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仁爱之道来自于身体力行，由此上升为发自肺腑的爱，它对中国人的性格进行了设计，并赋予中国人诸多的人情味。在儒学“仁爱”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中华民族具有宽厚爱人的情怀。仁爱如一汪山间淡雅的清泉，荡涤了一切人性的丑恶；在各种大喜大悲的生命历程中，它又使人们互相交心，找到灵魂的依托，在历史的废墟中一次次携手重生。
仁爱气息，沉淀思想的气象
细雨中的孔庙，朦胧中悠然而典雅，水滴敲打在黄琉璃筒瓦上，在格外宁静的午后，玲珑作响，转而又滑落到地面，仿佛一曲浑然天成的古乐，质朴而浑厚。跨过刚刚翻新的红色门槛，仿佛跨越了千年时光，眼前重重幻影，隐约可见一些古人在这里祭拜，求沾先贤圣德之气，取回之后勤学苦练，考取功名。
这里就是北京的孔庙。
两千多年的仁爱气息如今沉淀成了一种思想的气象。庙内的198块进士题名碑清楚地再现了文人士子虔诚的身影，匆匆划过，留下元气明韵清风。尽管各有不同，但儒家仁爱思想始终是历朝历代永恒不变的思想命题，伴随着风雨浪涛、兴衰成败，未曾变色。元朝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亦受儒家文化影响，并且自主地向其靠近，还为儒家特别建了这座孔庙，为自身并不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加深度。
2008年6月14日，在中国的第三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关闭了近百年的孔庙和同建于元朝大德年间的古代中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同时对外开放。二者打开大门，似乎有一点古典儒学再次重现天地的意味。这仿佛昭示着，两千年来的儒家文化没有因为灾难或批判而消泯，仍然有它传奇般的不朽魅力。然而，我们要问，儒家文化何以能存在几千年之久而不衰微？
回溯到两千多年前，当周王朝与诸侯之间难以维持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时候，国家陷入了纷争。群雄并起，诸侯分立，割据一方，互相吞并，途有饿殍、哀鸿遍野的场景可想而知。在那个缺乏指导性思想的年代，孔子的儒家学派脱颖而出，继承了前朝的“礼”学。孔子所建立的伦理道德中的“礼”，包括孝、慈、恭、顺、敬、和、仁、义等，而“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论语·颜渊》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所谓“仁者爱人”即出于此处。“仁”是一种同情友爱之心。子产算得上是“仁”的榜样。
子产是春秋时代郑国贤大夫。他心地仁厚，济贫于危难，广施善行，从不杀生。一天，一位友人送给子产几条活鱼。子产收到礼物时，心怀感激，回过头来却吩咐仆人把鱼放到院子内的鱼池里。仆人不解地问：“鱼儿有鲜有的美味，如果将它们放到鱼池中，池里的水不像山间小溪那样清澈，鱼肉会变得不松软，味道会损毁。您应该马上吃掉它们才是。”子产笑了：“我怎么会因为贪图美味就杀掉这些无辜的鱼呢？”仆人只得遵照命令。当仆人把鱼倒回池中时，眼见鱼儿优游水中，浮沉其间，子产心胸畅适，不禁感叹地对鱼儿说：“你们真幸运啊！如果你们被送给别人，现在已经在锅中受煎熬了！”
或许子产救的不过是几条鱼，但在孔子眼里，子产“有仁爱之德古遗风，敬事长上，体恤百姓”。孔子认为这就是一种“仁”的表现。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爱思想，并将其衍生为“仁政”。他告诉君王“民贵君轻”，应该实行“仁政”，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虽然孟子的“仁政”思想在秦王朝没有实现，但是历史证明，暴政、苛刻而严厉的法制会引来巨大的民怨，秦王朝注定成为“短命鬼”。而汉朝的兴起及其长达300年的统治，与其重拾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因为有了儒家思想的辅政作用，汉朝才得以从秦朝暴政留下的社会阴霾中得以兴盛。
儒家仁爱思想的魅力为何如此之大？《说文解字》中有解释：仁，亲也，从人、二。如此看来，“仁”表示两个人之间亲密友爱、互相同情的关系。这种带有极强亲和力的“仁”，在人心慌乱的年代，很好地缝合了人与人、统治者和苦难百姓的心理裂缝，更能赢得百姓们的期待。
辜鸿铭先生曾讲过这样一件事：他有一位外国朋友，这个外国人很看不起为他服务的中国仆人，认为那个仆人就是个流氓，喜欢说谎和占小便宜。但是当这位外国人在一个偏僻的口岸染上伤寒的时候，没有一个朋友去照顾他，反而是他的仆人细心侍候他，让他得到在亲属那里都无法得到的照看。思想可以跨洋越海，超越皮肤人种的界限。深植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仁爱之心似乎专为困难而生，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别人，是怎么也隐藏不了的。
1998年洪水淹没了很多土地，多少军人冒着生命危险冲入大水中寻找生还者，以血肉之躯阻挡洪水的侵袭；多少人主动拿出自己的钱财衣物，捐赠给受灾的人民。2003年，“非典”席卷各地，多少医护人员冲上前线，不顾自身安危，为病人带去希望的曙光。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多少人冒着余震的危险徒手刨废墟，只希望抢一分钟时间多救一个人，尽管他们与被救者素不相识；又有多少人排队捐款捐物，千里赴川救灾。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人很有同情心，即使不认识的人也会互相帮忙，就算自己吃点亏，也很少跟别人计较。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华民族会有如此仁厚的性格？
这是因为先人留下的“仁爱”思想深深地植入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培养了现代人凭良心做事的习惯。在中国人眼中，一个人抛弃了“仁”的思想，会变得冷漠无情。如果说人情社会是“关系”的委婉表达，那么“仁爱”远远地超脱了“关系”的腐朽味道，是一汪在五味浸染中没有变质的清水，在一场场灾难赤裸裸地剥掉人性丑恶的时候，它却能淡雅如初。
中华民族的道德思想从“仁”出发，在这种思想的奠基下，我们在各个时期所面对无数艰巨的考验，都可以在这一汪清水的滋润下，再次生出新的枝丫，迎接下一次的曙光。
人如蒲苇，草木知情
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戍边的战士，苦守日月星辰起起落落，思念起家乡的妻子和儿女。夕阳西下之时，守望在河边，看到潺潺溪水上浮荡的蒲苇，终忍不住叹息，悲歌一曲，感怀固守空房的家人。情之深，意之切，都融进了抑扬顿挫的音阶，千万真挚和无奈流露其中。《诗经》给我们带来的是千年轮回的情意。其中，“束薪”、“束楚”、“束蒲”皆为“蒲草”一种，代表男女之情的真挚和柔韧。“蒲苇”坚韧而不折，不仅形象地表达了情感的坚贞，也表达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
中国拥有两千多年的治乱史。一个国家存在的时间越长，它的脉搏起落越会强弱不均。两千多年来，不管什么祸患，中国人都能一次次地挺过来，由衰而盛，遥指远方：犯我者，虽远必诛。此乃何等气魄。韧性是在现实中打造出来的，也许正是这种韧性使得人们对实用路线情有独钟。纵使被历代文人所推崇的儒家思想，也是在实用主义下产生的。我们无法否认，孔孟的仁爱之道其实最主要的是教育统治者如何治理国家。可是，中国人仅仅是功利的吗？不是的。
中国刚刚从封建社会走出来的那段时间，最为深刻地揭露清末遗留给中国人的劣根性的，恐怕就是鲁迅先生。他认为中国人贪婪、懦弱、卑鄙、迷信，还带那么一点自我安慰的情结在其中。可是，当鲁迅先生经历了一个生活中的小事之后，他从国人身上看到了闪光点。他在《一件小事》中写道：一个车夫在拉车的过程中，不小心碰倒了一个老妇。鲁迅认为那个老妇多半是自己摔倒，却赖在车夫身上。但那车夫什么也没说，反而放弃了他这个乘车的客人，扶着老妇去了警署，看样子是打算赔偿那妇人。此等小事虽然微不足道，可是车夫的这种责任心、同情心却叫人没办法等闲视之。我们不能说中国人的爱心、同情心都是孔孟仁爱之道塑造的，但后者却为中华民族大大强化了这种性情。我们怎能将这样一种培养整个民族性情的思想弃如敝屣呢？
重拾仁爱思想不是重拾封建统治思想，我们不从历史的角度看，而是单纯抽出仁和爱——两种情感，清楚地看到它们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促进作用。把仁爱思想放到历史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汲取它的一些营养，那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
当然，儒家“民本思想”不能等同于我们现在的“民本思想”，却是后者的源头。孟子强调的“民为贵”、“君为轻”是最早明确提出的民本思想，但这种思想是针对君王的，“民”指的还是被统治的普通老百姓。如今我们所强调的以民为本，是指所有人民，不分贵贱等级、不分老幼尊卑。虽然古代民本思想是从“官”的角度出发的，但是对历代乱世之后出现的盛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年唐太宗套用荀子的观点指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清楚地知道只有让百姓富裕，自己才能坐拥江山。他即位之初，便下令轻徭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他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端，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贞观之初，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贞观年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唐太宗用了三十年的时间，让唐初的乱世成为治世。到了明朝开国时期，明太祖朱元璋的民本思想则更甚。他的民本思想与孟子的思想发生碰撞，不是因为他有孟子那种思想高度，而是他的农民出身让他深刻地意识到：“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朱元璋曾把百姓比做初飞的小鸟和小树，小鸟要飞的时候，你不能拔它的羽毛；树刚栽下，你不能动它的根。如果要安民，必须靠廉洁，靠禁止贪暴，靠爱惜百姓。所以朱元璋首先为国家定下大计：发展生产，使百姓生活富足；凡事节俭，不给百姓增加劳役负担；提倡教育；整顿吏治，禁止贪暴的官吏横行。总的来说，就是“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
由此看来，民本思想不仅在乱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治世和盛世中也同样需要。历朝历代多少盛世的到来，皆是此种思想在起作用。而如今我们所说的民本思想，当然与唐太宗、明太祖的有所区别，它不是站在有利于“君”的角度，也不是为了谁能一统江山，而是从“民”的角度出发。以民为本，其实就是以人为本。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我们终日为了生存而奋斗，人的道德价值观在不知不觉间淡化了，人们变得日益功利。再次回溯儒家仁爱之道所蕴涵的民本思想，其实是希望为现代人重拾更多的人情味，在各种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生命历程中，找到心灵的依靠，找到互相扶持和“废墟”中重生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