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选择题，千百年来测试着我们的灵魂之度。“义”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风骨。它生于杀戮，成于大爱。它从君子的道德标准，衍生为普及于民间的义气。大义也好，世俗之义也好，它对人心都是一种锤炼，打造了中国人的仁心仁义，使中国人在危难中互相扶持，在水火中互相援助。
义，丈量生命的厚度
时值端午，启明星刚刚升起，初晓的雾霭刚刚散去，露水打湿了门前的台阶。家家户户门前几株菖蒲和艾草，弯弯地垂挂着，发出淡淡的幽香，意境深远。端午时节垂挂菖蒲和艾草的习俗由来已久，却非屈原投江之后的习俗，乃是纪念晋朝的邓攸。邓攸曾是苏州太守，两晋末年，八王之乱时期，兵连祸结，他带着妻儿和侄子一起逃亡，正遇上乱兵围劫。他一人难携二子，反复思考，想到侄子是兄嫂生前的嘱托，便忍痛舍子就侄。最后，邓攸还是被叛乱者石勒大军追上。他苦求石勒放他的侄子一条生路，宁肯牺牲夫妻二人的性命。石勒认为他弃儿保侄的行为可钦可佩，告诉邓攸身插菖蒲、艾草，三军将避他而行。后来，邓攸还用菖蒲、艾草保住了一个驿站数百人的性命。百姓为了感激他，每年的端午节，家家户户挂上菖蒲和艾草，以纪念邓攸。
“义”是儒家思想中伦理道德之一，古已有之，单纯从字源上看，义从我、从羊。“我”是古代用来行刑杀人的大斧子，这样看来，“义”字必然伴随着杀戮；而“羊”又是古代祭祀用品，“义”又有了传统道德的意思。如此一说，“义”就是因杀戮而产生的道德。孟子讲义，不去大谈特谈“上层建筑”似的精神，而是打了个有意思的比喻：“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本来两个都想要，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就像在生命和大义之间，有的人选择活着而不顾道义，有的人选择道义而不顾生命。孟子说，他有一股“浩然之气”，他的弟子问他什么叫“浩然之气”，他说浩然之气就是天地间博大的气，是正义和道德经过日月精华的洗礼形成的。浩然之气正是那些舍生取义者拥有的。
古人舍生取义，大多数都是对于国家来说的，许多心怀爱国观念的文士武将，尤其具备这种风骨。宋末元初，文天祥面对蒙古人的威逼利诱，直接跟对方前来谈判的人说：“你杀了我吧。”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身陷敌营后毫不犹豫的抉择，其中蕴涵了多少悲壮激昂的力量和底气。
文天祥在被押解到刑场的时候，监斩官问他：“丞相还有什么话要说？倘若肯从蒙人，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没有什么好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于是引颈就刑，从容就义。他死后，人们发现他身上带了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他在死前，仍然向南方的宋王朝叩拜，以谢国家，这种舍生取义所体现出来的崇高，其感人之处远远超出了文字所能表达的范围。
宋亡后，亡国之臣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以身殉国。他盛装朝服，手执利剑，催促发妻投海。继而他又劝说赵昺：“国事至今一败涂地，陛下当为国死，万勿重蹈德 皇帝的覆辙。德 皇帝远在大都受辱不堪，陛下不可再受他人凌辱。”说完，他背起八岁的赵昺，用白绫将其紧紧地绑缚在自己身上，然后站上船弦，举目眺望茫茫大海后，跳入海中。此等风骨，又是舍生取义的一重天。
宋代的文武之人在传承前人大义风骨上达到了高峰，这种高峰在明代滑落，清朝几乎消泯。例如自古士大夫注重气节、修养，重信义、忠诚、刚直、清廉，但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士大夫们越发难以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凛然的气节，大多没有思想，没有节操，为追求荣华富贵而奴颜婢膝，丑态毕现。在清代，臣子的赏罚升迁由皇帝决定，下级的赏罚升迁由上级决定。能否获得皇帝和上司的好感，是能否做大官的关键。由于朝廷给士大夫的俸禄较低，所以很多士大夫一登上高位立刻大肆搜刮。曾有人评价此时的士大夫——士不知耻，这时候的文人已经失去了唐宋文人那种不屈不挠的风骨。而中国古代的武将虽然保有这一风格，却因封建社会走向尾声而被忽视或死于非命，如丁汝昌、邓世昌等。直到现代民族主义兴起，为国为民的大义风骨才被重新拾起，表现在很多知识分子身上，他们在民族受到欺侮的一刻，仍保持着可钦可佩的气节。
1947年，国家经济几近崩溃，很多人连温饱都保证不了。美国为了让中国依附于它，在这个危难的时刻施舍知识分子，配给粮食。文学家朱自清愤然拒绝：“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朱自清在病重之际叮嘱家人：“粮食岂是白吃的，吃了东西就要向着他说话，做个卖国的哈巴狗儿，宁可饿死也不能。”朱自清为民族气节饥饿至死，其精神和志气岂止“高尚”二字了得。
古语有云：“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所谓志气，就是一种义勇的精神。古有苏武忠骨、丹青情结，近代有孙中山在民族危难时刻为国家前途奔走、鲁迅弃医从文、朱自清不食美国救济粮，这些人都是“舍生取义”的“大成者”。中国古人传下来的“义”，已经成了我们骨子里的东西。《五行》中曾有一说：“善，人道也；德，天道也。”而“义”恰恰是一种善德，是“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在理论层面上，明白什么是“天道”、什么是“人道”的人也许不多，但是作出大义之举的前人却比比皆是，也深深地影响着普通百姓，所以它的传递几乎是永久性的。到如今，不管是谁，都喜欢讲一句：“大难当头，舍生取义。”这种重“义”的文化特质，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精神。
很多年前，一份报纸上曾刊登了一则消息，一个青年为了救掉入粪坑的老汉而牺牲了生命，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从价值观上看，一个青年可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一个老汉，但从精神上看，这种行为却是义举，它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也鼓励人们要有奉献精神。舍生取义并不是让人不要命，但是救人于水火和危难之际，它却是我们始终推崇、提倡的。而古人的大义风骨，也是我们应该植入骨髓的精神，不能让其随着利己思想的产生而丢失。
人间正道是沧桑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西北边陲之地，自古多外患，多少战士饮恨黄沙，冷月袭尸骨。但历史上，从来不缺少纵死犹报国的少年英雄。曹植一首《白马篇》言尽少年游侠精忠报国的心愿和气概。这其中的游侠不同于文士的游侠，他没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情感高迈，视死如归，只愿以性命报效身处危难的国家。他们虽非大官人、大文士，也非将军元帅，而是一介平民，但如前文所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少年游侠的爱国情怀绝不是冲动，而是大义的延伸。而赋予游侠以平民身份的，恰恰是魏晋时期文人的忠义风骨。
“游侠”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墨子。很多人认为，墨子就是最早的侠者，但墨子并非真正的游侠，只是热衷于做义举。孟子曾经骂墨子是“畜生”，因为墨子宣扬“兼爱”思想，对于父母的爱和对于别人的爱没有区别，这与儒家把爱分出等级的“仁爱”思想相对，所以孟子才说墨子不分好坏。但是二者在“义”上却没有冲突。据《墨子·公输》记载，楚国准备攻打宋国，墨子闻讯之后急行十天十夜到达郢都（今湖北省荆州市）见楚王。墨子说，如今有一个人，自己家里有豪华马车，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车；自己家里有绫罗绸缎，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自己家里有美味佳肴，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米糠酒糟，请问这是什么人？楚王说此乃“窃病”。墨子微微一笑，对楚王暗讽了一番：“楚国应有尽有，宋国贫穷弱小，你却要去抢人家的，不是有毛病吗？”楚王立刻哑口无言，最终决定不再攻打宋国。
很显然，故事中的墨子一是反战，二是仗义。墨子不是宋国人，楚国伐宋，看来和他关系不大，宋国也没有请他帮忙。然而他一听到楚国将要进攻宋国的消息，便“行十天十夜而至于郢”。这种行为就是不辞辛劳、舍生取义的表现，与孟子的“舍生取义”并无本质区别。从墨子的义举可以看出，凡是针对灾难性事件的，只要能够阻止天灾人祸的发生或降低其发生之后的损失，一律被墨子归类为仗义行为。所谓游侠，则不像墨子那般“兼爱” ，他们有时候会因为义愤填膺而仗义出手，有时也会被雇佣去干一些杀人越货的事情。不过，正像墨子对仗义之人形容的那样：“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司马迁早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如此形容游侠风骨：“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这二者之间惊人的相似，说游侠是墨子气节的继承者恐怕也不为过。但是真正把游侠提升到一定高度的人，却是魏晋时期的曹氏三父子。
魏晋的诗歌继承了乐府民歌的诗风，别有一种风清骨骏的滋味。这个时期诗“言志”的作用尤其明显。此时的诗歌爽朗刚健，到了唐代李白，更是潇洒不羁。魏晋诗中游侠所树立的慷慨气魄也在诗人的诗篇中流传下去。侠者仗义，义已经不只是意气用事，或者打抱不平，还包含着对国家的大义之情，他们来自于民间，我们姑且称其为世俗之义。侠义之人不像文人士大夫和爱国将领，他们没有忠君的负担，但在国家危难或百姓受苦的时候挺身相助，这就是侠者总是让人由衷敬佩的原因。
说到侠义，就不得不提“义气”一词。游侠以仗义而行作为荣耀，是因为他们的骨子里有一种“义气”，不管是对朋友还是陌生人。这在明清通俗小说中就可以看出，诸如《三国》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同生共死一直是侠者或义者追求的，也是友情升华到一定程度的表现。但是义气并不止于友人之间，这从关羽义释曹操就可以看出。这两个人本来是对立的关系，但是曹操曾经对关羽有恩，在关羽看来，若杀了曹操就违背了正义之道，所以在华容道放了曹操。这一切虽然被诸葛亮看透了，但是后者也无可奈何。再说《水浒传》中的鲁智深，他救林冲、救史进，为朋友乃至非亲非故的人仗义轻财。当鲁智深听说金老父女被镇关西欺压的事情，立刻把自己身边带来的五两银子全部赠与，还向朋友借钱送给金氏父女。随后，他一怒之下三拳打死了镇关西，出了心中一口恶气。整个《水浒传》，梁山好汉重义重信，比比皆是，虽然他们不少是鲁莽汉子，侠义风范与墨子的仗义在形式上不同，但情感和实质相似。
曾有学者认为明清小说中的侠义精神（特别是《水浒传》）是古代侠义精神的堕落，因为墨子讲的是“任侠”，其实也就是“仁侠”，多是为了拯救国家和百姓而作出义举，而明清小说里的侠者则皆是草寇，是粗俗的“讲义气”。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小说中的侠者形象皆来源于生活，而其忠义精神、义勇行为的原型必然是闻名于世的文人武将——从墨子到魏晋风骨，再到唐代游侠、宋代忠义的武将。民间侠士的风范皆是融合了以上这些时代侠之大义者的气质。
不管是孟子大义、墨子仗义还是世俗之义，侠义者身上都有诚、信、勇、正的气质，像是逞勇斗狠一类的性情却不是侠者共有。通俗小说把古代文人晦涩的“义”以最容易让人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中国人普遍接受，同时它也提升了人们共患难的意识，鼓励人们在灾祸中伸出援手、作出义举，而非互相杀戮。它倡导减少斗争、和谐共荣。这种侠义的精神特质和风骨，是不该被丢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