十二封信》等，对朱先生崇敬有加。当时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没有机会与朱先生见面。其中既有工作原因，因为元化先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便与朱先生联系曰也有地域原因，即与朱先生不在一个城市。
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粉碎“四人帮”后，约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间，元化先生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才与朱先生结识。这封信辗转收到已在朱先生谢世之后，所以无法回信。
——编者
吕叔湘先生来信（一封）
元化同志：
收到惠赠大作，谨当从容拜读，先此申谢。
承询“为意识流争专利权”有无语病，我觉这跟“意大利队（和巴西队）为世界杯争决赛权”也差不多，如果后者能过关，前者应该也能过关。前一句可以有另一种说法：“……为……争意识流的专利权”曰后一句也可以有另一种说法：“罗西为意大利队争世界杯的决赛权”。批评者认定“为”字只有“给、替”的意思，忘了“为”字还可以表示行为的目的或目的物。（《现代汉语词典》分别列为两个义项，见1187页。）鄙见如此，写供参考。
率复，顺颂
暑祺。
吕叔湘
元化先生认识吕叔湘先生是他一九八一年被聘为国务：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员在北京开会时，是年元化先生六十一岁，吕叔湘先生长元化先生十六岁。
吕先生写给元化先生这封信的缘起，是元化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发表的一篇文章《和新形式探索者对话》，文中有一句“为意识流争专利权”，引来王蒙先生的批评，认为这句话不通。元化先生就这句话写信请教吕叔湘先生。吕先生来信说，“为”字还可以表示行为的目的，或目的物。换句话说：“为意识流争专利权”这句话是可以的，不存在不通的问题。元化先生给王蒙先生回信表示：“您指出的文法问题我将不搀杂任何感情成分在内地完全被动式地辩明几句。将来您读到，我想可以证明我的态度。”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