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再讲一下关于《嵇康集》的整理情况。嵇康是三国时代魏国人，生逢魏晋易代之际，历史上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是我国文学史上正始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嵇康深受鲁迅喜受，对鲁迅的影响也较大，尤其是他生在乱世，不同流合污，刚正不阿，坚持自己为人准则的人格，对鲁迅的人格精神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鲁迅从一九一三年十月开始，以明代吴宽丛书堂本校《嵇康集》，十月二十日校毕，写了《嵇康集跋》；一九一五年七月，又以明刻善本校《嵇康集》；一九二一年二月至三月，又校该书多遍；一九二二年二月，又校了一遍；一九二四年六月初，即在定稿前又校《嵇康集》。大约在这同时，又作《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这样，历经十多年，多次校勘的《嵇康集》基本写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鲁迅以涵芬楼影印宋本最后再校了一次，这次校后才是定本。鲁迅校此书，采用了黄省曾、汪士贤、程荣、张溥、张燮五家刻本进行比较，并取用了《三国志注》、《晋书》、《世说新语注》、《野客丛书》、胡克家翻宋尤袤本《文选》李善注及所著《考异》、宋本《文选》六臣注、相传唐钞《文选集注》残本，《乐府诗集》、《古诗记》、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胡缵宗本《艺文类聚》、锡山安国刻本《初学记》、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等所引有关嵇康作品的内容，还参阅了姚莹编的《乾坤正气集》、严可均《全三国文》、孙星衍《续古文苑》等涉及嵇康集有关的文字。可见鲁迅为此翻检阅读书的工作量有多大。同时，他还将历史上载录有嵇康作品的典籍一一加以考订，实则是嵇康作品出处的详细编目。这种功夫也非常人所能及，不得不令我们这些自诩为读书做学问的后生晚辈肃然起敬，并为之汗颜。《嵇康集》于一九三八年编入《鲁迅全集》第九卷出版，至今，该书仍是嵇康研究的重要原始材料，在学界受到广泛推崇和赞誉。
《小说旧闻钞》。这是鲁迅从明清和近代的近百种书籍，像《七修类稿》、《少室山房笔丛》、《香祖笔记》等著作中辑录的小说史料集，初版三十九篇。前三十五篇是关于三十八种旧小说的史料，后四篇是关于小说源流、评刻、禁黜等方面的史料。一九二六年八月由北新书局出版，一九三五年七月经作者增补，由上海联华书局再版，后收入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卷。
《唐宋传奇记》。收唐、宋两代传奇小说四十五篇，书末为《稗边小缀》，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各篇出处、作者考订及编校情况，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九二八年二月由北新书局分上、下二册出版，一九三四年五月合为一册，由上海联华书局再版，后收入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卷。
上述几种，是已经出版的鲁迅整理的古籍。实际上，鲁迅整理出来印行的甚多，现略为介绍，使人们对鲁迅读书之多、整理辑录之勤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根据鲁迅写有序的和日记中的记载以及有关研究资料，大体有以下十二种：
谢承《后汉书》。谢承，三国时吴人。鲁迅从一九一二年八月从清代汪文台所辑《七家后汉书》中录出，于十二月用多种典籍校勘。
谢沈《后汉书》。谢沈，东晋人，大约从一九一二年开始，从汪文台辑本中录出谢沈《后汉书》，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校毕写定。
虞预《晋书》。虞预，东晋人。鲁迅从一九一二年开始辑录此书，于次年三月校完并写定。
《云谷杂记》。南宋张著，是一部以考史论文为主的笔记，原书已佚。鲁迅于一九一三年六月从明抄《说郛》残本辑其遗文，陆续抽暇校订，到次年三月写定。
《志林》。晋代虞喜著。鲁迅辑录一卷，并据《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三国志·吴书》注、《太平御览》等十种古籍校录而成。
《广林》。晋代虞喜撰。鲁迅辑录一卷，据《通典》、《后汉书》、《路史余论》校录而成。
《范子计然》。春秋时越人范蠡与计然问答的记载。鲁迅据《史记》、《后汉书》、《艺文类聚》、《大观本草》等二十种古籍校录而成。
《任子》。东汉时句章（浙江慈溪）人任奕著。鲁迅据《意林》、《太平御览》、《北堂书钞》、《初学记》校录而成。
《魏子》。后汉会稽人魏朗撰。鲁迅据《意林》、《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事类赋》注、《文选》李善注、《路史·余论》校录而成。
《文士传》。东晋张隐著。鲁迅从各种类书、古书注和唐林宝《元和姓纂》、宋苏易简《文房四谱》、邵思《姓解》、郭忠恕《汗简》等书中搜集而成，并作了较认真的校勘，但未成定本。
《众家文章记录》。这是鲁迅辑录的晋代与南朝时一些文人写的《文章志》一类的作品共九种，书名系鲁迅所题，大约辑成于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间。
《岭表录异》。唐刘恂撰。是一部杂录。鲁迅据清刻本校录。
这些整理过的古籍，虽然没有刊行，但从一个方面，可以看到鲁迅对待文化遗产的重视的态度，更可以让人们明白鲁迅的成就的获致决非偶然，那真是长期积累知识的结晶啊。古人说得好，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鲁迅笔底惊涛，惊天地、泣鬼神的力量，难道不是读书的功劳吗？至少读书是主要的思想力量之源。读书，古籍整理（其实这也是一种读书形式），给鲁迅带来的重要学术成果，就是《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两部著作，至今仍是治小说史、文学史者的案头必备。
广博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的鲁迅，不仅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与发展，起了开创和推动的巨大作用，也为现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实，就创作来看，鲁迅所写的旧体诗，也是现代旧体诗作的上乘之作，显示出了深厚的功力。这一切，与他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有着必不可少的联系。这些在前面都已有所涉及。这一节，主要着重谈谈鲁迅的古典文学素养。周作人在《鲁迅读古书》一文中比较概括地讲述了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他说：他小时候读过《古文析义》，当然也读《东莱博议》，但他与八大家无缘，“桐城派更不必说了。《诗经》是硬读的，因此难以发生兴趣，韵文方他所喜爱的有一部《楚辞》，此后是陶渊明，唐朝有李长吉、温飞卿和李义山，大家如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却并不着重，只有一部《剑南诗稿》，那大抵还是因为同乡的关系也未可知。对于“正宗的诗文总之都无什么兴味，因此可以说他所走的乃是“旁门，不管这意思好坏如何，总之事实是正确的。文章方面他喜欢一部《古文苑》，其中一篇王褒的《僮约》，他曾经选了来教过学生。他可以说爱六朝文胜于秦汉文，六朝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华阳国志》，本来都是史地的书，但是文情俱胜，鲁迅便把它当作文章看待，搜求校刻善本，很是珍重。纯粹的六朝文他有一部两册的《六朝文》，很精简的辑录各体文词，极为便用。他对于唐宋文一向看不起，可是很喜欢那一代的杂著，小时候受《唐代丛书》的影响，后来转《太平广记》，发心辑录唐以前的古小说，成为《钩沉》巨著，又集唐代《传奇文》，书虽先出，实在乃是《钩沉》之续，……这一方面的努力即是研究小说史的准备。周作人主要着眼于鲁迅的爱好兴趣来加以总结的，因而是不全面不完整的。读书应当允许个人的爱好，多读喜读的书，收益会更多更大。不过，读书又不能仅凭兴趣爱好，学生时代是这样，做学问更应如此，否则就会失之片面，不能客观地把握对象，所作结论就会欠公允全面。鲁迅读书就是将兴趣与硬读结合起来的。试问，如果只凭兴趣，那么他写《汉文学史纲要》，其根据何在？因为他的兴趣只集中在某个时代或某些作家身上，只凭个人爱好，能完整地展现中国古代文学的总貌吗？如只凭爱好，不去了解他不喜欢的作家和作品，又如何对这些作家作品给予较准确的评价呢？现在来看一看实际情形吧。
一九七九年，厦门大学中文系编了一本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名为《鲁迅论中国古典文学》的书。这本书比较全面地整理了鲁迅“关于文学史的一般问题的论述，又分历史阶段将鲁迅在著述中所涉及到的、并以不同方式作出了某种评价的古代作家、作品，列了出来。现在我们将他们抄录下来，以便大家对鲁迅与古典文学的关系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先秦两汉。《诗经》、老子和孔子、《易经》、《春秋》、《礼记》、孟轲、庄子、韩非、《晏子春秋》、屈原和楚辞、宋玉和司马相如、《鬼谷子》、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东方朔、刘向、扬雄、蔡邕、《吴越春秋》。
二、魏晋南北朝。孔融和祢衡、曹丕、曹植、嵇康（附刘伶）、向子期的《思旧赋》、陶渊明、刘义庆和《世说新语》、《鲍明远集》、陆机、刘勰、《昭明文选》、杨之的《洛阳伽蓝记》。
三、隋唐五代。骆宾王、张的《游仙窟》、杜甫、李白和李贺、钱起、李商隐、左偃、罗隐、皮日休和陆龟蒙、张泌的《浣溪纱》、韦庄、欧阳询的《艺文类聚》、李济翁的《资暇集》。
四、宋元。传奇《开河记》、《太平广记》、沈括的《梦溪笔谈》、苏轼、《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影戏《斩关羽》、陆游、俞成的《萤雪丛说》、唐庚的《南征赋》、陈正敏的《斋闲览》、周密的《癸辛杂识》、庄季裕的《鸡肋编》、《玉历钞传》、《西厢记》、《小张屠焚儿救母》、刘时中。
五、明代。罗贯中和《三国志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杨升庵、吴承恩的《西游记》（附《西游补》）、《说郛》、汤显祖及其剧作、《封神演义》、《金瓶梅》、《醒世恒言》、《今古奇观》、《奇缘记》、《鼓掌绝尘》、公安派和竟陵派、袁宏道和顾宪成、贾凫西、张岱的《陶庵梦忆》、顾元庆的《夷白斋诗话》、陆容的《菽园杂记》、涵虚子的《通鉴博论》、阮大铖和他的《燕子笺》、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安龙逸史》、明末的小品、明末的野史。
六、清代。归庄的《万古愁曲》、《水浒后传》、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郑板桥的《醒世姻缘》、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说岳全传》、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金圣叹、《绿野仙踪》、《镜花缘》、李渔的《花月痕》等狭邪小说、《三侠五义》等侠义小说、《东华录》、《畴人传》、《扬州十日记》等。《漫游随录图记》、《蕙杂记》、《湖雅》、《抱经堂书目》、《唐人说荟》、《淞隐漫录》、《淞隐续录》、陈祖范的《掌录》、罗两峰的《鬼趣图》、清代的野史和学术。
七、近代。吴趼人和李伯元、《老残游记》、《梅花梦传奇》、《何典》、《斩木城》、《龙虎斗》、李慈铭、严复、邹容、章太炎、秋瑾、谭嗣同、梁启超和林纾、王国维、南社、苏曼殊。
上面提到的并不完全，大概由于编者主要侧重在鲁迅的评论，对评论少或者是一笔带过的就没有加以整理；另外鲁迅关于古代文学的专著和论文中所涉人物、作品也未归类。因而离窥视鲁迅读古文学书的实际情况、了解他的古典文学修养的全貌，就有相当距离。如魏晋时代的曹操、阮籍，都是鲁迅很喜欢的作家。鲁迅对曹操评价甚高：“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谈到曹操的文学特点及成就时，他指出：“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再如阮籍。他说：“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引者按：颜延之评阮籍诗时指出：“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蔽，百代之下，难以情猜。），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懂他的诗了。没有对他们作品进行认真阅读和揣摩研究，是不可能做出概括和判断的。事实上鲁迅对汉末魏初文风“清峻通脱，华丽慷慨风格的把握，几乎已成为文学史上的定论了。
又如韩愈。鲁迅确实不怎么喜欢韩愈，但读韩愈文章肯定不少。鲁迅在作品中曾五次提及韩愈，其中有两次引过他的文章。鲁迅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写的《同意和解释一文》，其中用韩愈“民不出米粟麻丝以事其上则诛的话，说明政府权力之大并非出自西方，以此批驳了当时有人主张向西方各国政府效法，集中权力，以使经济复兴的观点，解释了集权乃是“国货，是古已有之的传统。在另一篇《“题未定草（六至九）》的文章中，也引用了韩愈用模拟周文王口气写的《拘幽操——文王里作》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句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韩愈在文学史上、思想史上当然有他的历史地位，但他自居正统代言人的角色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思想，自然会使对正统抱有批判态度的鲁迅反感，因而在鲁迅笔下，对这位韩文公并不那么恭敬。不过，这里我们不作是非的价值评判，只是要说明无论鲁迅的态度如何，但只有读过他们的作品，熟悉他们，才会作出自己的态度选择，这一点应当是无疑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说，凡鲁迅在文中所提到的作家、作品，从总体上讲，他都是熟悉的，对其特征是掌握了的，不能说他对所有提及的作家的作品都全读过，也不敢推论他对涉及的作品都十分认真地研究过，但至少对所涉作家的主要作品是读过且有心得的，对提到的作品至少也翻阅过。从今天来看，不能说鲁迅对古代作家、作品的评判都一概是正确无误，但它都必须是出于对对象的了解则是肯定的。
鲁迅确实是了解他所评价的对象的，深厚的古代文学修养，诸多精辟的见解结论，无不是他研读作家作品、把握主要特征、知人论世，并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显现出来的结果。譬如对屈原和陶渊明的评价即是适例。
喜欢屈原，对屈原的思想、作品有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始于鲁迅青年时代；即使在晚年他也不时提及屈原，屈原对鲁迅的影响是深远的，从精神人格到创作，都有迹可寻。
一九〇七年，鲁迅写了《摩罗诗力说》，在文中对屈原有一段评价文字，全文如下：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刘彦和所谓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皆著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故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