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城，骑自行车，或骑摩托，沿府河往上走。十几里处，在靠近金店这地方，府河绕了一个大弯子。河水甩出之字形，在这儿扣出一大片河湾。河湾里丛生着带刺的灌木，遍布拳头大小的鹅卵石。一些沙洼、淤泥坑，里面生长着蚯蚓，蝌蚪，青蛙和螃蟹。还有几十株稀疏的杨树，和夏天疯长的芦苇。它在河的南岸，是一片荒凉的区域。不起眼地荒废着，和远处的良田恰成对照。我喜欢来这里钓鱼，先是和朋友，后来则是独自一人在此消磨时光。它的偏僻和野趣，让人难忘。我记得里面有蛇出没，那蛇不动时像朽枯的树枝，弯扭着丢弃在地上，一动就呼呼作响。时不时地，林子里还会飞出几只从未见过的怪鸟。
钓鱼，坐在水边，我可以几个小时一动不动。罗树森说我那不是钓鱼，是在钓水，钓河里的水。好几次他见我鱼钩上没挂饵料就扔出去了，他故意不做声。哪是钓鱼？他后来才说，你是在悲伤地回忆往事。
但我不回忆，也不悲伤。我的头发已花白，看上去就像个垂暮的老人。我的确老了，手脚已不灵便，但还不至于那么老。我有机会选择自杀，在刚有风声的时候。可我对自己下不了手。我秘密买过药，买过刀，买过绳索，却怎么也下不了手，它们后来也都成了证物。如果我那时候死掉了，对我的调查将会中止。那么，也不会牵扯到那么多人。更不会把我们家里的钱都当做赃款，给退出来。我这么想过，也明白其中的道理。而真要做却又太难了。你可以对别人下手，下狠手，下辣手，却无法对自己下手。
我往后拖延着，既存有侥幸心理，想着说不定能过关呢。又要往后走走看，不到万不得已，谁会想到自杀？我要在最后关头，实在不行了，再去赴死，这都已经想好了。但是，一等到双规，我想死也死不了。他们看得紧，每一分钟都有人盯着。身边也没有可以致命的物品。木制小板凳，给蒙上了厚厚的海绵，再怎么使劲，也无法用它敲开自个儿的脑袋。被双规，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接下来的事情顺理成章，我被取消人大代表资格，被撤职，被开除党籍，然后进入司法程序，被判刑。
这些事有什么好回忆的？罗树森陪着我钓鱼，他是一名下岗工人，比我大十多岁，但看着面相和我相差无几。他安慰我说，你要不双规，不会这么显老。他总说双规，一定觉得说坐牢会让我难为情，所以他不说我坐牢，只说双规。你要还在台上，他端详着我说，肯定会很嫩相。如果不双规，按你的年龄，还可以再搞几年吧？也搞不了几年，快退休了，我说。罗树森工作了几十年的农药厂被卖掉了，卖给某个私人。让他想不明白的是，农药厂卖的时候还在赢利，卖出的价格又出奇的低廉。据说，出卖这家工厂和一个很有权势的领导有关。但作为工人，罗树森什么也不知道。他离开工厂后，一直在蹬人力三轮，给人送点货，或是短距离地载一两个人。他体力好，可能也跟蹬车有关吧。
认识罗树森，是因为坐过几次他的车去医院。我出来后，老得去医院。身体里像是有十几个葫芦瓢，按下这几个，那几个又浮起来了。保外就医嘛，当然不会没事。我不像以前有单位专车，的士嫌贵，去医院的次数呢，又太多，只能坐人力三轮。罗树森腿脚利索，一路上嘴里不停地说话。我不认为他嘴碎，相反，觉得那些密密麻麻的话语对我是个安慰。我听他说。听得多了，也说我自己。我跟罗树森打开了话匣子，我们谈得来。他没活干，在街边等人时，我陪着他。当然我不会说我犯事的那些细节，只说我以前在位时的风光。实际上这也说得很少。我重点说双规，说双规他们怎么一步一步瓦解我的意志。他们有很熟练又出人意料的办法，不怕撬不开你的嘴。我说被判刑，说牢里的事，说保外就医。
哦，这么说，你是个贪官啊。罗树森睁大了眼睛，好像突然认出我让他难堪。
一个倒台的贪官。我说。
我平时最恨你们这号人了。罗树森烦躁地吸着烟，他还拍打着人力车的车把手。不过，既是倒台了，还坐过，哦，还双规过。他看着我，你好像也挺可怜的。
他恨我有什么错呢？没错啊。他不知道，农药厂正是在我手上卖掉的，我卖了他赖以生活的工厂。他更不知道，卖掉那个厂，别人送给我多少钱？他哪知道？我还卖过别的厂，改制嘛。不过，那些钱都已经作为赃款退掉了。
看来，你运气不好啊！罗树森狡黠地说道。
我承认这一点。在我大半生的时间里，我运气一直都好，但不可能永远好。
奇怪吗？在我晚年，坐过几年牢，并且浑身是病的时候，我和罗树森成了朋友。我们无话不谈。他十多年前就下岗了，一个蹬三轮的老人。我去医院总坐他的车。眼下他的生意并不太好，不去医院我就在街边陪他聊天。他经常停在电信公司旁边，那儿是三岔路口，来往的人比较多。我有时会给他送茶水，他饮水量一直都大，身上出汗多。我用大号的可乐塑料空瓶灌满凉开水，里边扔几片大叶子茶。他仰起脖子咕嘟咕嘟喝，每次嘴里都会成线地漏水，就像是下巴上装了个漏斗。或是下巴里面有个水龙头，一喝水那龙头就拧开了。所以喝完后他就用手掌抹嘴巴，望着我嘿嘿笑。
他建议我多做些户外活动，那样对身体有好处。一天下午，在他认为不可能再有生意的时候，也可能他上午拉过几趟客，把一天的钱都赚到手了。他要我和他一起出去钓鱼。我坐在后面的车斗里，他蹬车。
我们顺着府河往上走，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就是那一次，我们到了靠近金店的河湾。我一下子喜欢上了这里，那一小片湿地可真够荒僻。乱滩岗子，罗树森说。要不然，早开垦成良田了。如今已找不到这种地方，只要能种上庄稼，大多很难幸免。也许是这里的乱石太多？我从地上捡起几块石头扔到水里。他说你扔石头了，我说扔了。那天我们一直钓到天刷黑才回去，我一条鱼也没钓着。罗树森钓了五条，两条小白鱼，三条黄鱼。但我们心情都很好，他并没有耻笑我。
去金店钓鱼，我老想着这事。盼着罗树森能在上午做够生意，一天都够本了。比如在吃午饭之前就跑了几趟法院，几趟火车站，开发区，或是帮别人送过窗帘了。那样我们就可以在下午钓鱼去。
罗树森知道我的想法，他也好上了这一口，他在尽量挤时间。我们坐在金店的河边。在那儿钓鱼，好像只有我们两个人。有路过的，也有人在能看见的田里种地。他们奇怪地打量着我们，这地方没人专程来钓鱼。我们到这里多半是在下午，或更晚一些。有时上午也去，不过那种情况很少，除非是他发脾气了。比如半天也来不了一个客人，好不容易等来了，却在中途被他的某一个同行抢走了。罗树森是个宽厚的人，他不会和人吵架，只会生闷气。如果刚好又来了一个客人，比如一名妇女抱着孩子急着去医院，结果再次被另一辆三轮捷足先登。这时候，他一定会满面通红。假如我正在旁边和他聊天，他会闷哼哼地说，上车吧，我们钓鱼去，这生意不做了。
一路上，罗树森都不说话。我也沉默着。我发现他自尊心很强，脸始终红着，蹬车的劲道也比平常大。一直到钓鱼时，他才会重新活泛起来。
和我在一起，罗树森显得唠叨。其实他不缺钱，刚开始蹬三轮，确是生活所迫。那么，现在他不需要。他老伴是小学退休教师，有足额的退休金。儿子在深圳一家外企打工，七年前出来自创公司，事业红火。女儿则在一所大学教书。他们都反对罗树森再蹬三轮，儿子和女儿定时定额寄钱回来。他们反对的理由是，既然有钱，肯定不用再蹬了。还有，他们更担忧车祸。在马路上，人力车夫无疑最危险，无论哪种车碰你一下，你就完了。
可是，罗树森坚持要蹬。他说他是为了锻炼身体。你也看见了，我比你年纪还大呢，这身板是不是比你更硬朗？你们当干部的身子骨都弱，缺少锻炼嘛。而且，他还喜欢热闹，害怕寂寞。在外面蹬车能见着好多事，跟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有意思着呢，你信不信？我信。
昨天就上了两个人，这事罗树森讲过，他这是在讲第二遍。一男一女，说是要去师河公园。一看就不是夫妻，为什么？夫妻不会那么亲热嘛。骑了一会，那男的要我下来，他换着骑。我跟在边上小跑着。那男的说，你不能上去坐。那是，我说，我不坐。你上去坐会弄脏我媳妇的衣服。你媳妇？我呵呵笑。那男的又打趣我，说我换你骑了这大一会，要少收我的钱啊。但那女的不同意，在后面说，那哪行？你骑了人家的车，用了人家的劳动工具，应该你付钱他才对啊。那男的也笑，说好像有道理。到了公园，那女的付钱，讲好的五块钱，她给了十块。你说好玩不？
罗树森笑得合不拢嘴，他是个节俭的人。虽说是蹬车不为钱，却也每天都在心里给自己订下一个定额。这还是他刚开始蹬车时养成的习惯。他不认输，也不服输，每次被人抢走了客源，他都会生好大一会气才能平复。正因为了解罗树森，他那些同行都在毫不犹豫地抢夺他的客人。他们躲在树荫和路灯下，一有机会就突如其来地插到他和客人中间。
哪怕有这么多纠纷，罗树森也比我过得好。不仅仅是身体，无论什么，我都比他惨多了。我的第二任妻子还在我坐牢时就已离开了我。对此我能有什么怨言？她比我小二十多岁，本以为已经得到了的东西，却在一夜间又被剥夺了。她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而我的结发妻子，我们早就离婚了。离婚时，我给了她一笔钱。当时，那不是一个小数目。可是我们早已形同陌路，用她的话说，我让她寒心。有几次，我无意间在街头碰到她，她老远就掉过头去，好像是生怕我会缠上她。
有谁可以依靠？儿子吗？在他身上，我花费的心血最多。我给钱他，大笔大笔地给，安排他在财政局工作。但结果呢？我出来后，却发现他居然对我有着极深的怨毒情绪。自己的儿子嘛，我有什么看不明白？他一个眼神，我就能知道是何意思？何况他还公然给我白眼？他埋怨我，为了退赔我的赃款，他甚至还贴进了不少自己的积蓄。而他的那些积蓄都是清白的，多半是他老婆为儿子（你孙子）将来念书攒下的。她现在动不动就在家里哭，闹得鸡犬不宁。
我不相信儿子说的话，不至于为了退我的赃款，就真掏空了他的家底。他拿出了很多，但不会因此就伤了元气，不会。不过，他也真是心疼！吃进去的骨头又给吐出来了，他哪会甘心？这么说，说他花光了家里的钱，实际上是不想再管我了。对，我想我知道他的潜台词。一次，他很委婉地跟我提到某些著名的案例，传说某某在出事前或出事时自杀了。儿子像是不经意地说出那些故事，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怨毒情绪是什么？他一定是在埋怨我没有勇气自杀，我不自杀实在是太自私！我看着自己儿子的眼睛，他直视着我，在那一刻，我们心意相通。他在想我这么病弱，又能活过几年？如果我死了，谁都好。他不会拿钱出来，也不会在单位里被鄙视，和公然遭人欺侮。
但是我没死，下午要开一个很重要的会，我在办公室修改讲话稿时，被双规的人带走了。目睹我被带走的人都说，我那时脸色刷白。我两边的人都在腋下夹着皮包，我走在中间，上了一辆已启动的黑色轿车。
到了冬天，罗树森要去深圳。他说，他儿子让他过去帮着管一下食堂里的事。采购菜呀，米面油什么的。儿子说我发你工资，负责比蹬三轮强多了。罗树森苦笑着，说这明摆着要我再下一次岗嘛，变着法子不让我蹬三轮。但我又不能不去，他说，儿子也是好意，反复说自己的父亲到底比外人放心些。
临走，罗树森在一小面馆请我，我们各吃了一碗香辣牛肉粉。我要付账，被他抢先付了。他说看得出来你手头也紧，比不得从前。那辆人力三轮车就在面馆门口，罗树森一有空就盯着它看。好几次他的眼里闪着泪花，看得出他对那车的感情，尽管它已很破旧。我蹬它十好几年啦，摔过修过焊过补过，猛一下要离开，真还舍不得啊。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或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都说不准啊。这车要是不被骑，不被蹬，早晚会锈掉，变成一摊废铁管，锈螺丝，和烂塑胶。
那是，我说，再好的屋子，若不住人也会坏。车呢，就得骑。
所以啊，我想把车送给你，罗树森说。他说这话脸上是讨好的神情，还有些不好意思。没事骑着玩，活动身子。去医院也能骑着，比走着快。
不要，我又不会骑。我看着那车子，它的样子很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