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还总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战地黄花分外香”的诗意描绘，它总是强调自己前无古人、空谷幽兰的独创性与纯洁性，于是，革命对于不甘平庸、总想做出点什么，否则这辈子就白活了的年轻文化人，具有更强烈的诱惑，甚至可能他们自己就是盗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必须要先提到一个人。河上肇(1879-1946)。1907年，河上肇到京都帝国大学担任讲师，讲授经济学和经济学史，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教书匠。10年后，他因写作出版了《贫乏物语》一书，一炮打响日本经济学术界。此书包括上篇《有大多数人是贫穷的》、中篇《何以大多数人是贫穷的？》及下篇《如何根治贫穷？》。河上肇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作了具体深刻的揭露，并试图从分配上探求其产生的原因，他企图用抑富济贫的方法来解决社会矛盾。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次年日本又发生“米骚动”事件，受其影响，河上肇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他认为，社会已分裂为利害相反的两大阶级，仅仅从抑富济贫人手来根治贫穷，无异与盲人摸象；要寻求从根本上治疗贫穷，唯有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他还提出，作为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议论社会问题的自由，而且要有从事实际运动的自由。
1928年，河上肇辞去教职，告别京都帝大，结束了长达21年的京都时代，投入无产者的实践运动。他的影响却深深植根于京都帝大美丽的校园里。那时日本学术圈都很清楚，读京都帝大的学生，如果进出校园时不夹几本有关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在腋窝下，会被同学耻笑为跟不上时代潮流。即使在日后艰苦的战争年代，京都帝大也一贯是日本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该校的男学生被戏称为“马克思男孩”，女生也乐于被人冠上“恩格斯女孩”的封号，可见左派思潮之盛行。而且，受河上肇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无远弗届，不仅在京都帝大，还在早稻田大学、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等着名高校，课堂上下，校同内外，也时有师生之间学习、讨论社会主义理论的盛况。他的直接间接的学生可谓遍及日本社会各个阶层。
历史的吊诡（四）
河上肇的一系列文章及其广泛影响，引起当局极度不安。一进入战争时期，日本政府查禁社会主义思潮，压制共产党组织活动，一下变得不遗余力。1932年间，河上肇被警察逮捕入狱，日本共产党组织也在1933年前后全部覆灭。日本共产党的新生力量，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才再度崛起，此后的日本却成了一个西方民主型国家。历史就是如此的吊诡——
河上肇播下的种子，在自己的祖国没能开花，却在大海另一边结出了硕壮的果实。1917年夏，19岁的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即筹划去日本考官费留学。他给同学的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同年，周恩来抵日本，人当时东京神田区中猿乐町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语。该校校址，现为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2丁目20号，已经改建为高龄者中心和爱全公园。周恩来当年在此留学的纪念碑就建在一派安恬、静谧气氛的公园内。公园附近有着名的神田书店街，周围大学林立，近处有明治大学、日本大学、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稍远处有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过往行人多是年轻学生，这里是东京都内最有朝气的街区。
周恩来当年寄宿在离学校不远的三崎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生活都很节俭。他写给南开同学陈颂言的信中说：“乍至，席地而坐，周恩来1917年赴日求学时与留日同学合影而饮，而食，而读，而卧，颇觉不惯，久之亦安。食日本餐，食多鱼，国人来此者甚不惯食，弟则甘之如饴，大似吾家乡食鱼风味，但无油酱烹调，以火烤者居多……”原横滨国立大学教授冈本隆三在《留第三章为师年代学日本时期的周恩来》一书中，引用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的长岛善雄的回忆说：周恩来上学时穿着黑色立领雪花呢制服，戴着俄式帽子，平时穿和服，脚蹬一双木屐，是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据当年见过周恩来的日本人回忆和有关资料介绍，周恩来那时并不是天天上学，他花了大量时间在宿舍看书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他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有关介绍，便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河上肇的着作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他在一首诗说：“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他旷课的时候更多了，他是留日学生一些游行集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有时得外出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
1919年春天，周恩来离开日本回国。在回国前写给友人的信中，有“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等语。回到中国，他随即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此后他对于中国革命和这个处于巨变的国家所起的作用，可以借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写在周恩来离世5年后的两段话——一位在台湾的国民党官员甚至对我这样说：“在内战时期，只要有周恩来一个人在我们这一边，那今天在台湾流亡的，可能就是毛泽东了；安居于北京的可能是我们。”这官员的话语，是否夸大姑且不论，但他有一点说得很对：过去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估价过高了。毛泽东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征服中国，统治中国。假如没有周恩来，他是否能取得这样的成功，那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应该记住一点是，并不是由于有毛泽东一个人，而是由于有他和周恩来的合作，才使他们赢得了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美]理查德·尼克松着《领袖们》）
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周恩来对来访的田中角荣首相说：“我是在神户乘货船从日本回国的……”
他还问田中：“上野的树林还有吗？……”“神田的书店街怎么样了？”
他说得最多的还是樱花。仿佛有正怒放的绯红粉白的烟霞布满了会见厅，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里极力操持这个危船般的国家，他显得疲弱、沉暗的脸上一下亮堂了，他说：“我想在樱花开放的时节再去访问一次贵国……”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湖北潜江人。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留日期间与河上肇相识，受其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他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留日期间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原着。1918年，回国到上海。他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从事翻译和撰写工作，创办或编辑了《劳动界》、《新青年》、《星期评论》、《共产党》，它们均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最重要刊物，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内的整整一代革命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曾评价到：李汉俊是中共中“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陈望道，浙江义乌人。留学日本时，结识了河上肇、山川均等日本着名左派学者，并爱读他们译介的马克思主义着作。原来想实业救国的他，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而这革命，可不是辛亥革命，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他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
1919年，他返国，被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聘为语文教师，即以学校作为阵地，热情地响应新文化运动。不久，曾留学日本的戴季陶给他来了一封信，此公在日本时就想将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转译成中文，又觉自己功力不够而放弃。这时候，他再次萌生此念，想邀陈望道译出，并在他主编的《星期评论》上连载，随函他附来了一本日语版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在日本时已读过此书，深知其分量。近年来，国内虽有不少有识之士译介它，但都是片断，或者文不达意，甚至谬误到可笑。如有人竞将宣言中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成了这样一句半文不白的东西：“嘻，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历史的吊诡（五）
20世纪之初的上海，可谓中国一个偌大的海德公园。早就徘徊于欧洲的那个幽灵，正是从上海滩上不动声色地飘荡进了中国的历史天空。当时在上海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较大的有三股力量：一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二是国民党创办的星期评论社、觉悟社。星期评论社出版《星期评论》周刊，编辑是戴季陶、沈玄庐和李汉俊，撰稿人有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觉悟社出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是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左派邵力子；三是研究系张东荪等人组织的共学社，出版《时事新报》。在以上人物中，除了前面提到的李汉俊、戴季陶，还有陈独秀、张东荪、邵力子、沈玄庐，都曾在日本留学。
1920年6月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开始筹建，选举陈独秀为书记。7月19日，再次举行筹备会议，这次会议为未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成员最初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陈望道、陈公培、赵世炎、林伯渠、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茅盾）、杨明斋等，稍后又有李启汉、刘伯垂等人参加。其中，除了前面提到的人物外，还有李达、周佛海、施存统先后在日本留学。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据统计，至少有1/3的“一大”代表，包括其创始人“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以及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均曾东渡日本。其实，不是苏俄，而是日本，不是“阿芙乐尔”号的一声炮响，而是划过东太平洋波涛的一阵阵汽笛，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改良救国，革命救国，军事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
与这些景仰与主张相伴随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有许多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东渡日本。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杨度、彭湃、鲁迅、郭沫若、沈钧儒、郁达夫、李叔同、夏丐尊、沈尹默、杜国庠、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
日本，真是一个燕瘦环肥、各擅胜场的地方。日本，至少在百年里标识了中国人的1903年，日本留学时的鲁迅路程。
去日本留学的“镀银派”们更多地接受了革命思潮，在欧美留学的“镀金派”们则更多地认知西方的民主、科学。中国的现代史上，显然是“镀银派”跑马圈地，风发泉涌，而“镀金派”一般多在书斋、报馆里待着，徒有几声议论。直至上世纪中叶，中国七斗八斗，仍振振有辞：“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其激进思潮源头，恐也与当年“镀银派”呼风唤雨有关……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想让人上天堂，你就叫他去日本；如果想叫人人地狱，你就让他去日本。
在我见到的一份百年百名汉奸名录上，其中许多人都在这个列岛的清光樱雨下度过了青春岁月。
他们中有在北洋政府里任内阁成员、在五四运动中被学生们一致要求惩办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有日军侵华时汗伪政权的头面人物汗精卫、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等人；有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三巨头之一、出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总长的汤尔和；有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有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以及号称汗精卫“文胆”、曾任伪中央宣传部政务次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胡兰成……当年日本政府以提供留学经费为诱饵，所抛出的一条长线，终于钓到了这批大鱼。他们肯定不是小鱼，是因为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为日本谋得了巨大利益，同时，又无不给当时各地的人民带来深重的耻辱与痛苦。倘若说，日本是20世纪上半叶闯进中国的一条穷凶极恶的海盗船，他们便是这条船上的桨和橹！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学习过英国、法国，学习过苏联，有两段时间可能私下里还打算学习南斯拉夫和新加坡。改革开放这20多年，无须置疑，没有口号却实在学得最多的是美国——连远在天边的高原上的拉萨，离布达拉宫不过一箭之遥的街区，都开出了“麦当劳”、“肯德基”。开业不久的一家“星巴克”里飘出浓郁、纯正的咖啡香气，红男绿女们的笑谈声，与不远处寺庙内的转经声、香火气，奇妙地、恍如梦幻一样地交织一起……
还有一个最有效的标志，即“春江水暖鸭先知”，看那些大小官员们，纷纷将子女送往哪个国家，祈望在哪国定居，不管他们嘴上说得如何花团锦簇，这个国家肯定在他们心目里心仪久之。儿女若未去成，或是本人不能以那个国家为可进可退的“根据地”，他们肯定一辈子心里不踏实。
当然，20世纪末的“向美国学习”，与这个世纪50年代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有很大不同。当初向苏联学习时，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到军衔制、院系调整，乃至民间的穿布拉吉、跳交际舞、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可谓是全心全意，彻底地一边倒。后来的向美国学习，只是半热半冷，半明半暗，多少有“师夷长技以制夷”之意，不少中国人喜欢的是美国的物质世界和它的科技力量，对美国的社会制度，所谓民主选举、言论自由一套，却不以为然，并深怀警惕。
现在来看，学习西欧，中国总体上迄今还没有完成工业革命；学习苏联，这个曾经武装到牙齿的庞大的红色帝国，自己也一朝红旗落地，分崩离析；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差得太远。这100多年来，学得最广泛、最扎实的，恰恰还是中国人的冤家——日本，这也依然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很多中国人可能不愿意承认，但不管承认不承认，这确是事实——如同日本在中国大地上造下的罪孽罄竹难书，这个民族教给中国人的东西也恒河沙数。
而且，好事、坏事之间，有时换个角度去看亦是可以转换的，毛泽东就深谙此道，1961年1月24日，他在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的谈话中说起——日本的南乡三郎（胡注：1955年任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这一年曾两次访问中国）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么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毛泽东外交文选》
可以这样说，倘若没有近代以来的日本，就没有近现代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