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即启蒙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孩子从一出生就在照着父母的样子做，跟着父母的样子学习，一直在模仿父母。所以说父母的样子就是孩子的典范，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虽然这种说法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不无道理。
父母教育子女，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讲道理，传授知识，进行说教。二是以身作则，以行示教，让孩子照着做。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言教和身教。
父母和子女的血缘关系和共同生活的情感，往往使子女依从父母，听父母所言，依照父母的行为做事。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父母的一言一行，思想意识，生活习惯都会在孩子心灵上打下深深的烙印，起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作用。古人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也注意到了这些特点。颜之推说：“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与款狎，重渍陶然，言笑举对，无心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为什么会这样呢？颜之推认为，父母和子女，既有血亲关系，父母在子女面前又有一定的权威，他们的教育作用，是其他人所难以取代的，就连老师和圣人讲的道理，有时也不如父母在孩子面前讲的话灵验。因此，父母教育孩子既要注意言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更要注意身教，以身作则，以行示教。
古代一些名人很强调“身教为贵”，把“以身示教”作为教育后代的上策。孔子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为此，史书上记载了许多以身示教的范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的“曾子杀猪”的故事就一直流传至今。话说春秋时孔子的学生曾参，为人正直，有一天，曾子的妻子要上街，孩子哭闹着要跟着去，曾妻说：“好孩子，你别哭，在家等着，妈妈回来给你杀猪炒肉吃。”孩子被哄住了。等她上街回来，曾子就要去杀猪。他的妻子一看慌了，说：“我是跟孩子说着玩的，只要他不哭就行了，你怎么当真动刀啊！”曾子说：“孩子是不能欺骗的，他还小，无论做什么事都照父母的样子做，听父母的教训。你今天说的话不算数，骗了他，就等于教他讲假话和骗人。再说，今天要是这样骗了他，以后孩子就不会相信大人的话了，再教育就困难了。”曾子说服了他的妻子，把猪杀掉了，给孩子做出了说话算话、言而有信的榜样。不过，父母对子女的“言而有信”一定要注意做到“言而有分寸”“言而有主见”，而不能在孩子面前信口开河，随意许愿。曾参的妻子因随意许愿而失了一口猪的教训，也是值得吸取的。
历史上也有因为自己坏的行为习惯而给孩子做了坏的榜样的例子。明朝嘉靖年间的大学士、宰相严嵩，就是以恶行教子的例子。相传，严嵩“以诗古文词，颇著清誉”，很有名望，可他的为人却同他读的圣贤书完全相反。《明史·严嵩传》记载说：“严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父行子效，上梁不正下梁歪。严嵩父子贪得无厌，凡是文武官员的升迁，都根据贿赂的多少来裁定，后来没收严家家产时，发现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历年收的贿赂有黄金三十万两，白银二百万两，其他珍宝财物无数。严嵩的养子赵文华、长孙严效忠等后代也都学严嵩的样子，成为一群为非作歹、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的恶棍。人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话虽然有点绝对化了，但不能说没有道理和根据。所以说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父母的坏行为能直接导致孩子的坏行为，孩子在行为上犯错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到父母坏的影响。
为人父母不能以身正己，招致杀身之祸的也有。五代时，梁主朱晃（即先前跟着黄巢起义，后叛变投唐的那个朱温）是个专横跋扈、荒淫无度的酒色之徒。他在建立后梁称帝后，本来已有不少妃子，可还趁几个儿子在外，常把儿媳妇招进宫中玩弄。他的三儿子朱友文的妻子王氏，长得美貌妖娆，他特别宠爱，成天在一起鬼混，并准备立朱友文为太子。他的另一个儿子朱友珪的妻子张氏知道这个消息后，便写信告知在外的丈夫。朱友珪和统军合谋，连夜带兵赶进京城，杀进后宫，骂他父亲是个不知廉耻的老贼，命人用刀杀之。朱友珪杀父，固然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位激化的结果，但朱晃本身“上梁不正”，恐怕也是一个因素。
正反两方面的事例都说明，父母教育子女，以身作则，用良好的思想修养、品德操行去陶冶和影响后代，把子女教育好，这是父母不可推卸的责任。
强调身教重于言教，并不等于说有了身教就可以忽视言教。言教和身教同等重要，语言协同行为的教育方式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说言教和身教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在历史上，就有因忽视言教、放松管理、致使子女不成器的例子。据《晋书·列传第十一》记载：太尉刘实，小时候家里贫穷，他很刻苦勤奋，一边劳动一边读书，成为“博古通今”的学者。当了官以后，仍然不忘本，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不为自己修建房屋、添置田产，廉洁正派，奉公守法，被称为“清身洁己，行无瑕疵”的好官。可他的儿子刘夏却生性放荡、喜欢挥霍，一次又一次地贪污受贿，受到法律的制裁，刘实也因此而两次被株连罢官。有人问刘实：“您老人家一世清白，品德高尚，到了儿子们这一代，却成为罪犯。你为什么不经常开导教诲儿子，讲讲为人的道理，使他们学好，知错就改，重新做人呢？”这话本来问得有情有理，可刘实却是另一种观点，回答说：“我的为人处事，儿子们不是看不见，他们不照着学，有什么办法，靠讲道理有什么用处呢！”看来这位刘太尉失策就在于以身教代替了言教，没有把身教和言教结合起来。
言传身教，这句成语对于教育子女来说，的确是成功的经验之谈。在教育子女时，善于把言教和身教结合起来的人，历史上也是有的。如明太祖朱元璋，他有二十六个儿子、十六个女儿，尽管到后来有成器的，也有无所作为的，但作为父亲的朱元璋，为教育子女确实是煞费苦心的。他以身示范，处处注意为儿女们做好榜样。对太子，一方面让他跟着自己实习，学习处理国事政务的本领，一方面经常以理开导。他对太子说：“从古开基创业的君主，历经艰难，通达人情，明白世故，办事就比较稳妥。守业的君主，生长于荣华富贵的环境中，平时再不学习，就容易出毛病。我之所以带着你跟大臣们见面，听取和批阅各衙门来的公文，就是为了使你学会管理国家。作为一国之主，要记住和掌握好这么几个字：一是仁，能仁才不会失于疏暴；一是明，能明才不会轻易地听信谗言；一是勤，勤勤恳恳才不会沉醉于安乐中失节误国；一是端，处事果断才不会贻误时机。”又说：“我从当皇帝以来，从没有偷过懒，总是不等天亮就起来，到半夜才休息，这是你们天天看得见的。你能照我的样子办，就可以保住天下。”
为了替子孙后代做长远打算，朱元璋还把自己治国安民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回顾总结，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九月，写成《祖训》，立为家规家法，开导子孙，诫勉后代。
对子女进行言传和身教的这种教育方法，直到今天在家庭教育中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且是教育子女的重要方式，如果把两者结合好，就有希望把孩子教育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