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刘启是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之孙，文帝刘恒之子。刘启在父亲为代王时生于代国，母亲为窦姬。在代王刘恒入京做皇帝前后，代王王后及其所生四子相继病死，刘启成为文帝长子。公元前179年文帝立刘启为太子、其母窦姬为皇后。公元前157年汉文帝病逝，32岁的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
汉景帝即位后，继续奉行文帝的治国方针，保持安定局面，发展生产，休养生息。在经济上，汉景时期实行强本节用、轻徭薄赋的政策，用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解决国家财力不足问题。尤其是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当时一项紧迫的任务。农业在汉代的经济结构中，占着主导的地位，是汉王朝的主要财政来源。汉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虽然社会经济有所恢复，但是农民贫困的状况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汉景帝时期，谋臣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曾经描述了一般自耕农的生活状况。当时，一个五口之家的自耕农，耕地不过百亩，收粟不过百石。这是两个约数，有的自耕农，恐怕还不及此数。则五口之家每年用粮共九十石，余下十石交纳田租、口赋、算赋、献钱、更赋，就远远不够了。再加水旱之灾，官家额外摊派，以及高利贷剥削，自耕农只能在贫困中挣扎，或者变卖田宅以偿还债务，甚至四处流亡。自耕农的破产流亡，带来两个直接后果，即土地兼并始终不断以及国家控制的编户之民日益减少。汉代的土地兼并，从汉初以来未曾间断，不仅商人肆意兼并土地，官僚势力也巧取豪夺。除了商人及官僚势力之外，诸侯王亦肆意兼并土地。随着自耕农的不断破产，编户之民日益减少，国家赋役来源锐减，势必造成财政匮乏。封建国家财力不足，汉廷的内外政策受到影响。当时对南越王采取怀柔政策，对匈奴实行和亲，除了安民、避免兵害的因素外，也与汉廷财力不足密切相关。
农民的贫困和破产，自然是编户之民减少的主要原因。而当时背本趋末的现象严重，也是农业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
对此贾谊上疏进谏，提出“不重农抑商国家将会无法统治”。他认为，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涉及封建国家的兴衰。如果有充足的粮食，不仅可以对付天灾与边患，还可以使天下富足安宁。因此，他主张将从事商业的游食之民，转向从事农业生产。后来，晁错也上疏言农事，强调使民以农为本，打击商贸兼并土地，以解决守边士卒的粮饷，缓和农民与地主的矛盾。
他提出当今之务在于使民务农，使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
汉景帝即位后不久，了解到了各地农牧资源不平衡，有的郡县缺乏农牧条件，有的郡县却地广人稀，利于农牧。当时政府不许人民迁徙，景帝就宣布允许人民迁徙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去发展生产。为了重农抑商，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鼓励他们辛勤劳作，文景时期特别注意减轻赋税，多次颁布减免租税的诏令。文帝十二年下诏免收全部土地税，景帝元年下诏免减田租之半。汉代田租常制是“什伍税一”，即交纳收成的十五分之一；景帝改为“三十税一”，即交纳三十分之一。此后终西汉之世，基本沿袭未改。算赋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汉朝初年几次诏令减省租赋，除了因为农业与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之外，也包含着抚恤小农之意。实际上，这是用降低田租税率来刺激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使自耕农得以维持起码的生产条件，起到稳定自耕农在籍的作用，以保证汉廷赋税来源。其实，田租税率虽然降低了，但是只要收获量增加，封建国家的田租收入同样可以增加。
同时为了进一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汉廷又提出入粟拜爵或免罪。规定入粟六百石拜爵上造，即第二等爵；四千石为五大夫，即第九等爵，一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即第十八等爵；凡入粟朝廷，有罪可以赎免。对于汉廷来说，通过卖爵即可积贮大量粮食，对于农民来说，因入粟而获得高爵或免罪，也是一种获利的方式。汉景帝一直重视农业生产，直到晚年，还不断地强调农桑之本的重要。
为了与民休息和发展生产，景帝颇慎使用民力。他在位期间，除为自己修建了一座规模不大的阳陵外，基本上没有兴建其他土木工程。
公元前158年四月，汉文帝下令“弛山泽之禁”，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一时出现商货流通、市场繁荣的景象。可见文景时期的休养生息政策，既强调以农为本，奖励发展农业生产，又活跃流通领域，以发展和繁荣社会经济。但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贫富悬殊的分化。一方面，由于封建国家、地方豪强、商人及高利贷的剥削，农民日益贫困而不断破产，从而转化为势家豪富的佃农和雇农，或者变为富商大贾的奴仆。另一方面，社会财富日益集中于官僚世家、地主豪强及商贾手中。这种社会现象，在文帝初期已经存在，到景帝时就更加严重了。表明地方豪强已作为一种社会势力崛起，这是文景期间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所以，文景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既为后来汉武帝实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为西汉中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减轻刑罚也是汉景帝比较重视的一项安民措施。文帝曾减轻刑罚，废除了历代相传的肉刑，把肉刑改为笞刑，如当割鼻者改为笞打三百，当断左趾者改为笞打五百，景帝看到笞刑多把犯人打成残废甚至打死，所以一即位就开始继续减轻刑罚。笞刑经景帝几番更改，这才避免了犯人死于刑下。景帝还数次大赦天下，为了避免枉屈无辜，景帝三令五申，强调决狱务必先宽，即使不当，也不为过，并提醒官员不可“以苛为察，以刻为明”，要求判案时尽管依据律文治罪，但若罪犯不服，必须重新评议，一切都要体现宽厚仁慈。
汉景帝时期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继续改革法律。汉初从刘邦到惠帝、吕后，虽说对秦朝残酷的法律进行了—些改革，但仍较严酷。文帝元年，废除一人犯法、家属连坐、罚为官奴的法令。文帝二年，废除“诽谤妖言罪”。文帝十三年，下令废除肉刑，而代之以笞刑。然而笞刑过重，容易使罪人当场死亡。汉景帝也说，笞刑与死刑无区别，即使侥幸不死，也不能正常地起居生活。
于是到景帝元年，下令减轻笞刑，例如，原笞五百的改为三百。景帝六年又一次下令减轻笞刑，减三百为二百，减二百为一百。同时还规定了竹板的大小尺寸，只准打臀部。一名罪犯只能由一个人行刑、中间不得更换人，这样受笞刑的人才能保住性命。汉景帝统治时期的许多官员能够执法宽厚，断狱从轻，于是狱事比较清明，刑罚比较简省，这同秦朝统治下的凄惨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思想领域，景帝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学术上则对诸子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允许各家争鸣。王生是黄老道学大师，常被召居宫内，成为景帝的座上客。景帝在崇尚黄老道学的同时，也很注重儒家的教化作用。当时为儒家设立了不少博士官，《诗》《书》《春秋》
等均立博士，景帝起用《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和胡毋生为博士，这种活跃局面大大推动了儒家的教化和影响。外交上，汉景帝继续采取汉初以来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公元前156年派御史大夫陶青到代郡边塞与匈奴商谈和亲之事。次年秋天，又与匈奴举行和谈。公元前152年，汉朝遣送公主嫁与匈奴单于。尽管汉匈和亲，但匈奴一方还是时常小规模地入侵汉境。
对于匈奴的入侵掠夺，景帝从维护汉匈和好的大局出发，从未进行出兵反击，最多只是增调部分骑步兵屯守防御。为了维护汉匈和睦关系，景帝还在汉匈边界设置关市，互通有无，大大促进和便利了汉匈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这种宽厚的对匈政策，保证了汉朝社会的安定局面，对人民的休养生息起了很大作用。
汉景帝所以能创下“文景之治”的政绩，除了推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司法、外交政策以外，和他的知人善任、是非分明同样有很大关系。对于一位君主来说，能够识才择贤，固然不易，而能够不以好恶定是非，就更不容易了。
郅都是执法不避权贵的严酷官吏。
济南有一豪强氏族，历任郡守无人敢制，景帝拜郅都为济南太守，郅都诛杀该族首恶，一年之后，济南郡成了道不拾遗的清明地界。后来景帝又任郅都为雁门太守，匈奴畏惧郅都，引兵远避，不敢靠近雁门。宁成也是执法不避权贵的严酷官吏。长安居住着许多宗室权贵，胡作非为，京官无人敢管，景帝调宁成为中尉，一举镇住了犯法的宗室权贵。程不识敢于直谏，景帝任他为评议朝政的太中大夫。周仁守口如瓶，景帝任命他为郎中令，作为贴身近臣。汉景帝用人，均力图做到择贤而任，用其所长。
外戚是汉室从高祖时起就很敏感的问题。景帝对此颇能分清彼此，不以偏概全，既不让外戚专权，又能任用确有才能的外戚以适当的官职。窦婴是外戚，吴楚之乱时，景帝考察宗室诸窦，没人超过窦婴，就拜他为大将军，监督各军，窦婴不辱使命。后来窦太后几次让景帝拜窦婴为丞相，景帝没有听取，窦太后颇有埋怨情绪，汉景帝却说：“难道您老人家以为我舍不得把丞相这个职位给他吗？他这个人沾沾自喜，行为轻薄，丞相要老成持重，他难以胜任。”
不仅对臣子如此，汉景帝对同胞姐弟以及宫中的嫔妃们也充满了仁爱之心，多能体谅、庇护，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冲突。同时，他又是非分明，原则性的问题坚持不放，决不姑息迁就。其中最显著的例子要算对待弟弟的继位和皇后的设立问题，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共生二男一女，景帝刘启为长子，弟弟刘武封为梁王，姐姐刘嫖称长公主，嫁给了陈午。景帝同母兄弟仅有刘武，所以自幼与刘武情同手足，形影不离。刘武封王后，连年入朝，常被挽留京师。一次，景帝设家宴招待梁王刘武，当时朝中还未立太子，景帝喝得高兴，对梁王说：“等我百岁之后，把帝位传予梁王。”当时梁王和宠爱小儿子的窦太后听了，并未认真。后来梁王因平定吴楚七国叛乱有功，再加上窦太后的宠爱，便不可一世起来。他建了一处方圆三百多里的东苑，并把国都扩建成为周长七十里的大城，在城内大兴土木，营建宫室复道，出门打着天子旌旗，队伍千乘万骑，简直就与皇帝一样。又多作兵弩弓箭，招揽四方豪杰，羊胜、公孙诡等谋士纷纷投奔梁王。经过这段时间，窦太后和刘武对“传位梁王”的话认真起来，打算让景帝确立刘武为帝位继承人。袁盎和大臣们听到这种风声后，就对景帝揭示这个问题的利害关系，使景帝坚定了帝位必须传子的主张。梁王知道后，不敢再向窦太后说什么，就急忙辞京回国了。梁王回国后，朝中立了太子。不久，梁王病逝。景帝痛惜骨肉之亲，也为了安慰母亲，把梁王的五个儿子都封为王，五个女儿也都封了一处采邑。
汉初推行的黄老无为政策促进了农耕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汉王朝的国力也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充实。从汉初经历文景时代至汉武帝即位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没有严重的政治动乱，又没有严重的水旱灾荒，于是民间家给户足，城乡的大小粮仓也都得以充满，而朝廷的财政也是大有盈余。国家粮仓太仓的存粮年年堆积，以至于满溢而堆积于露天，导致腐败不可食用。民间大小民户都风行养马，阡陌之间驰游成群。人们竞相逞示富饶，骑乘母马的人甚至不能参与乡间聚会。农耕的发展，使得粮价普遍降低。
汉文帝时，谷价至一石数十钱。文景时代推行的政治方针，使国家安定，经济富实，但是匈奴贵族因为未曾遭到有力的反击，对汉地的侵扰愈益频繁。因为中央政府政策的宽容，一些诸侯王也有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倾向，公元前154年终于爆发了史称“吴楚七国之乱”的联合叛乱。西汉王朝凭借文景以来所创造的稳固的政治基底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迅速平定了叛乱。吴楚叛乱发生于正月，三月即告终结。文景时代的社会进步，是和推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分不开的。它维护社会安定，与民休息，使当时经济稳定地向前发展。这段时期在历史上合称为“文景之治”，是西汉王朝的升平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