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期间，毛主席还拜访了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宴请了一些外国人，并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除美国大使赫尔利之外，毛主席接触较多的是苏联大使彼德罗夫。毛主席说，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苏联，开始蒋介石以为中苏条约对我们不利，但后一感觉并不如此。不过，毛主席也流露出一些不满，说苏联使馆胆子小，请我们吃饭要走后门。此外，毛主席还会晤了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驻华使节，这些基本是礼节性的访问。当时，在外国人之中，毛主席十分注意做美国人的工作。例如，在八路军办事处，他曾请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吃饭，还抽空接见三个年轻的美国士兵。毛主席认为：美国政府对我们很坏，但是“美国广大人民对我们好”。
谈判期间，我们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可以说是两手对两手，一手和谈，一手武力，革命的两手对反革命的两手。毛主席身在重庆，仍肩负着指挥我军的重大责任。凡重要战略决策，延安都报请毛主席批准，各地军情也及时向他通报。谈判最后能取得一些有益的成果，一方面，是我党领导人在谈判桌上斗争艺术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是我军在战场上有力配合的结果。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同样得不到。
谈判一开始，蒋介石和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密令各战区印发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纂的《剿匪手册》，这说明蒋介石一直未放弃发动内战的打算。
不过，国共军事冲突首先还是围绕接收问题爆发出来的。双方都力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占领更大的地盘，用自己的力量填补日本失败后出现的真空。由于我党抗战时期坚持敌后斗争，抗战一结束，我军捷足先登，率先收复了许多战略要点，而国民党军队即使靠着美军现代化运输工具的帮助也还是姗姗来迟。国民党要进占大城市，要控制交通线；我党则要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阻止国民党向已被我解放的地区进攻。这就在全国广大地区造成了我方处于防御，而国方处于进攻的基本态势。这种军事斗争有两重意义：一个是为了在谈判中取得优势地位，另一个是谈判一旦失败，为打内战作准备。
谈判期间，我党在军事方面作出的最重要的战略决策就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个决策可以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前已指出，在东北建立根据地，是毛主席和我党其他领导同志反复考虑的问题。在七大，毛主席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不过，那时还很难预料将会出现怎样的具体情况。苏联出兵之后，在东北发展我党力量就成了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毛主席赴渝前夕，中央已决定立即派遣大批干部去东北，并尽快建立东北局；我军则进至察哈尔和热河两省，东北可去则去，如苏方一时不允许，就在热河发展，伺机进入。当时，党中央的估计是，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的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同情，加上国民党接收东北尚有很多困难，我党有很好的机会争取热、察和东北各省。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这个估计是正确的。由于美苏矛盾的增加，苏联对国民党的态度也变得比较强硬，不允许由美舰运送的国民党军队在大连、营口等地登陆，这就为我党向东北发展提供了便利。毛主席在渝期间，党中央在少奇同志主持下，积极调兵遣将，赶赴东北开辟工作。9月17日，中央致电赴渝谈判代表团，明确提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两天后，毛主席回电表示“完全同意”。这样，这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就最后确定下来。谈判期间，国共双方并没有就东北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不过，周恩来同志曾明确向国方提出，我党应参加东北行政组织。尽管国方置之不理，但几个月后，蒋介石就再也无法回避我党在东北已形成强大力量的这个现实。
谈判期间，我军与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是上党战役。上党是指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属于我晋冀鲁豫解放区。8月下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上党地区进犯。毛主席赴渝前夕，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我太行军区集结主力部队，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军和向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顽军。在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的指挥下，从9月初开始，经过40多天的战斗，共歼敌35000余人，俘获一批敌伪高级军官，大体消灭了阎锡山部主力。这一仗加强了我党在谈判中的地位，完全贯彻了毛主席在有把握道情况下打几个大胜仗以支援谈判的精神。在重庆，毛主席听到上党大捷的消息后，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当上党战役胜负已成定局的时候，重庆谈判也恰好进入尾声。
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个历史性文件也常被称作“双十协定”。
返回延安
毛主席原来准备在会谈纪要签署前夕返回延安，因蒋介石请人挽留过他过双十节，所以又住了两天才离开重庆。返延前，毛主席与蒋介石又见了几面，并作了两次长谈。据毛主席说，蒋介石总要找我长谈，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还说，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指蒋和毛）都是五六十岁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毛主席向他谈起土地革命。蒋说，很好，将来这些事情都给你们来办。然后，他又说了一段“肺腑之言”：共产党最好不搞军队，如你们专在政治上竞争，那你们就可以被接受。毛主席回答，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应变为国防军，只为国防服务，不为党派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毛主席还告诉蒋介石，解放区的努力应该承认，应该帮助。最后，蒋介石面带悲观的神气说，这次没有解决好。毛主席回答，很有收获，主要是方针，确定了和平建国的路线，我们拥护。
通过在重庆的一段接触，毛主席回到延安后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只有我们有路线，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但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之心厉害得很。但他们给不出和平，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那时，毛主席确实有一种乐观情绪。
前些年，台湾方面公布了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所写的几篇日记，其中包括他与毛主席谈话的一些情况。据蒋介石说，谈话的内容主要是讨论了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大会召开的日期和解放区问题。毛主席提出，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蒋则表示，如政协会议能在本月底召开，则国民大会可考虑改期召开。关于解放区问题，蒋介石一口咬定：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在这些日记中，蒋介石照旧使用“共匪”之类的字眼以及一些恶毒的词句来称呼、咒骂我们党，并“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可见，蒋介石当时对毛主席说的一些话是非常虚伪的，他两面派搞得很厉害，气量也狭小得很。
10月11日，上午9时45分，毛主席偕若飞同志在张治中陪同下离开重庆。下午抵达延安时，受到党政军民两万多人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在机场作了简短的讲话，说明这次谈判已得到初步结果，虽然前面还有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当晚，毛主席和王若飞同志向政治局作了全面汇报。毛主席说：重庆会谈发表公报十二条，这个会议纪要是蒋介石的提议，恩来同志起草，根据国方意见略有修改。其中，国民大会与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对我们重要的是和平与解放区。蒋介石主张不给省，省以下可以；我们乃提出维持现状，将来解决。毛主席说：这个东西，第一个好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然后，毛主席和若飞同志介绍了谈判经过、国方动向以及各方人士对谈判的态度反应。最后，毛主席请政治局作出决议，追认会谈纪要。
第二天，毛主席草拟并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双十协定后我党任务与方针的指示》。在这份指示中，毛主席向全党说明了《双十协定》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同时强调，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特别是由于解放区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全面的和平建国局面还不能出现；为此，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我党在东北地区一切照既定计划执行。毛主席还解释了我方答应退出江南八个解放区，是因为在和平局面下这些地区不可能保持。
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发生的头等大事，它承前启后，对未来具有决定意义。当时，中国人民对国共两党的谈判是寄予无限希望的，希望中国能由此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毛主席返回延安之后，国共谈判仍在继续。经过一个边谈边打的阶段，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召开了，中国的大地又一次露出和平的曙光；但几个月以后，大规模的内战还是爆发了。半个世纪之后，当我们回顾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安留下的印迹似乎只有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历史人物的会面。然而，我们不应忘记的是：一方面，毛主席和我们党当时确曾为在中国实现和平民主作出了重大努力，重庆谈判确曾为中国的和平与统一提供了一次可贵的机会；另一方面，通过这次谈判，我们党不仅保卫了八年抗战取得的成果，而且在政治上取得了有利地位，这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胡乔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