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波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从1977年起一直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以前虽然也写点文章，但对怎样做研究，还缺乏明确的学术意识及方法。
1993年，我考入武汉大学师从陆耀东先生攻读博士，在导师的教诲下，对怎样做现代文学研究，才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导师对我的第一个教导是：要研究“大家”，即对文学史上第一流的作家如鲁迅等要下功夫钻研。
我以前写文章多凭兴趣，80年代对戏剧尤其是曹禺有点心得，写过几篇文章，但并没有对整个现代文学作广泛而深入的钻研。特别对于鲁迅研究，觉得高不可攀，有那么多学者作出了那么好的成果，我感觉这辈子也没法对鲁迅研究发言。考博士复试时我抽的一个考题是“鲁迅前后期的文艺思想”，导师对我的回答不满意，看出我的学术积累不厚实，走的是“偏锋”。要求我重新读鲁迅，阅读鲁迅研究的材料。
在导师看来，“大家”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高水平的代表，只有进入他的情感和文本，才能进入那个特定的文学时空，领略经典的意味。鲁迅研究中的问题和课题，也是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和课题。比如鲁迅的人生困境、思想价值观的选择，审美风格的凝成，几乎是很多现代作家的共性。读懂了鲁迅，就认识了一大片作家，进入了那个时代我们民族的心灵世界。“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只有对鲁迅研究中的一些难题进行钻研和突破，才能达到学术界的较高水准，从而解决其它的学术问题。既使不专门研究鲁迅，但对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鲁迅研究是入门的功夫，也是最高的功夫，虽然修为在个人，但不可不修炼。
我就是在导师的启发下，重新阅读鲁迅的全部文本，包括日记和书信，并且爬梳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在90年代中期和2005年，我对自己所教的本科生课程和研究生课程的鲁迅讲稿进行过两次大的修改。至今虽然没有在鲁迅研究方面有什么成果，但已经熟悉和吸收了研究界的最新成果。在我看来，鲁迅阐释有三种范式：启蒙的、革命的、解构的。鲁迅的思想与情感是复调的，主要的审美形态是表现毁灭和荒诞的现代悲剧。重要的是，钻研鲁迅使我的学术眼光有了长进，能较快较准地进入学术界的前沿话题，带动我的现代文学研究。我的博士论文是讲现代文学史有启蒙、革命、守成等三种审美形态的，鲁迅是启蒙形态的最高代表。如果没有对鲁迅及鲁迅研究的钻研，根本无法形成基本观点。我现在体会到，文学史研究千万不能“偏居一偶”，要以“大家”作为自己的基本功。
导师对我的第二个教导是：要“搞材料”，把现代文学作为历史来研究。
我的中文本科读的是师范，读硕士也在师范，加上多年在师范教学，所谓师范的传统根深蒂固，即重视文学作品的感悟和阐释，课堂上的主要功夫是分析文本，对于文学思潮、运动就相对忽视一些。所以对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学特征的认识，我最初是没有的。80年代写的几篇文章，都是单纯的文本分析。
上武大以后，导师对我说：你的那几篇写曹禺的文章，用了一点理论，如心理学的、文化的，加上你的个人感悟，属于文学欣赏与批评，虽然日本和新加坡的学者表扬了你，但在我看来，还不属于文学史研究，缺乏历史意识。你以后要学会搞材料，把现代文学作为历史来研究。导师还说：能用理论分析现象，当然也可以，但如果能通过历史材料的积累，发现总结出新的理论或规律来，那才是更高的学问。导师还把他积累的新诗材料给我看，有印刷的，有些已经发黄，翻动一下似乎就会破碎。还有手抄的，导师自己装的封面。其中有浆糊贴的，也有用针线钉的。还说自己的最大愿望就是写一部新诗的历史。我当时感觉如梦初醒。从此对现代文学研究的观念发生了改变。
我曾经对自己在课堂上能充满激情与理性的分析文本而沾沾自喜，师从陆先生以后，我才感觉先生用历史材料说话，史实多于判断，叙述胜过阐释才是搞历史学的正宗风范，才意识到自己的幼稚和不规范。在导师的督促下，我开始训练翻原始刊物、查历史线索、对比不同版本等历史学的入门功夫。我的博士论文就跳出了作家论的模式，尝试梳理和思考文学史问题。
我体会先生这方面的思想，可能包含了以下一些内容：第一，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具有审美与历史的双重内涵，不能只搞文学评论而忽视史学研究。第二，从事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除了基本的理论阐释以外，应该在整体上下功夫，广泛的阅读文本和历史材料，用文学史史实说话。第三，用历史的眼光评价文学史上诸多现象，一切都是历史的，要在比较中定性定位。第四，历史没有固定的客观不变的真理性规律。第五，表达历史的最好方式是“叙述”。
先生有一次跟我谈“历史感”问题。他说研究文学史时间长了就会对历史有一种感觉。我体会这里说的“历史感”，不是条分缕析的理性评价，也不是精确的史料考证。是指对文学现象接触时，立马作出的审美与历史判断。它超越了纯粹的感性和理性，在一瞬间对事物作出历史定性。这种历史感，要形成学术思想，还需要精确的论证过程。但如果没有这种历史感，对历史则茫无头绪，缺乏穿透力和准确性。它相当于文艺创作所说的灵感。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遇到问题，几乎是直觉的运用一定的历史观和方法对问题作出迅速的反应。有时来不及清理思路、寻找论证材料，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问题的基本判断，而且这种第一感觉往往奇准，直达事物精髓。这是一种专业习惯，一种很高的学术境界。
导师对我的第三个教导是：要设计好自己的研究“阶段”，争取在每个阶段都有学术进步。
记得当年我一入学，导师就说：你尽快把曹禺的书弄出来，博士论文不能再搞曹禺，最好是戏剧也不要搞，要改换熟悉的路子。他还列举了当时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些现象启发我：有些人老搞一些同水平的研究，看起来成果不少，但在质量上没有进步，太功利了。这也是懒惰和平庸，没出息。我在导师的严格要求下，从作家论、戏剧转向了文学史整体研究。这对我来说是有难度的，这个艰难的转向至今尚未完全实现。但我非常感谢导师的这道“鞭影”，而且希望这道鞭影能伴我终生。
我体会导师所说的阶段的变换，就是一种研究的升级，即每一个研究都要求在学术水平上有所提升，不能低水平重复。这里讲的水平，包含了几个层面的研究内容：课题选定、理论关照、材料积累、方法运用、表达的文体与语言等。也就是说每一个课题最好在以上某些方面要有所进步，不能原地踏步。考察学术史上的一些大学者，都是一部一上台阶。这对普通的研究者来说，是很高的学术要求。不仅是学术水平的升级，而且是学术人格的检验。因为对一个普通的研究者来讲，只要有一个阶段的成功，就足以解决了安身立命的问题了。只有视学术为生命的价值，愿为此献身，才会这样理想化的“苛求”。当然，老在一个地方不断地开掘，深挖一口井，不断地向深处进发，也是一种学术升级。可我体会导师所说的阶段，偏向空间的拓展，正如旅游者的朝山，每提升一步就风光无限。
以我的研究来讲，第一阶段搞曹禺研究，走的是作家论的路子，而且偏向戏剧文本阐释，所需要的是戏剧理论、文化与心理学的借用。如果再搞戏剧，理论几乎无须再学习，读一下新的戏剧文本就可以了。再搞一个戏剧作家研究，材料积累、理论借用所化的功夫都不大。但如果转向文学史研究，首先就是材料的积累，还有理论储备的更新，方法也会随着研究对象的改变而有所换新。而导师对我的要求是博士要“博”一点，不能做守着“一亩三分地”的农民。我体会导师对我提这样的要求，绝不是要我见异思迁，浅尝辄止，而是看出我的学术积累太少，促使我改换知识结构，不断提高研究质量。如果文学史研究这一阶段能完成的话，我下一步还想向研究史靠拢。我现在给研究生开的“文学史论”课就是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
令我惭愧的是，自己先天有限，加上勤奋努力不够，辜负了导师对我的期望，至今成果有限。但作为陆门弟子，当以先生为楷模，生命不息，研究不止。既使自己此生做不出什么研究成果，也要将导师的学术精神与经验传与后来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