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言直谏关心民瘼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祖先是邠（bīn）州（今陕西彬县）人，以后迁到江苏吴县（今江苏吴县）定居。他生父范墉（yōnɡ），在宋太宗端拱初年作过武宁军（今徐州）节度掌书记，端拱二年（989年）范仲淹出生在徐州。他两岁时父亲去世，以后家境日益贫困，无法维持生活，母亲谢氏不得不带着范仲淹改嫁到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县）姓朱的家里。范仲淹从此改姓朱，起名说。
范仲淹在朱家逐渐长大成人，他从小就有志向操守，刻苦好学。二十一岁时就读于淄州长白山麓醴（lùlǐ）悄寺，寒寺孤独，环境特别艰苦，每天以粥和咸菜度日。范仲淹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用在读书上，学业进步很快。二十三岁时，范仲淹得知母亲改嫁朱家的身世，就感伤地挥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朱家，去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书院求学。
应天府书院，是宋朝著名书院之一。原先是著名儒士戚同文讲学的地方，真宗大中祥符初年，应天府富户曹诚在其地修建学舍一百五十间，聚书一千五百余卷，朝廷赐额曰“应天府书院”。书院广招学生，延师讲授，学习气氛非常浓厚。范仲淹进入书院以后，不分昼夜地苦读，感觉疲倦了，就用冷水浇头，提起精神再读。有一次真宗朝拜毫州太清宫时路过，南京同窗都争着出去看皇帝，但范仲淹不为所动，依然全神贯注地读书。他在书院以粥度日，生活极为艰难，一位同学深感同情，给他带来一些好的饭菜，但范仲淹却婉言谢绝。说自己安于食粥已经很久了，若今天享受这样的丰盛饭菜，恐怕以后喝不下粥了。范仲淹忍受着别人不能忍受的穷苦生活，却以读书作为最高的乐趣。寒窗五载苦读，使自己成为精通《六经》、善诗文、有志于报国的人才。
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以其渊博的学识，一举及第，这年他正好二十七岁。中举后，朝廷授他广德军司理参军，不久改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范仲淹做官以后，便把老母接来赡养，同时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
真宗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又被调任泰州西溪镇盐仓作盐税官，两年后，晋升为大理寺丞。此时，他因母亲病逝而离职服丧。第二年，晏殊主管应天府时，听到范仲淹的名声，推荐他为秘阁校理。
乾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年仅十三岁的仁宗即位，因不能亲政，便由刘太后垂帘决事，刘太后于是独揽大权。到了天圣七年（1029），仁宗本来可以亲政了，但刘太后仍然把皇帝当成傀儡，还准备在这一年的六十一岁寿辰接受朝拜大礼时，由仁宗亲率文武百官为刘太后上寿。范仲淹上疏着重论述了对这件事的看法，并且说：“在内宫侍奉亲人长辈，自当用家人的礼节，现在却让皇上与百官排在一起，向南朝拜太后，这种礼仪不能成为后世的礼法。”而且还上疏请刘太后把朝政大权交还仁宗，但没有得到答复。范仲淹出任官职是由于晏殊的举荐，晏殊被范仲淹的这种大胆举动吓坏了，怕他惹出是非牵连到自己，因而斥责范仲淹自大妄为。范仲淹很严肃地对晏殊说：“我担任这种职务，经常担心自己没有尽到职务，给知心朋友丢脸。不想今天反因忠直在此得罪您。”晏殊不作声。接着范仲淹又给晏殊写去一封信，申述了自己犯颜直谏的道理，晏殊感到羞愧，向范仲淹道歉。范仲淹也确实因此得罪了刘太后，任官职不到一年便被贬为河州府通判，同僚好友在都门为他饯（jiàn）行时赞扬道：“此行极为光荣。”
仁宗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去，范仲淹被召回京担任了右司谏。但到了年底又因进谏阻仁宗废郭皇后而被贬知睦州。同僚朋友在长亭为他饯行时又赞扬道：“此行尤其光荣。”第二年范仲淹又迁至苏州。
最祐二年（公元1035年）范仲淹被召回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在这段时间里，他与权相吕夷简发生了一连串的冲突。
仁宗亲政后，吕夷简继续为相，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对吕夷简擅权专事、玩弄权术、拉拢私人、排斥异己的作法极看不惯，在郭皇后的废立问题上就曾和吕夷简展开过斗争。吕夷简因与郭皇后有过私怨，他利用郭皇后失宠的机会，怂恿怂恿（sǒnɡyǒnɡ）：鼓动别人去做（某事）。
仁宗废掉郭皇后。范仲淹上疏认为不能这样做，但废后一事已成定议。吕夷简便命令下属不得接受有关讨论废后之事的奏疏。范仲淹见状，便率领御史和谏官到垂拱门前，伏奏皇后不当废。然后他又面对面地和吕夷简展开了激烈辩论。第二天，范仲淹等人准备在殿廷上再与吕夷简展开论争，然而，就在范仲淹等人到待漏院时，皇帝就传下诏旨，贬范仲淹知睦州。范仲淹这次还朝，吕夷简暗中曾派人警告范仲淹，说他现在是待制侍臣，不是官了，不必对朝政妄加讨论。范仲淹表示议论朝政是侍臣份内的事，今后更要恪尽职守。吕夷简得知范仲淹不接受警告，便叫他去做权知开封府事。开封府是京城所在地，也是最难治理的地方。吕夷简的目的是这样可让范仲淹事务缠身，无暇议论朝政。如果一有失误，立即免职除官。然而范仲淹到开封府后，整治有方，兴革有序，只个把月时间就把京城治理得井井有条。
吕夷简当宰辅时，重用和提拔的官员多是他的亲信。因而吏治腐败透顶。范仲淹对此极不满意。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绘制了一幅《百官图》，进献给仁宗，指着图中升调次序说：“这样是按次序的升迁，那样是不合次序的提拔；这样进用是公道，那样升迁是私意。况且提拔和斥退皇帝身边的近臣，凡是超过制度规定的，不应当全部都委托给宰相处置。”范仲淹这些无情的揭露，使吕夷简大为恼恨，便向仁宗控告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对吕夷简加给他的罪名，据理力辩，一一驳回。但仁宗还是偏听了吕夷简的诬蔑（wūmiè），把范仲淹贬出知饶州。范仲淹的才干和胆识深得朝中一些大臣的赞赏，因此范仲淹这次被贬，在朝中引起强烈反响。密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诛、馆阁校勘欧阳修等都出来为范仲淹说话。亲朋好友这次为他在郊外饯行时赞扬道：“此行特别光荣。”范仲淹笑着回答说：“仲淹前后已经光荣三次了。”以后他又徙知润州、载州。
在这为官十多年间，范仲淹三上三下，相当部分时间是在地方官的任职上度过的。他关心民间疾苦，为民排水患、修水利、开仓赈灾，作了许多益于国计民生的事，政绩卓越。
范仲淹出任泰州西溪镇盐仓监官时，黄海海堤久废不治，不仅良田时被海涛冲毁，而且村舍也频遭破坏，人畜也有死伤。范仲淹毅然超越职权上书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请求修复海堤。张给对范仲淹建议极为赞同，便奏请以范仲淹知兴化县，主持修复海堤全部工程。有人对修复海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修复海堤只能防堤外海浪之灾，却不能排堤内积水之患，是得不偿失的举措，但张纶坚持认为修复海堤利大于弊。仁宗天圣元年（1023）由范仲淹主持，这项工程开始了。但动工不久，天降特大雨雪，海面上惊涛骇浪，很多民工散失，百余人死亡，工程遭到严重破坏。反对者趁此机会旧调重弹，继续反对修复海堤，朝廷也派人下来检查要停罢这项工程。修复海堤的工程面临流产。朝廷诏令淮南转运使胡令仪与范仲淹讨论这项工程能否继续进行，范仲淹力主继续动工，胡令仪也很支持范仲淹意见。最终这项工程没有停歇，在工程进行中，范仲淹虽因母丧而离去．但他歇工期间却时时刻刻关注着工程的进度，他曾给张纶写信。反复申述修复海堤的好处，坚定张纶的信心。张纶接替范仲淹主持全部工程，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共修复海堤180里，防止了海潮的严重灾害，使流亡于外地的2600余户人家重返家园，当地百姓非常感念张纶、范仲淹的恩德，为二人建立祠堂，海堤名为“范公堤”。
明道二年（1033），江南路、淮南路和京东广大地区发生严重虫灾和旱灾，范仲淹奏请朝廷，派遣使臣前往灾区视察以便及时解救，但未有下令。范仲淹对朝廷这种漠视民间疾苦的行径极为气愤，他找了一个机会请问仁宗：“宫中如果有半天吃不上饭，陛下应当如何？如今几个州县没有饭吃，怎么可以置之不理？”这几句话触动了仁宗，使仁宗很难过，便派范仲淹到江淮灾区慰问。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zhèn）济灾民，使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姓得以活命。同时，禁止百姓搞荒唐的祭祀活动。他还奏请朝廷减免灾区丁口盐钱。他回到朝廷时，把饥民所食的乌味草进献给仁宗，使仁宗体察民间疾苦，力戒奢侈之心。
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知苏州，正赶上暴雨成灾，苏州靠近太湖，地势低洼，积水至秋不退，民田水淹无法耕种，范仲淹急百姓之所急，不顾各种阻力，招募大量民工疏通五条河，引导太湖水注入大海，从而使苏州地区，甚至太湖周围地区解除了水涝的威胁，保障了农业生产。
军中一范惊敌度胆
仁宗宝元元年（1038），宋与西夏之间出现紧张的局势。
这年的十月，西夏党项族首领赵元昊（hào）自立称帝，国号大夏。这表明赵元昊主动脱离了与宋朝的臣属关系，双方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宋朝群臣对赵元昊的突然称帝，非常愤慨。大多数朝臣主张出师征讨，认为小小赵元昊，只要宋军一到，顷刻就可消灭。但是谏官吴育对当时宋、夏军事力量的对比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不主张出师；著作廊通判睦州张方平也对出兵表示不乐观。然而宰相张士逊对吴育等人的意见不予理睬，他力主兴师问罪。仁宗也倾向张士逊的主张。宝元二年（103）六月，仁宗下诏剥夺了赵元昊的官爵，断绝双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并在边地张榜悬赏，允诺凡能擒斩赵元昊的人可授与定难军节度使的官职。宋夏双方箭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为适应打仗的需求，宋在西北边境调整了军事部署，任命夏竦（sǒnɡ）知泾州，并主管径原路军事；范雍知延州，并负责鄜（fū）延路军务。范雍是一个懦弱的人，康定元年（1040）正月，当赵元昊率军队进攻延州时，负责延州防务的范雍吓得不敢出战，紧闭城门祈求神佛保佑。他所调遣的援军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也遭到夏军伏兵阻击，伤亡惨重并遭大败。幸亏当时天降大雪，夏军撤离，延州才得以避免陷入夏军之击的厄运。仁宗为惩处三川口大败，贬了范雍的官，同年二月任命韩倚为陕西安抚使；在韩倚的推荐下，同年四月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都转运使，从南方的越州调往西北。
同年五月，仁宗又任命韩倚与范仲淹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管勾都部署司事，为夏竦作副手。夏、韩、范三人在对夏攻防方面所持的策略是不尽相同的。范仲淹战略思想是侧重于守，他认为当时边塞的战备状况比内地要强得多，如果赵元昊率军深入，乘关中的空虚，东阻潼关，再隔两州贡赋，这可就危险了。
基于以防守为主的战略思想，范仲淹反对五路进讨的方针，他认为，目前兵力薄弱，没有取胜的希望，大军一旦进入沙漠，运送给养的车辆行进必定困难，而敌人的骑兵轻捷，可以前后夹击；如果再加上一旦打败仗，前进不得，休息也不得，即便要喝水也要发生困难。
韩琦与范仲淹对防守的策略截然相反，他积极主张向西夏进攻，认为赵元昊虽占据了几个州的地方，但精兵也不过四五万，其他都是老弱妇女，宋军屯有二十万重兵，若一味坚守界壕（háo），不敢攻击敌人，这是自古没有的懦弱，如果长期守下去，第一可能丧失士气，第二会给国家财政增加更大困难。韩琦坚决主张应迅速进军，速战速决。
夏竦的意见是倾向以防为主，但他认为应该服从朝廷的命令。
这时朝廷上宰相是吕夷简。吕夷简主张向西夏进攻，多数朝臣也附和吕夷简的意见，仁宗也认为防守耗费时日太久，而屯兵运粮，费用太大，会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困难，因而决定采用韩琦进攻之策。他命令韩琦和范仲淹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出兵。但范仲淹坚持前议，反对出兵，他上疏仁宗，说正月起兵，正是塞外最寒冷的季节，大量军马粮草在这个时候进入山川险阻的地方，容易被夏军劫夺、击败，倘宋军的主要部队有失误，那就不仅仅是边患问题了，而是关系到朝廷的安危。主帅夏竦遵照皇帝的命令派尹诛到延州说：“范仲淹不如韩琦。韩琦曾经说‘用兵先要将胜负置之度外！’”范仲淹反驳说：“大军一动，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性命，怎么能置之度外呢？”
庆历元年（1041）二月，韩琦得知赵元昊将进攻渭州，便召开将领会议，决定全面出兵，同时又临时招募勇士18000人，全部交给环庆副部署任福指挥。韩琦还为任福制定了进攻路线，要他绕到夏军背后伏击其归路。但任福及其下属将领为夏军佯（yánɡ）败的假象所引诱，脱离了原来的行军路线，越追越远，当大军行至六盘山下好水川时，夏军突然伏兵四起，鼓声大作，宋军完全陷入包围之中，虽然奋力拼杀，但因寡不敌众，6000多名军士战死，任福等许多将领阵亡。这一惨败虽与任福的轻敌冒进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作为主帅的韩琦没有客观分析宋夏军事实力，冒然向夏进攻。宋军战败后，一路上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儿女，手捧死者的旧衣和纸钱，伏在韩琦马前嚎陶大哭，韩琦也泪流满面地勒住马，不能前进。范仲淹听到战败消息，连连叹息。
好水川战役的失败，证明进攻的策略是错误的，同时也证明范仲淹以防守为主的策略是正确的。韩琦从血的事实中吸取了教训，仁宗手下宰相吕夷简也开始认识到范仲淹的防守之策应该采纳，宋王朝上下统一了认识，这表明宋朝对夏战略的重要转变。
对夏战略统一后，韩琦因好水川之败，于庆历元年（1041）四月被贬知泰州，范仲淹也因擅自与赵元昊通信劝其罢兵，并焚毁了西夏复信，被贬知耀州。但边事统帅夏竦与新派来的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陈执中不和，夏、陈两人都上表请求解除兵权，十月同时被罢官去职。朝廷又重起用韩琦、范仲淹。庆历二年（1042）十月，仁宗任命范仲淹为环庆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付使，掌握该路军事，以韩倚、王沿、庞籍分掌秦风路、径原路、鄜延路军事，此次仁宗给予他们较大的军事权力，范仲淹从此更可以充分施展他的军事才能了。
范仲淹对夏战略也并不是一味的防守，他向朝廷提出在守策之外，也要积极进攻，但在进攻时，只能是攻其近地，不能冒然深入敌方。他的作战方针是取下一处城寨，再准备攻打另一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步步为营：军队前进一程就设置一道营垒。后形容防务严密，节节推进。也泛指行动谨慎而周密。
。他认为这种作战方针，比之朝取暮失，更为稳妥。
基于这样的战略思想，范仲淹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