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90年8月，适当调整紧缩力度、启动市场、争取经济适度发展的治理整顿任务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90年1月至7月，工业生产逐月回升，工业总产值比1989年同期增长2.3%；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累计完成829亿元，比1989年同期增长5.4%；国内市场商品零售总额比1989年同期下降1.5%，但下降的幅度在逐月缩小；上半年全国物价指数为103，是1985年以来同期物价指数最低的时期；银行货币回笼增加较多，累计增加1268亿元，比1989年同期增加475亿元；出口持续增长，累计308亿美元，外汇结存增加；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夏粮总产量比历史最高的1989年增产560万吨，达9935万吨。这些情况说明，我国的经济形势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我国的经济并未完全转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多年积累下的矛盾和在治理整顿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仍然严重制约着改革和建设的发展。当时存在的主要困难有：一是市场有所复苏，但结构性疲软状况没有改变，表现出即期需求不足。1至7月，物资系统生产资料销售额比1989年同期下降5.8%；城市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县及县以下则下降6%。国内市场仍呈平淡景象。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国内市场疲软，是一种结构性的疲软，呈现出极不平衡的特点。滞销的产品主要是在经济过热时期盲目上马、重复建设以致于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产品，特别是一些耐用消费品；而一些能源、原材料等产品，不仅未出现疲软现象，反而供不应求。二是资金投放和占压并存，流动资金紧张。7月底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比1989年增长45.9%。三是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进展缓慢，产品技术层次较低。据有关部广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调查估算，当时在国内市场上畅销的产品只占58.8%，在国际市场上畅销的产品只占出口产品的51%，真正具有竞争能力的产品只有25%左右。在我国每年开发的近6万项各类新产品中，可达到国际水平的只占3.5%。四是经济效益差的状况尚未好转。1至7月，全国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1989年同期减少197亿元，下降56%；企业亏损额达150.9亿元，增长99.2%。从能耗上看，当时我国单位产品能耗水平比发达国家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高出30%至90%；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比日本高3倍，比印度也高出1倍。五是产品质量差的现象十分严重，已经成为工业发展的致命弱点。据有关部门对部分城市的调查，当时我国工业产品的抽样合格率约为75%，优质品产值率约为27%，市场抽查商品合格率为55%。而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合格率则高达98%。我国企业生产中不良产品损失率约占产值的10%到15%，仅此一项，我国每年的经济损失就超过1000亿元。六是国家财政仍存在较大的困难。全国财政收入比1989年同期增长11.6%。国内财政支出增长16.4%，高于年度预算增长9.7%的幅度。这种情况说明，我国的经济形势虽然正在好转，但是仍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前一阶段的治理整顿，不论是压缩需求，还是启动市场，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运行中所存在的深层次的矛盾。
鉴于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重点逐步转移到调整结构、提高效益方面来。8月2日，李鹏在全国工业生产工作会议上指出，治理整顿还没有到位，明年还要继续治理整顿，但是主要任务可以有变化，要在压缩投资规模的基础上，把重点逐步地切切实实地转到提高效益、调整结构上来。他认为，当前工业生产的出路在于启动市场，这个观点是对的。但在强调启动市场的同时，还应该认识到，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调整结构。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社论指出，经济的增长当然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但是当前更迫切的问题是提高经济效益，保持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协调。这是经济工作的重点。所有生产部门，都要把工作的指导思想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9月3日，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在汇报关于199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时说，今年以来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进一步取得了明显成效，经济形势正在好转。
但是整个经济形势仍然存在着相当严峻的一面，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盲目乐观。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宁愿估计得充分一些，看得重一点，把工作做得更深、更细一些，这样对我们更有利。特别是在当前经济有所回升的形势下，各地区、各部门务必警惕重新出现经济过热，再度发生片面追求工业速度和争上基建项目的倾向，切实把治理整顿的重点真正转到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上来。12月25日至30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肯定了对于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主要任务的调整，强调指出，1991年是“八五”计划的头一年，也是继续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一年，我们要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工作，解决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特别是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保持农业稳步发展的问题。要把全部经济工作切实转到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力争工业生产的质量、品种，效益有一个明显的进步。
从1990年第四季度开始，调整结构、提高效益逐渐成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重点。为了实现这个目标，12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宣布，国务院决定199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都必须切实把全面提高经济素质和效益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所有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都必须千方百计提高产品质量，改进产品性能，开发新产品，增加品种规格，降低单位产品的能源、原材料消耗，加速资金周转，减少资金占用，提高经济效益，使各项经济效益指标有比较明显的改善，1991年2月，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通知》。《通知》要求每个地区、每个行业、每个企业，对今年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开发研制多少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上哪些技术改造项目；产品质量有多少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创多少优质名牌，产品合格率提高多少；开发多少高附加值的产品，增加多少花色品种；从哪些环节上节能降耗，成本降低多少，资金周转加快多少，设备完好率提高多少，扭亏增盈多少等等，都要有具体明确的、分步实施的目标。《通知》还要求这个活动要与继续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等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确保活动年目标的实现。
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是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此，从1990年底开始，国务院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增强企业活力的政策措施，有重点地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1991年5月30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的通知》。《通知》将这些政策措施归纳为以下的11项：（1）适当增加企业技术改造的投入；（2）酌情减少部分企业的指令性计划任务，扩大其产品自销权；（3）适当提高部分企业的折旧率，逐步完善折旧制度；（4）适当增加新产品开发基金；（5）补充一些企业的自有流动资金；（6）适当降低贷款利率；（7）给予部分企业外贸自主权；（8）进一步做好若干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双保”工作；（9）继续清理三角债；（10）选择100个左右大型企业集团分期分批进行试点；（11）切实减轻企业负担。9月23日，李鹏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加上一条，即：降低国营工业企业的所得税率至33%，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公平税负，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调整结构、提高效益既是治理整顿最后攻坚阶段的主要任务，同时也是超越了治理整顿阶段的一项较长远的战略目标。当治理整顿作为一个特定阶段结束之后，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仍然是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
治理整顿任务的基本完成
三年的治理整顿，扭转了原来呈现出“四过一乱”的经济形势，初步理顺了改革、稳定和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为国民经济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特别是为1992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治理整顿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基本恢复了正常的发展速度。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增长93%，治理整顿三年（1989年至1991年）平均增长6%；1991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4.77%，三年平均增长10.36%。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恢复到与当时经济条件相适应的正常发展水平。
第二，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的局面明显缓解，严贯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的控制。在治理整顿阶段，国务院及有关部门采取了经济和行政等方面的措施，实行信贷和货币“双紧”政策，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压缩投资规模，控制社会集团消费，有效地遏止了社会消费膨胀的趋势，促使供求关系趋于平衡。治理整顿的三年，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平均供需差率由1985年至1988年的11.8%，缩小列8%左右。商品零售物价指数由1988年的118.5逐步降至1989年的117.8、1990年的102.1和1991年的102.9。
第三，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得到整顿，经济秩序明显好转。经过清理整顿，党政机关所办的各种公司绝大多数已经撤销或同机关脱钩。一批在公司中兼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公司中退出。价格混乱现象也得到比较有效的治理。
第四，对外开放取得较大进展。1984年到1989年，我国进出口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的状况，1988年进出口总额为1027.9亿美元，逆差为77.6亿美元。在治理整顿中，我国顶住西方国家无理制裁的强大压力，坚持改革开放，对外贸易取得长足发展，1990年即扭转了对外贸易逆差的状况。199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3563亿美元，顺差达80.5亿美元。1989年至199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达318.02亿美元，是改革开放13年历史中利用外资额最多的一个阶段。
第五，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一定的成绩。在治理整顿期间，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产业部门均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而一直处于长线的加工工业则受到一定的限制，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得到改善。
1989年和1990年粮食生产都获得丰收，从而结束了农业生产从1985年到1988年连续四年徘徊的局面。1990年，农业总产值达7662.09亿元，比1989年增长7.6%；1991年，尽管遭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农业生产仍然获得较好收成，农业总产值达8157.03亿元，比1990年增长3.7%。
第六，在治理整顿期间，一些领域的改革得到新的进展。在治理整顿的三年时间里，虽然改革从总体上说放慢了步伐，但在某些领域改革仍然取得了新的进展，特别是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推动了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外贸管理体制、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并在金融、财税、社会保险、住房制度、医疗制度等方面开展了改革试点工作。
但是，治理整顿时期的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的任务，却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1991年9月23日，李鹏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一直强调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但实际收效不大。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都在增加。现在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不是速度上不去，而是效益提不高。在现有结构和企业经营机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已经不能带来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步增长。因此，在治理整顿阶段结束之后，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仍然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
尽管如此，以上几个方面的成效仍然说明，在我国改革第十年出现的严重的“四过一乱”的状况，经过治理整顿，已经从根本上扭转过来，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因此，1991年12月23日，在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从总体上来说，治理整顿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1992年3月20日，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告：“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表明，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可以如期结束。”
当然，在充分肯定治理整顿成效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治理整顿对于改革的负面影响。在治理整顿时期，虽然中央一直把深化改革和治理整顿放到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上，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初期，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央不得不把工作重点放到治理整顿方面，而改革的步伐则明显放慢，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暂时的徘徊或倒退。
这种暂时的徘徊或倒退，主要出现在对于计划体制的改革上。当时，为了迅速控制正在蔓延的混乱现象，将国民经济的运行纳入正常的轨道，中央不仅采取了各种经济措施，而且还过多地动用了行政的、强制性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计划体制时期的一套调控宏观经济的做法。在新的调控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以以往惯用的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来遏止混乱现象的蔓延，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也是唯一的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整顿初期改革的延缓、停滞乃至倒退，根本原因不在于治理整顿，而是此前没有处理好改革和稳定的关系，忽视环境治理，致使经济环境恶化。改革滞后现象到十三届五中全会后逐渐得到改变。
但是，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由乱到治的过程，却使一些人产生了一种误解：似乎“四过一乱”现象是由计划体制的削弱引起的，而恢复使用过去惯用的行政干预的手段并迅速产生效果，似乎也证明了还是计划经济具有较大的优越性。因此，在治理整顿时期，理论界在改革方向这个关键问题上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出现了改革的“市场取向”和“计划取向”之争。一些人主张放弃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个公式，在改革中加大计划经济的分量。这种认识，成为90年代初期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严重的思想理论障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事件和决策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