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确是对屈原的中肯之论。中肯的评价来自对作品的深入理解。早在青年时代，鲁迅就喜欢读屈原的诗，他早年写的《莲蓬人》，《祭书神文》，即可见出学屈原诗的功底。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最喜欢颂读《离骚》。“许多段落，他都能朗朗背诵。他尤其喜欢《离骚》中的“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这几句诗，因为屈原追求理想的意态与鲁迅精神是相通的，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态度。在北京时期，他在卧室兼书房的“老虎尾巴里挂了一副楹联，乃是集《离骚》句子而成，其联为“望崦嵫而勿迫；恐鹈之先鸣！意在勉励自己努力工作，珍惜时间，夜以继日。鲁迅在出版小说集《彷徨》时，将屈原《离骚》中的“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句作为题词，反映他当时救国救民的心境，突显了小说集的总主题。在鲁迅所写的旧体诗中，有多处化用屈原的诗句，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像“荃不察、“扶桑、“美人不可见、“浩歌、“佳人、“湘灵、“洞庭木落、“渺渺、“春兰秋菊、“玄云、“蛾眉、“众女、“芳草变，都源出屈原作品。
鲁迅对屈原的评价很高，除了前面所讲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他说：“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对屈原思想的认识、对屈原作品的思想倾向的看法有所改变，但从整体上仍是肯定的。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写的《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他说：“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到得宋玉，就现有作品看起来，他已经毫无不平，是一位纯粹的清客了。……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比之《摩罗诗力说》中的评价，似乎低了一些，但对屈原缺少反抗的认识是一致的。从事实上讲，屈原的作品既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也深深渗透了替君王奔走尽心尽忠的意思，说他有“帮忙倾向是有根据的，如何评价“帮忙，那已是另一范畴的事情了。
陶渊明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诗人。他洁身自好不愿与浊世为伍、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精神，对后世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影响；他开创的田园诗，对后来诗歌的发展也起了重要影响作用。鲁迅从读书时就喜欢上了这位诗人。他对陶渊明思想和作品理解的深入，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陶渊明在人们的心目中，既是“隐逸诗人之宗，又是“田园诗人之祖，这并没有错，只是不全面罢了。鲁迅却能从陶渊明的作品中发现出别的意义来。鲁迅认为陶渊明虽然弃官归隐田园，种地饮酒，写诗作文，但并没有放弃对政治和社会的关注，他的诗里也时有与政治事件相关的内容，不过写得含蓄隐晦而已。鲁迅指出：“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另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对陶渊明的艺术风格和美学特征，一般人总认为陶诗是“静穆的，“飘逸的，似乎只有这才符合‘田园诗的特质。鲁迅自然看出了陶诗“飘逸“静穆的一面，但并未止于此。因为他读的并非选家所选的纯“飘逸的文字，也不是看的“摘句派录摘的诗文片断，而是看的全集，这就能从整体上全面把握陶诗的并不单纯的美学特质及艺术风格。他说：“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是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看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所以他说，读者应该——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
由此可以推断，鲁迅在评价作家时，显然要尽可能读评价对象的全部作品，用这样的功夫去读书、研究，文学修养自然就会日渐丰厚，眼界也就开阔全面了，思想当然会更趋深邃。
在鲁迅笔下，陶潜诗文多次出现，有的是为了说明问题，阐明观点，有的是为了评说陶诗自身以及与他人的作品相比较，还有的是为了用陶诗来表现自己的感情，行文之处，顺手拈来，运用自如，恰如其分。如在《记念刘和珍君》中，用陶潜《挽歌》中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诗句，表达了他对死者的哀悼以及愿死者英灵永存，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希望。
不用再举更多的例子了。一部《鲁迅全集》，以及所有的古籍整理、译著，都以不争的事实，昭示着鲁迅古典文学的深厚广博的修养；他出神入化的语言文字，简约而隽永的意义内涵，也充分说明他的来自古代文学的熏陶；至于他的人格结构里，涵融着古代优秀作家的节操风范和精神气质，更是清楚不过的了。
“青年必读书”引出的话题
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北京《京报副刊》登出启事，征求“青年必读书和“青年爱读的书各十部的书目，这项活动是由当时主持副刊的孙伏园策划的。当孙伏园接手主持这一副刊时，为了扩大发行，影响读者，于是就想了一些栏目，使之更多样化一些。征求书目的活动也就是这种指导思想的产物，具体动机还含有加强学术界人士和青年之间的联系的意义。孙伏园作为鲁迅在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和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也理所当然邀请自己的老师、声名远播的鲁迅为青年开列必读书目。被邀请的学者名流如胡适等，就开出了中国古代的经典，而鲁迅则出人意料地交了白卷，且写下了引起当时争论并遭到攻击，也易让人曲解的一篇文字。现全文录下：青年必读书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注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Δ《自嘲》手迹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此文写于二月十日，发表于二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反响，有攻击者，也有拥护者。如攻击者认为鲁迅的经验是“偏见的经验；有的甚至说鲁迅“糟踏了中国书，“不懂中国书；拥护者则以为“鲁迅先生交白卷，“实比选十部书得的教训多，称赞鲁迅此举是“革命精神。直到三十年代，在有关“《庄子》与《文选》的争论中，还有人旧事重提，对鲁迅的《青年必读书》有所微词。文章一发表，有不同的意见，当是正常的；这篇文章在人们中引起鲁迅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认识也不足为怪。一是本来不同的人，立场观点，思想意识就有差异、甚至完全相反；二是对问题的认识能力有高低，思想深度和境界也有高下；三是一些人本身就缺乏独立的见解，也不能从更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上去分析问题，对鲁迅本人也缺乏必要的了解；四是鲁迅的文章，如不仔细思考，确会给人以片面武断偏激的印象。在这个意义上，对反对者攻击者是可以理解的，不值得惊异。
不过，问题尚须说明，是非必须澄清，尤其是在鲁迅为当代很多青年所不甚了解、许多人对待传统文化仍有不少模糊甚至糊涂思想的情况下，对鲁迅的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思想，对《青年必读书》本文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作出必要的介绍和分析，是有意义的。
首先，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对中国书的整体评价是否有道理，这是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书是人类文明的记录，是人类思想和精神的文字符号显现。对一个民族来说，书就是民族文化、精神发展过程的记载；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的承传，除了人自身代代相传袭外，书在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发展、承传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没有书、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要得到发展和有效传递，是难以想象的。因此，鲁迅对中国书所下的判断，深层意义上，是在对中国文化及其民族精神下判断。那么这种判断有无合理内核？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我们知道，尽管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本身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其它民族文化的特质；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是汉民族的，而汉民族文化虽然是先秦诸子思想及其发展的综合，然其核心是孔孟开创的儒家文化，其次是老子和庄子创立的道家文化。这已是历史的事实，是任谁都不能否认的客观存在。不错，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进程中，正是有儒家为主、道家为辅、儒道互补并兼收其它文化而形成的思想、精神系统和价值观系统，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且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诸如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坚忍顽强，自尊自立；爱国家，重社会群体，讲人伦，重情感，讲礼仪，重精神……等等特质，都是应当加以继承的，经过批判改造其中的消极因素后，完全应该使它们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