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历史的长河行走，问问那些生者死者，看过多少风帆漂过，看过多少桅杆半路夭折。为历史、为国家、为人类奋斗的人何其多，为一切可被重视的事物忧愁的人又何其多。忧患就像是长伴人类的伙伴，在人们不知往哪里前行的时候，在人们沉溺于自身所创造的辉煌和胜利的时候，用严酷的现实警醒着人们，前方的路是对还是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世间的事物变幻莫测，中国人自古以来常思危难，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桅杆夭折”。如果这种忧患意识能继续传承，在面临难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快地找到自己前行的方向。
盛衰时刻，知识分子的守望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茫茫昏黄的天地间山水相接，日月星辰升起复落，如此循环往复，暑往寒来，生生不息。杞国有这么一个人，见天空雷电作响，黑云压顶，不由得担心，终有一天会天塌地陷，生命夭折。如此忧心，常使杞人不能安眠，最后抑郁而死。然而，天是否真的会塌呢？当然不会。杞人忧天忧得可笑。但蓦然回首，再看江畔人家，多少文人武者立于岸头长吁短叹、忧国忧民，未尝不叫人感到悲伤。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千古以来，忧国忧民且以特有描写手法抒发自己忧患之情的，当以屈原为最。当楚国面临衰败及被秦国蚕食时，屈原欲以改革力挽狂澜，却不幸遭小人算计，被流放至汨罗江畔。他所做的每一首辞，几乎都以“恐”、“伤”、“哀”等字眼表达忧愤之情。结果，终不出他所料，楚国主动向秦国示好，却没有看清秦的虎狼之心，最后秦国大将军白起挥师攻来，郢都失陷，楚民死伤无数。看到这样的场景，屈原万念俱灰，唯有投江以辞天下。
数百年后，贾谊被贬长沙，来到汨罗江畔，忍不住发出了同样的哀叹：屈原你死得冤枉，没人重用你，不懂欣赏你，我也是一样啊！贾谊正逢汉代初期，生活条件自然比屈原要好得多，然而，国家正逢由战乱到复兴的阶段，他本想一展长才，但无奈遭人妒忌，不被统治者重用，被贬谪到长沙。古代身处中原之地者皆认为长沙是荒僻之地，被贬至此处，贾谊不免心情忧郁，感怀当年屈原也被流放这里，如今自己也遭谪遣，相似的境遇，相似的情感，让贾谊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吊屈原赋》。贾谊纵使伤悲，仍对国家的未来抱有巨大的希望。他在《过秦论》当中批判了当年的秦国之所以会灭亡，是因为暴政和不知思危。他发出了“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的口号，认为“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只有居安思危，以史为鉴，才能令国家政治清明。
忽而辗转，千年已过，在湖南湖北交界的洞庭湖畔，范仲淹缓步登上岳阳楼举目眺望，只见细雨霏霏中的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郁结之心豁然开朗，他不禁高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此胸怀，如此发自肺腑的忧乐之情，瞬间升华了古人千年的忧患思想。发聋振聩，耀古烁今，意境深远。
忧患意识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对百姓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品格。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往往愈显强烈；而在天下安泰、民富国强的太平盛世，他们的忧患意识也不会消失，正像孟子所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太平盛世抱持忧患态度，正是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孟子以为自古失国之主、亡国之君，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国家不能长治久安。纵观中国历史，曾有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繁荣美好时期，但接下来却常伴危机、衰退、灾难以至朝代的灭亡。如此巨大的变化，不能完全归咎于统治者个人因素，也与那些本应努力经营国家的臣子陶醉于一时的繁荣稳定，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相关。于是，古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下了以下结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
几千年来上至《周易》，下至近代图强人士，皆言忧患之诗词，多在灾变之际言图强。孟子说，承担大任者必然要多苦多愁多磨难，才能变为强者，而忧患意识正有“力求克服重重苦难，理想可以实现”的含义。忧患意识最早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动力而存在，在商周之际即有，后来被各家学说所引荐，儒家则成为集大成者。继而，忧患意识追随儒家文化在中华文明的演进而发展，成为文人革命、武人护国的不竭动力，并渗透国家社稷的各个方面，最后成为国家在灾变中图强的精神动力。
人处逆境之中，可以明智；处顺境之中，刀光剑影立于前犹不自知。提倡今人保有忧患意识，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像晴天带伞一样，防雨在先，毕竟风云莫测，天气无常。实在不下雨，伞用来遮阳也好，同样对自身大有裨益。
最大的灾难是忽视灾难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鱼儿游于江河湖海，各按其生存规则往来于水流之中，看似逍遥自在，但子非鱼，安知鱼之愁？
很久以前，欧洲人就喜爱鲱鱼，鲱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沙丁鱼。大概五六百年前，荷兰人和英国人都是以捕食沙丁鱼为生的。渔民们出海捕鱼常常需要几天时间，而捕获的沙丁鱼在回航时，安逸地待在网里，懒得动弹，最后大多死去。但是，只有活的沙丁鱼才能卖出好价钱。让沙丁鱼存活下来成了渔民们追求的目标。一天，一位渔夫不小心把一条鲶鱼掉在沙丁鱼的鱼槽里，当他回到陆地上时却发现，沙丁鱼都活下来了。原来，鲶鱼进入沙丁鱼槽后，由于环境陌生，就四处游动。而大量沙丁鱼发现多了一个食肉的异己鱼种，也紧张起来，就加速游动，因此槽内所有的鱼上下浮动，水面不断波动使大量的空气溶入水中，鱼不再因缺氧窒息而亡。渔夫发现了这个奥秘以后，带回来的沙丁鱼都可以存活。欧洲人把这种现象叫做鲶鱼效应。
沙丁鱼因安逸而亡，因紧张而生，虽出于动物的本能，却也是因为有了忧患感。荷兰人每年捕捞生于北海的沙丁鱼，一为自给，二为远销欧洲。大部分荷兰人以此赚钱致富，沙丁鱼对于他们来说太重要了。但沙丁鱼并非荷兰独有，英格兰人、苏格兰人以及北欧丹麦人、挪威人等，都靠沙丁鱼而活。在这片海域上，荷兰的渔船在与其他国家的渔船和海盗船周旋过程中，死伤无数。面临如此多的威胁，荷兰人几经思量，寻找赚钱之道。终于，一个叫威廉姆·伯克尔斯宗的渔民发明了一刀去除鱼肠的方法，从此在销售鱼类的效率上，荷兰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最终，沙丁鱼促进了荷兰商贸业发展。荷兰人为了销售沙丁鱼，南下到许多国家沿途兜售，从一介“行脚商”变成了海上经商的大商家，最终崛起，成为海上大国。
沙丁鱼因为有了其他鱼类与其竞争，所以活下来。荷兰人的忧患意识和其兴起，与沙丁鱼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如今，沙丁鱼的形象在荷兰的建筑物上随处可见，足以证明沙丁鱼对荷兰人有多重要。《菜根谭》中的一句话，刚好可以形容荷兰人：“居逆境中，周身皆针砭药石，砥节砺行而不觉；处顺境中，眼前尽兵刃戈矛，销膏靡骨而不知。”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早已有之，传承长达数千年之久，而历史也给了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最好的印证。
战国时期，秦国对六国的存在构成了威胁。六国为了生存，联合起来抗击秦国，得以保住江山。等到六国为了利益彼此对抗的时候，秦国趁机离间六国，逐渐将之兼并，一统江山。西汉初年，国家休养生息，汉武帝为平定西北匈奴之患，派兵远征，终使江山稳固，国家版图直至西北大漠。汉武帝派张骞去考察匈奴的情况，由此开辟了西域商贸之路。北宋的苟安政策，使得辽、金、西夏直指中原，最后作为一国之君的宋徽宗被掳，忧死异乡。南宋不识虎狼之敌，妄图联合蒙古灭金，却使北方的屏障落入蒙古之手，半壁江山岌岌可危，最终蒙古将南宋取而代之，大批中原人士死于非命。清前期，南征北战，无人能敌；清后期自以为最强而不吸收任何外来的知识，终在闭关锁国中灭亡。民国时期，日本在中国东北炮轰沈阳、抚顺，侵华之心昭然若揭，蒋介石却毫不理会，甚至妥协退让，导致东北失陷，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
子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亡，治而不忘乱。”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忘忧而亡。
如今，我们对于忧患意识的再认识，与日本和美国相比，似乎还薄弱了一些。日本科幻小说家小松左京在1973年出版的《日本沉没》一书，两度被搬上银屏。日本是一个地震灾害频繁的岛国，生怕一场毁灭性的地震灾害出现，致使诸岛沉入海底、民族灭亡。在日本，上至国家、下至小民，经常提出日本存在的危机，诸如列岛沉没、资源匮乏论、生存危机等，以此激励国民奋发图强、不甘落后。日本的忧患意识如此强烈，皆因它在自然灾害和历史上的人为灾害双重困扰下，不堪重负，所以力图寻求强国之路，最终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我们似乎可以完全套用“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来形容日本的崛起。再如美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却在无数的影片和小说当中，尽情地显现美国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以《10.5级大地震》、《后天》为最。美国并不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但其将“安而不忘危”的意识以非常艺术的形式灌输给了大多数美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美国人的忧患意识显然是带有宏观性的，在他们看来，最大的灾难本身就是对灾难的忽视。他们不断对灾难进行研究和预警，并把一次次灾难通过电影、电视的方式展现，令大众普遍认知灾害预防的重要性，为的是避免灾难发生时措手不及。
再看中国这片神州大地，物华天宝，却劫难重重，千里沃土时常在数日之间成为黄汤水泽，几十万人因此而家园尽毁，国无安宁。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有不少人缺乏强烈的忧患意识，或许在经历一次次的劫难后，人们应该扪心自问，是想做一条优游于海水中的鱼，还是打算比鱼更高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