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2日，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
“邓小平回答了华莱士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统一、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这一消息，并配上了一幅邓小平接受华莱士采访的照片。
这份简短的报道在当时十分引人注目，又令人颇费猜侧。邓小平接见美国记者的情形如何？具体谈了些什么？有没有新的、惊人的东西出台？官方消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
职业的敏感使在京的外国记者纷纷出动，千方百计想早日搞到邓小平的谈话，无奈中国方面除了上述的报道外，不愿再披露更多一点的东西。不仅如此，有幸受到邓小平接见的华莱士，在完成了这次着名的采访后也守口如瓶。他遗憾地告诉记者们：“在这次与记者的谈话播出之前，我们不会透露任何内容。我相信你们能理解。”
华莱士主持的“六十分钟”节目固定在每星期天晚上播出，而邓小平接见美国记者这一天还是星期二，即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最快的速度把节目制作好，也只能在四天后9月7日晚与观众见面。在这之前，该公司自然不会泄露自己的独家新闻，而使星期天的节目失色几分。造成轰动效应，是新闻界苦心追求的目标。
但是，守口如瓶的华莱士难以抑制成功带来的冲动，他喜形于色地告诉同行们：邓小平在谈话时非常幽默，看起来“在休假后很健壮。”他还得意地透露说：邓小平在接受他的采访时，非常乐于提供消息。
中国方面沉默，美国方面的封锁消息，使这次采访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期待着星期天的来临。
果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负众望。9月7日晚，电视台播放了邓小平接受华莱士采访的全过程。当人们看到那张熟悉的东方人的面容在美国电视屏幕上谈笑风声时，都深深地叹服这位时代风云人物卓越的才能、超人的智慧。
美国轰动了。
世界轰动了。
一时间，几乎全球所有的新闻机构都以最快速度报道了邓小平同华莱士的谈话。许多电视台纷纷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求购买谈话的播放权。中国《人民日报》在9月8日和9月15日分两次刊登了邓小平谈话的详细内容。
在电视录像播放后的一周多时间里，邓小平谈话一直是世界舆论评论的中心话题。
华莱士在全球又制造了一股“邓小平热”。
一对一
现年68岁的华莱士出生在波士顿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他身材高大魁梧，仪表堂堂，有一种典型的西方记者的派头。青年的华莱士爱好广泛且多才多艺，但他最热爱的却要数新闻事业。他那英俊的相貌、翩翩的风度、漂亮的嗓音，也使他具备一个新闻工作者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大学二年级起，他便与新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后，他先后就职于密执安大学广播中心和底特律广播电台。1968年起，他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在他主持下，这个节目在竞争激烈的美国电视界享有极高的收视率，多次获得大奖。华莱士这个名字，也象“60分钟”一样，在美国家喻户晓，他也因此而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新闻记者。
18年来，华莱士倍尝了事业的艰辛与成功的欢乐。作为新闻节目的特派记者，他采访过“水门事件”、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他单独采访过的国际风云人物就有十多个：约翰逊、尼克松、里根、霍梅尼、萨达特、贝京、巴列维国王、指挥越南战争的威斯特摩兰将军……但是，无论是在逆境还是顺境，他始终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高度的职业责任心，向一个又一个的目标攀登。这一次，他把镜头对准了邓小平，决议要在他成功的道路上，再留下一个辉煌的足迹。
为了这次采访的成功，华莱士煞费苦心，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他仔细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邓小平的文字材料，其中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写的《在江西的日子里》一文，描述了邓小平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请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提供一些有关邓小平的革命经历和工作、生活方面的影视资料，如邓小平与刘伯承在解放战争中指挥战斗、邓小平在十二大等场面。根据电视的特点，他要求中国方面把采访地点定在中南海，而不是邓小平通常会见外宾的人民大会堂，以便让观众欣赏到富于中国传统的古建筑，也借此机会让人们一睹中国领导人日常办公的所在地。
9月2日清晨，秋高气爽、阳光明媚。10时许，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来到中南海岸边的紫光阁。
这位刚刚过了82岁生日的老人，依然步履稳健、精神饱满，双目炯炯有神。由于刚从北戴河度假归来，他脸上的皮肤被夏季的日光晒得黝黑——这是他经常在海边游泳的结果。也许是因为要拍电视的缘故，今天，他特意穿上了一套新制的十分合体的黑色中山服，脚上的皮鞋也被刷得锃亮显得整洁而朴素。
这位举世闻名的传奇人物一生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他在政治生活中的三蹶三起，经常成为作家笔下的题材。由他倡导、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短短的几年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使人们为之轰动、喝采。今年第一期美国《时代》周刊在包括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内的当代知名人士中，选出邓小平作为1985年新闻人物，从而使邓小平继1979年后，再度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这充分说明了邓小平从事的改革开放事业对中国乃至世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作为推进中国现阶段变革的主要人物，邓小平是许多中外记者渴望采访的对象。邓小平的所思所想所为，不仅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而且对研究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在要求邓小平接见的新闻记者名单上，早已排上了长长的队伍。这一次，邓小平终于接受了美国记者华莱士的采访要求，按他的说法，是想借这个机会同美国人民见见面，使美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了解中国。
此前，在邓小平所接见的无数外国记者中，谈话最长的是作风泼辣、提问尖锐的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对那次着名的谈话，世界舆论反应极好，认为邓小平向记者交了一份水平很高的答卷。事隔六年后的今天，他又将面对另一位不易对付的名记者的采访，而且是他从未经历过的一对一的电视采访。这无疑是对这位年事已高的老人智慧和精力的又一次更严格的考试。
邓小平同早早等候在阁内的华莱士握了握手。华莱士兴奋地说：“我把今天同你的交谈看成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象你这样的人物，我们记者不太容易得到专访的机会。”
邓小平微笑道：“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语调平缓稳重。
“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小时对您是有趣的。”华莱士又道。
“我这个人讲话比较随便。因为我讲的都是我愿意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在我们国内提倡少讲空话。”
邓小平坦率质朴的言语、平易近人的风度，使他同记者在正式提问开始前的谈话，就象老熟人之间的聊天，娓娓道来。
华莱士：“您有没有接受过一对一的电视采访？”
邓小平：“电视记者还没有。与外国记者谈得比较长的是意大利的法拉奇。”
华莱士：“我读了那篇谈话，感到非常有趣，法拉奇问了您不少很难答的问题。”
邓小平坦率地承认：“她考了我。我不知道她给我打了多少分。她是一个很不容易对付的人。”
华莱士不无自负地说：“是的。我采访过法拉奇。但我也问了一些她很难答的问题”。
把球踢给戈尔巴乔夫寒暄过后，华莱士拿出预备好的提问提纲，开始正式提问。三台摄像机在六名美国电视技术人员的操纵下开始转动。
华莱士首先从中苏关系人手：“你对最近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何看法？”
这是指当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国大门口的海参崴就苏联的亚洲太平洋政策发表的讲话。戈尔巴乔夫表示愿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改善关系。对于中国，他说，苏联愿意从阿富汗撤出八千军队，安排从中苏边界撤军，依照中国的意见谈判黑龙江边界。他还表示，苏联准备同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举行最严肃认真的会谈。当时，中国的反应是“有新意，将仔细研究”。现在，华莱士开门见山提出这一问题，实际上是要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的倡议作出中国的正式答复。
邓小平答道：“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了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样说明，苏联内部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华莱士问：“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没有。”
“您是否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
“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进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谈到这里，华莱士犯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差一点与这次采访中最有价值的新闻失之交臂。他本来应该接过邓小平的话。追问对方准备怎么与戈尔巴乔夫见面，在什么地方见面，可他却转而去谈：“越南人在今天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和中国谈判，以便结束中越之间的困难局面。”
这时，在电视监视器屏幕前“督战”的节目制作人，站起来皱了下眉头，对这一败笔感到焦虑。谈话在继续。邓小平说：“越南人这种表示至少有一百次了。我们也明确告诉他，前提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柬埔寨问题由柬埔寨四方面商量解决。”
华莱士说。“所以，就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举行最高级会晤来说，球在戈尔巴乔夫一边。”
“要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邓小平强调，“对这个问题，苏联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因为如果苏联不帮助越南，越南一天仗都打不了。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上迈的步子并不大。”
华莱士说：“看来，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关系比同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
邓小平说：“中国观察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的。”
幸好这时摄像机内的第一盘录相带用完了，在停机换带的间歇，节目制作人赶紧上前向华莱士献策。
第二盘相带开始转动后，华莱士立即补问道：“邓主任，刚才我的节目制作人要我再问一下邓主任是否愿意会见戈尔巴乔夫。”
这一问，引出了邓小平在这次采访中最精彩、后来被新闻界评述最多的一段谈话：
“我刚才说了，主要的是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就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我再说一次，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82了，我老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使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三大障碍主要是越南侵柬，因为中苏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不过方式是通过越南军队同中国对峙。”
邓小平关于中苏关系的谈话，显示了他作为一个老练的战略家所具备的机敏和胆识。中国最高领导人愿意前往苏联举行两国首脑会晤，这在双方关系破裂2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但邓小平在作这种表示时，并没有放弃中国一贯坚持的立场，即中苏关系正常化必须排除三大障碍：苏联在中苏边境驻扎重兵、出兵阿富汗、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苏向来对排除三大障碍表示拒绝，戈尔巴乔夫最近的讲话虽然在其中两大障碍上作了让步的姿态，但丝毫未提及柬埔寨问题，这表明苏联的亚洲战略并未改变，它决不会轻易放弃几经辛苦才在越南建立的海空军基地。而在中国看来，只要越南搞霸权，亚洲就永无宁日。所以，邓小平在谈话中紧紧抓住这一要害问题。强调把苏联敦促越南撤军作为中苏首脑会晤的先决条件，这在两国关系正常化时机尚未成熟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促使苏联在改善两国关系上拿出新的东西来。
法新社评论说：“戈尔巴乔夫通过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讲话取得了重要的几分，但是，80多岁的邓小平这次讲话却已把球挡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