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平议
钱伯城
近几年，以口述或口述历史名义出版的书增多起来。如何读这些书？应该是“信其可信者耳”。当代出版的许多口述史，包括一般的回忆录。由于某一历史真相每每隐藏于细节之中，所以还可加上一句：于细微处看大文章。
一、什么是口述史？
口述史，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已出现了。虽然以广收新词为己任的《现代汉语词典》直到二○○五年出版的最新修订第五版，还没有收入这个词目，那是编者失收，并不影响它的存在与流传。近几年，书店里以口述或口述史名义出版的书增多起来，虽然还没有形成什么热，但已成为时尚新词，以此号召，反映了史学界、出版界和读者群这三个方面对这类书的关注与兴趣。上海社科：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史林》杂志，于二○○四年、二○○六年先后出版了两期口述史专号增刊，提供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上海社科：历史所从事口述史工作的多项成果，以及这段时间海内外口述史研究的出版信息，还有专家学者的若干篇研究文章。这都有助读者了解口述史在我国的发展状况和存在的一些问题。我是对口述史有兴趣的读者之一，常看这方面的书，愿从读者角度谈几点意见，也算“人献芹吧。
我的意见，其实很平常，也简单，首先就是一个问题：什么是口述史？我认为应定一个标准，或称特征，共三条，分述如下：
第一条，口述史是口述的回忆录。
这条看似多此一讲的话，重点在确定口述史的实质是回忆录这个落脚点上。口述，不同于笔写，强调一下口述，这是口述史的第一标准，也是特征，有此必要。但口述什么呢？这更重要。必须落实到口述者本人对某件或某段历史的回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回忆录，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历史记载。例如《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出版），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下属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主持的产物，当然是口述史，但同时名为回忆录，这就是必须落实到这个回忆录上面。又如《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也是一部口述史，当时黄“双目已近失明，由克诚讲述”，夫人唐棣华“和孩子们忠实地记录整理”（见本书后记）。最后也是作为回忆录形式（《自述》）出版。回忆录的名称可不同，五花八门均无不可，但实质不能变。名人的口述史如此，非名人的口述史也不例外。
为什么要强调回忆录这个重点呢？因为从《史林》增刊的文章中，似乎有种尊口述史为新学科、新科研项目的论调，回忆录这个实质性名称却不提了，但口述只是完成回忆录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回忆录离得开口述，可改用笔录，口述却离不开回忆录这个载体，这是很明白的道理。
第二条，口述史是口述的语言转换成纸面的文字，并发表出来。
这条是说，保存在磁带上的录音，或保留下来的笔录，主要是录音，如果不能转换成纸面上的文字，并发表出来，那就不能给人阅读，也就无法发挥口述史的作用。这样的口述史，做了虽不能说白做，但只能静静躺在录音的磁带里面，作为某项社会调查的资料储存起来。且看下面引用《史林》杂志二○○四年增刊《编者的话》所说的一段话：
上海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致力于口述历史的研究工作，通过调查、访问和举行座谈会，搜集和整理了大量有关上海工人运动和工人生活的口述资料，总字数超过一千万。近几年来，为了配合正在进行的上海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和上海城市史重点学科建设，所内又组织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采访、整理，从二○○○年至二○○四年共出动约二十人，录音磁带七十余盒，整理文稿约一百万字，发表文章近二十篇。
请看录音的口述资料，总字数超过一千万，整理出的文稿仅十分之一的一百万字，而成为文章发表的近二十篇，未谈字数，若以每篇一万字计算，不过二十万字，还有九百八十万字的录音资料未能转换成纸面文字供人阅读。因此也不能称之为口述史。
这条口述史特征，强调的就是由录音转换成文字并发表出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三条，口述史是一般回忆录的延伸与扩大。
这条似乎也有点多此一讲之嫌，因为具备了前两条的条件与特征，很自然就会达到这条所要求的结果。其实不然，具体的内容如何，还必须一一予以具体化。
先谈一般回忆录，这指的就是由作者本人执笔撰写的回忆录。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出版的如季羡林《牛棚杂录》、韦君宜《思痛录》、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等，翻译过来的如克林顿《我的生活》、《利钦《午夜日记》等都是。
再谈延伸与扩大。一般的回忆录，限于执笔撰写，现在增加了口述录音或口述笔录（主要还是录音）的功能，为回忆录的传承，特别是扩大做出了贡献。原来一些不写回忆录的人群，由于有了口述史的出现与开展，逐渐进入了参与录写回忆录的范围。这样的人群，包括名人中的高年老翁或一些无暇执笔者和非名人中的不善写作者。前者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拟定的“中国名人口述自传”，计划中的名人已列出名字的，有胡适、孔祥熙、陈立夫、顾维钧、张发奎、蒋廷黻、陈光甫、蒋彝、吴国祯、李汉魂、何廉等人（见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后记》）。后者如《史林》杂志二○○四年、二○○六年增刊口述史专号所载的近四十篇文章，作者群涵盖了社会各界各业人士，他们中有工商业者、买办、店员、教师、民间艺人，甚至有民国时期妻妾共居家庭的生活记录，等等。如果没有口述史这项活动，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是不可能会有回忆录文章保留下来的。因此，不论是名人或非名人，由于口述而扩大了回忆录范围，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自然是大好事，但我并不赞成为口述而口述的无限扩大化，为赶时髦，什么人，什么事，都一哄而上，口述一番，那就过分热闹了。
以上三条，就是作为一个读者，我对什么是口述史这个问题的一点认识和看法。于是，也就衍生后面两个问题。
二、整理者的地位和作用
口述史在由口述录音（也有少数笔录）转换为纸面文字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助手协助完成，方能成为通顺可读的文章或着作。这个工作称之为整理工作；做这个整理工作的助手，称之为整理者。出版发表的口述史的文章或着作，当然由口述者的作者署名，但与作者并列的，必然还有一个整理者的署名。有个别特殊情况，封面和版权页无整理者的署名，但在此书的前言或后记中，一定也要提及他或他们整理者的名字。整理者与口述主人的关系，犹如影随形，不可分离。整理者决定着他所整理的这本回忆录的内容取舍和文风华实。这种整理者的地位和作用，我每想起林琴南翻译西洋小说。林氏依靠一位口述者的传译，转换成《左传》、《史记》式的文言文，钱锺书举《块肉余生述》为例，赞之为比起后来的白话文翻译（《大卫·考柏菲尔》）更能传神达意，也就是说更接近和忠实于原着。今天口述史整理者的地位，相当于当年林琴南的地位；他的作用，自然也应该与之相符才是。
这里举几本口述史一谈。
《李宗仁回忆录》，整理者唐德刚。据唐在本书的《后记》中介绍，他开始工作时，对李宗仁供给的口述史料，决定不去画蛇添足，使他的回忆录以原始史料出现。但在工作过程中，又不得不广集史料，参照笔记，一气写成初稿，交李认可。李改完后，再据之增删，并稍事润饰。此一过程，唐氏归纳为三大原则：
1.那必须是“李宗仁的故事”。虽然在他的口述史料之外，所有成筐成篓的着述史料，全是我（唐自称）一手搜集编辑的。
2.尽可能保持他口述桂林官话的原语气，和他对政敌、战友的基本态度。所以笔者(唐自称)撰稿时，亦绝对以他的语气为依归，断不乱用一字。
3.他如有少许文字上的修改，我（唐自称）也尽量保留他那不文不白，古里古怪的朴素文体，以存其真。只是有时文章组织不清、文理欠通或字句讹错，非改不可之时，我才加以改写。全稿改后再经他核准认可。
唐德刚这位口述史整理者自述的工作经历、工作方法和工作中必须遵守的几条整理原则，都有示范意义，对于所有的整理者来说，基本上应是相似的或适用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本回忆录出版时的署名形式：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他不用“整理”，而用“撰写”，表明它不仅是“助手”，而且是“合伙人”，并享有着作权。这说明整理者地位的上升，但同时也开了一个整理者反客为主的先例。
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据《前言》，这本书第一部分为“谈话录”，是胡乔木二十多次谈话记录，由党中央批准成立编写组帮助工作，写出初稿，陆续送他审阅修改，再写成修改稿。又据《后记》，参加编写组的人员，先后达十余人之多。这本书的“谈话录”部分，实际就是一部口述史，编写组的参加者也就是这部分口述史的整理者了。本书编写组《后记》特别提到“这本着作得以出版，还得感谢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鼎力支持”。可见本书的整理者们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了。但他们的名字只在《后记》中顺便提及。这是口述史的一个特例，这样众多的编写组整理者来做助手，也只有口述者胡乔木的显赫身份方可做到。但本书整理者所采用的编写程序与编写方式，对所有的口述史整理者来说，来自官方还是来自民间，采用的方式大体上还是差不多的。
不过，最普遍可行的还是一对一方式：一个口述者配一个整理者，如《史林》杂志两期增刊口述史专号，登载口述文章近四十篇，每篇各有一个整理者。封面署名“扬帆口述，丁兆甲执笔整理”的《断桅扬帆》，是新中国上海市第一任公安局长扬帆的回忆录，也是一个口述者，一个整理者。整理者丁兆甲，原与扬帆同为抗战时期新四军战士，一九八四年冬在上海重逢，丁兆甲发现这位老友“以前有一对机敏的眼睛，眨一眨眼就能想出主意来，可惜现在已双目失明，戴上了墨镜”，成为一个“默坐无语的老人”。在丁的鼓励下，扬帆同意口述他的身世与二十五年身陷囹圄等经历，他们一共花了八天时间，口述这段历史。由丁参考扬帆的旧笔记，写成文字，先后三次修改，均由扬帆夫人读给扬听，做了修改补充，并经有关人士核对部分材料，最后定稿。这是一位志愿整理者，协助一位盲人完成的口述史，署“执笔整理”，名副其实。
当代中国出版社于二○○四年出版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这是出版社“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的一种，整理者的署名是“访谈、整理：朱元石等”，用小号字体排在封面书名下面，不仔细看，一眼就忽略过去了。这是我看到的最为谦逊的整理者署名，有一个“等”字，说明协助者还不止一人。吴德女儿吴铁梅在书末写了《后记》，叙述这本回忆录的口述整理经过：一九九三年夏季，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延明委派该所朱元石、刘志男来采访，“把父亲讲的记录整理成文”。吴德很满意，说：“整理得很好，帮助查找了相关的背景资料，核对了每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先后次序。”又说：“人老了，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有误，多亏了他们辛勤而细致的工作。”正是这两位整理者的踏实工作，这本回忆录基本上真实地又是朴实地反映了吴德“文革”十年的主要经历和亲身见闻。唐德刚是整理口述史深知其中甘苦的过来者，他有一段整理李宗仁口述回忆录的经验之谈：
我这位执笔人，来大搞其社会科学，那又与“李宗仁”何干呢？这样不是驴头不对马嘴吗？所以我就多少有负于校中（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同仁之嘱望，决定不去画蛇添足。还是使他的回忆录以原始史料出现吧。（《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拿这段话对照吴德这本口述回忆录，我认为庶几近之了。这当然是朱元石、刘志男二位整理者的功劳。
《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2006年1月出版）和《我所亲历的胡风案》（2007年1月出版），是我目前所看到的以口述名义最新出版的书。前一书是当代中国出版社“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的一种，后一书是中共党史出版社“亲历者口述”系列的一种。这两个出版社，都是中央级的大牌出版社，是读者所信任的官方出版社。两书的口述者同为法官王文正，整理者同为沈国凡，但标名“采写”，这同唐德刚用“撰写”，《胡乔木回忆录》记录人员用“编写组”，吴德口述的整理者用“访谈、整理”，扬帆口述者用“执笔整理”，各有不同，分别表示了整理者的介入程度。沈国凡为两书各写了一篇《后记》，均以“作为作者”的身份，向出版社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和有关专家的“认真仔细的审阅”，最后批准同意出版，“表示真诚的感谢”。这就透露两条信息：第一，整理者成了“采写者”，也就自然成为本书事实上的“作者”。第二，书籍出版有一条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审批程序，由一位作者以拥护与感谢的形式首次披露。
此外还可增加一条信息，就是口述史有转变为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的趋向。此指多用描摹式语言，带感情色彩，常以主观判断代替客观叙述，以致冲淡了书中多少保存着的一点口述历史真相。这种趋向，不自今日始，下面引一段口述史研究者文章中的资料：
能够集中体现这一阶段口述史研究特点的是对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研究，溥仪由清帝国的皇帝转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普通公民，这一身份的转变使得国内外众多学者予以关注。其中，吉林省社会科学：研究员王庆祥的口述史研究最有影响。他不仅记录了大量的口述资料，而且收集了他们的照片和一些手稿，整理出版着作（包括电视专题片）共二十六部，在中外报刊上发表文章七十余篇，总字数超过六百五十万字。根据李淑贤口述，由王庆祥整理采写的《溥仪与我》，同年改编为电影《火龙》。根据口述资料制作的专题片《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评说》和《爱新觉罗·溥仪——你想知道吗？》，在全国引起良好的反响。（王艳勤《中国口述史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史林》2004年增刊口述史研究专号）
这段资料中提到的溥仪夫妇生活，最近又有新书出版，署“李淑贤忆述，王庆祥撰写”的《我的丈夫溥仪》，已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关于末代皇帝生活故事的书，可读性自然是强的。口述史研究者以此作为口述史成果来论述，其实不一定准确。这是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获得的成果，口述史如果走这条路，就走上了文学化之路，恐怕只能为影视剧提供题材了。这是我个人看法，对不对还有待专家学者的研究。
三、口述史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