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就是摩探、刺激对方，使对方的内在心情表现于外。“摩”要遵循隐秘的规则，古代善于摩探的人，就像临深渊投钩钓鱼，使鱼比较容易上钩。《摩篇》说：“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圣人的成绩人人都能看到，但人们却不知道这些事情究竟是怎样谋划出来的。摩探的方法各种各样，“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有以平和进攻的，有用正义责难的，有用娱乐讨好的，有用愤怒激励的，有用名声引诱的，有用行为逼迫的，有用廉洁感化的，有用信誉说服的，有用利益诱惑的，有用谦卑套取的。平和就是镇静，正直就是直率；欢喜就是叫他高兴，发怒就是叫他激动；使用名声是为了启发他，采取行动是为了促成他；讲廉洁是为了保持高洁，讲信用是为了明白真情；讲利益是为了让他追求，讲谦卑是为了迎合对方。摩探要考虑周密，要选择关系紧密、能沟通的人进行游说，“情合者听”，游说成功在于道数与时相偶，把握规则、技巧和时机的统一。摩探之术，还要做到“摩之以其类，摩之以其欲”。用同类的想法去触摩试探，必然会得到呼应；顺着对方的欲望去触摩试探，必然会使其听从：“摩之以其类，焉有不相应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听者？”
《中经》篇也探讨了如何揣摩对方心理，然后采用不同的手段去笼络控制对方。该篇首先阐述了“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的道理，进而指出游说之士的行为方略——应顺应对方的表情举止，以取得他的欢心；通过分析对方的话语，再加以应和，达到彼此感情融洽、语言投机；解除弱小者对自己的仇恨，以减少敌对力量；窥视并抓住对方的把柄；跟善人结合，广泛地施行恩惠；联络离开自己的人，使彼此关系不断；救助处于困境和地位低下的人，使其听从使唤；反过来，这些受到救助的人，定会知恩图报。
4.谋略为上
鬼谷子认为，一个成功的策士在游说之前必须“定计”，“定计”前必须“知情”。《谋篇》开篇即说：“凡谋有道，比得其所因，以求其情。”这就是说，凡是计谋都要遵循一定的法度，先要弄清缘由，以探究其实情，根据实情，以制定上、中、下三种策略，比较三种策略，然后确定，就可以谋划出奇妙的计谋，而奇妙之计是所向无敌的，自古到今都是如此。“知情”的要旨在于掌握对方的隐情，包括诸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诸侯间的关系，民心的向背和政治家本人的心性、能力、品质、憎恶喜怒等，以便采取正确的策略。
鬼谷子认为，任何计谋的实施都必须遵循这种程序和规律，《谋篇》对于谋略程序作了说明：“故变生于事，事生谋，谋生计，计生议，议生说，说生进，进生退，退生制，因以制于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数也。”即变化是从事件中发生的，有事态，就要有谋略；要谋略，就必须计划考虑；计划考虑，就必须商讨议论；商讨议论就产生了游说的言辞；游说是为了实施计谋；发现不完善的地方，再进行修正，经过修正后再进而实施。
《谋篇》对游说中用计施谋的基本原则和常用技巧作了概括：“故外亲而内疏者”，说内；“内亲而外疏者”，说外；“故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因其说以要之，因其势以成之，因其恶以权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动之，微而证之，符而应之，拥而塞之，乱而惑之，是谓计谋”。这就是说，要随着对方的变化而应变，顺着对方的说法来结交他，顺着对方的形势来成就他，根据对方所厌恶的东西，为他出谋划策。对外表亲近而内心疏远的，要抓住内心进行游说；对内心亲近而外表疏远的，要针对其外部表现进行游说；对有疑问的要消除疑惑改变他的看法；对有见解的要给以肯定；对能说会道的要给以总结；对有势力的要帮助其成功；对有憎恶的人要加以变通；对有忧虑的要帮助排除。
在游说之时，要抓住对方的弱点予以处置：“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不诚，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惧也，贪者易诱也，是因事而裁之。”如有仁爱之心的人轻视钱财，不能以利益去诱惑，反而要晓以大义，使其拿出钱财，做仁义之事；有勇之士淡视患难，不能以患难去恐吓，应发挥其勇敢，使其守险要之地；有智慧的人精通事理方略，不能以不诚实的方式欺骗他，而要讲道理，使其立功。而愚蠢的人容易蒙蔽，懦弱者容易被吓住，贪婪的人容易被诱惑，要具体事情具体对待。
《谋篇》认为，计谋的运用，公开不如保密，秘密不如结成攻守同盟，这样就不会有破绽。同时，正统的计策不如奇谋妙策，奇谋妙策的实施可以无往不胜，“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出人意料的奇谋是变化不定的，所以游说君主一定要跟他讲奇特的谋略；向人臣游说时，必须与他谈论私情。虽然是亲近的人，但如果说有利于外人的话，就容易疏远。如果外人知道内情太多，就会产生危险，即“其身内，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谋篇》说道要顺对方之意，避对方之讳：“无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强之于人，无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人之有好也，学而顺之；人之有恶也，避而讳之。故阴道而阳取之也。”这就是说，不要把别人不情愿的事强加给他；也不要把别人无法了解的事勉强教导他。别人有什么爱好，要学习仿效，要顺从；别人有什么厌恶，要避开，为他隐讳。《谋篇》还要求隐藏自己的主张和思想，认为圣人的谋略隐蔽，不露声色；愚人的谋略公开，大肆张扬；有智慧的人成事容易，没有智慧的人成事困难。古语也说，天地的造化在于高与深，圣人的治道在于“陷”与“匿”，所以，智慧用在众人不知道的地方，用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
5.注重言辞修饰
鬼谷子认为，进行游说要注重修饰言辞，使之富于文采和感染力。《权篇》的主旨便是要根据游说对象的特点来反复衡量、修饰游说的言辞，以达到游说的目的。“权”的本义是秤锤，引申为对游说之辞要反复思量，善于变化。《权篇》说：“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应对者，利辞也；利辞也，轻论也。成义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验也。难言者，却论也；却论者，钓几也。”这就是说，游说的目的是说服对方，而说服的目的则是向对方有所资取，因此，要把握游说的要义：“饰言”，修饰言辞，对言辞加以斟酌，有所增减；“应对”，回答应对，需要流利的说辞；“成义”，需要遵循义理，使言语符合事实、经得起考验；“难言”，反驳别人的意见需要用诘难的言辞，以引诱对方说出心中隐秘的打算。如此，要善于辨别和使用各种言辞：“佞言者，谄而于忠；谀言者，博而于智；平言者，决而于勇；戚言者，权而于信；静言者，反而于胜。”所谓“谄”，是指预先揣摩对方的意愿，顺承他的欲望，以博取欢心；所谓“博”，是指堆砌辞藻，以炫耀自己；所谓“决”，是指说话时要斩钉截铁，毫不犹豫；所谓“权”，是指开口说话前要善于选择谋略；所谓“反”，就是转变到反面，改正原来的不足，堵塞错误，以图胜利。对于言辞的运用，还要避免“病”、“恐”、“忧”、“怒”、“喜”五种弊病。“病”是“感衰气而不神”，即指气势衰弱、神情恍惚而言辞缺乏神采；“恐”是“肠绝而无主”，即指内心惊恐、胆裂肠断而言辞凌乱无主；“忧”是“闭塞而不泄”，即指忧闷抑郁，脑子不清晰而言辞滞涩不畅；“怒”是“妄动而不治”，即指情绪激愤，胡乱行动而言辞不加修饰；“喜”是“宣散而无要”，即指心欢意畅，情灵摇荡而言辞分散失要。
鬼谷子认为，游说之士要认真权衡，严加选择，出言也务必谨慎小心。对没有视力的人不能显示颜色，对没有听力的人不能告诉他音乐，对思想闭塞的人不必理会。总之，说话不要触犯忌讳，更要明白“众口铄金”的道理。在言谈中，要善于扬长避短。《权篇》说：“人之情，出言则欲听，举事则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从其所长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虫之捍也，必以坚厚。螫虫之动也，必以毒螫。故禽兽知用其所长，而谈者知用其用也。”游说者做到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就能够“出言必见听”而“举事必有成功”。
“权”术的运用，还要根据不同的游说对象而选择不同的态度、方式和内容，“对症下药”。“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拙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过者言，依于锐。”跟聪明人说话，要显示渊博；跟笨拙的人说话，要清楚易懂；跟能言善辩的人说话，要简单扼要；跟有地位的人说话，要不卑不亢；跟有钱的人说话，要显得高雅廉洁；跟贫穷的人说话，要注意结合实际利益；跟地位低的人说话，要谦逊有礼；跟勇敢的人说话，要果敢决断；跟有过失的人说话，要直率尖锐。
6.决断之法
《决篇》讲决断的重要性和决断的原则、技巧。人有疑难，就要做出决断，决断是为了避免灾祸，获得有利的结果，因此决断很重要，“故夫决情定疑，万事之基，以正治乱，决成败，难为者”。决断事情与消除疑虑，是办好各种事务的关键，关系到社会治乱和事业成败，要认真对待。给王公大人谋划事情，如果事情崇高又能获得美好声誉，又能实行，就马上决断；如果不花大力气而容易成功的，就马上决断；如果事情办起来费力气又艰难辛苦，但又不能不做，只要能实行，也要马上决断；能排除祸患的事，只要能实行，就马上决断；能追求到幸福的事，只要能实行，就马上决断。
决断是解决疑难的关键，也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因而决断要“趋利避害”，善于诱导，消除疑惑和偏颇。《决篇》说：“为人凡决物，必托于疑者。善其用福，恶其有患。害至于诱也，终无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则不受也。奇之所托，若有利于善者；隐托于恶，则不受矣，致疏远。故其有使失利，其有使离害者，此事之失。”决定奇谋的根据，是对方希望获得某种利益，所以游说之时，不要从厌恶方面切入，否则必然招致疏远，造成决断事情的失误。
此外，《鬼谷子》中还具体讨论了游说之士的处世态度，认为要针对社会所出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而采取相应的手段，必要时，甚至对君主取而代之；选择君主时，一定要事先衡量情况，只要看准哪位君主办事能够成功，计谋相合，就跟他配合，为他谋划大事。但是，自己与一方配合，必然会背离另一方，因此计谋不可能对双方都忠诚：“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必有反忤。反于此，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忤合》）这种“计谋不两忠”的思想，为游说之士的“朝秦暮楚”的政治活动提供了依据。同时，要衡量自己的才能智慧，“非至圣人达奥，不能御世；不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见情，不能成名；材质不惠，不能用兵；忠实无真，不能知人”。《符言》篇讲述的是为君之道，认为作为君主要做到善守其位、保持明察、虚心纳谏、赏罚必信、多方咨询、驾驭官吏、通晓事理、洞察奸邪、把握名分九个方面。这实际上是讨论游说之士选择君主的标准。《本经阴符》七篇则着重讨论了游说之士应具备的素质及其修养。前三篇说明如何涵养精神、培养志向、充实思想。后四篇讨论如何将内在的精神运用于外，如何以内在的心神去处理外在的事物。
（三）评价及影响
《鬼谷子》一书推崇权谋策略，讲求名利与进取，因其相当程度上是讲臣下如何对付君主、无权者如何对付有权者、布衣之士如何对付各级长官的办法，教人如何窥测对方的心理，与以儒家为精神圭臬的封建正统观念大相径庭，因而历来经受讥诋者极多。西汉扬雄指责鬼谷术是诈人之术。他在《法言·渊骞》中说：“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有十余年。是夫？’曰：‘诈人也，圣人恶诸。’”唐柳宗元认为《鬼谷子》乖戾刻薄，怪谬异常，在《辨鬼谷子》中说：“《鬼谷子》后出，而险盩峭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其言益奇，而道益狭。使人狙狂失守，而易于陷坠。”明宋濂视《鬼谷子》为蛇鼠的雕虫小技，在《鬼谷子辨》中说：“大抵其书皆捭阖、钩钳、揣摩之术。……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
客观看来，《鬼谷子》一书崇尚智谋权术、变谲辞谈，立论高深幽玄，除饱含谋略机智、论辩技巧之外，还包含丰富的人生哲学、治国治军之道、修身养性等思想内容，在思想领域独树一帜，堪称一部“旷世奇书”。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高度评价纵横家，并对《鬼谷子》的《转丸》和《飞钳》作了精到的评论：“暨战国争雄，辩士云涌，纵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宋代高似孙《子略》论《鬼谷子》一书云：“《鬼谷子》书，其智谋，其数术，其变谲，其辞谈，盖出于战国诸人之表。夫一捭一阖，《易》之神也；一翕一张，老氏之几也。鬼谷之术，往往有得于捭阖张翕之外，神而明之，益至于自放溃裂而不可御。予尝观诸《阴符》矣，穷天之用，贼人之私，而阴谋诡秘，有《金匮》韬略之所不可赅者，而《鬼谷子》尽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
此外，由于《鬼谷子》一书集中讨论了修辞的定义、内容、作用、目的等问题，因而有研究者又将其视为中国修辞学著作的滥觞。更可贵的是，《鬼谷子》的文本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修辞范例，它广泛使用排比、对偶、顶真等修辞方法，铿锵有力，朗朗上口，有力促进了战国时代纵横文风的形成。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纵横学虽然走向衰落，但其慷慨陈词、纵横恣肆的文风却被继承发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骚客文人，如司马迁、扬雄、苏洵、苏轼、李白等。
《鬼谷子》立意宏深广博，不断被后世多角度解读。例如，道教成立不久，就把《鬼谷子》列为道教的经典而收入《道藏》。阴阳家不仅挪用《鬼谷子》学说，并把其中的一些方法，用于相面推命活动，后来占卜家和算命先生都把鬼谷子作为祖师爷。同时，《鬼谷子》崇尚权谋，这与《孙子兵法》等兵家思想不谋而合，且涉及大量的军事气象学、军事心理学以及布阵法等，因而也被当做一部兵书。法家、兵家等借鉴它的权谋、为君、用人等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政治理论和虚实权变的军事理论。如今，该书被广泛应用到了政治、军事、外交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等领域，并流传到世界各地。凡此种种，都彰显出《鬼谷子》一书在今日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