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对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实行赐米制度，不过当时只有大夫及大夫爵位以上的90岁老人才享受赐米，而低级爵位乃至无爵位者需要更高的年龄才行。汉文帝时，对赐米制度的对象、年龄和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改革，8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享受赐米一石、肉二十斤和酒五斗的待遇；而90岁以上的老人在享受赐米一石的基础上，还增赐帛二匹、絮三斤；同时取消了对高龄老人爵位的限制，命令全国各县官吏对天下80岁以上的平民一律赐米。汉武帝时曾颁布诏令，继续执行赐米制度。东汉时，享受赐米者的年龄被进一步降低，70岁的老人就被赐米了。
3.免老制度
免老制度即“徭役免老制度”，即对达到年龄标准的老人免除徭役。免老制度在秦朝就曾经出现，当时有爵位的免老者的年龄是56岁，无爵位的免老者的年龄是60岁。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免老制度，免老年龄也是56岁。与赐杖制度一样，汉朝在实行免老制度的过程中，逐步取消了对爵位的要求，扩大到适龄的普通平民，反映了汉朝免老制度的民主性和进步性。
4.睆老制度
汉初，养老制度规定年龄较高但尚未达到免老者年龄的老人称为睆老。睆老也享有一定的优待政策：一是半服徭役，二是睆老者之子可免于参加运粮的差事。
汉朝“赐杖”、“赐米”、“免老”和“睆老”等四项政策反映出汉朝敬老养老的社会风气，而且推动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具有开创精神的。这一养老制度对我国封建社会敬老养老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影响，被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借鉴或沿用。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汉朝敬老养老的赋税政策打上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烙印。开始时，敬老养老制度中存在着爵位等级的限制，高爵位的老人在赋税方面享有优先权。
汉朝皇帝能够面对社会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顺应历史潮流，注重利用赋税政策开创和发展敬老养老事业，逐渐取消了爵位等级对养老年龄的影响，越来越面向广大的平民阶层，并逐渐降低养老对象的年龄，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性。
刘恒是汉高祖的第三子，是薄太后生的，于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即位，史称汉文帝。汉文帝以仁孝名闻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认真服侍；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他在位二十四年，能够重德兴礼，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使西汉社会渐趋稳定，人丁兴旺，国家富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因此，他与其子汉景帝的统治被后世史家誉为“文景之治”。
清王朝定鼎北京后，学习汉制，注重文教，对敬老尊贤极为重视。
康熙皇帝60岁那年，曾遍邀全国高寿老人在乾清宫开“千叟宴”，与宴者一千九百余人。
到了乾隆朝，乾隆皇帝下令，凡民间有百岁以上的老人，可让本省总督和巡抚代为上报，提请恩赏。朝廷接到地方上报之后，立即赐给这些百岁老人匾额，男性赐“升平人瑞”字样，女性赐“贞寿之门”字样，同时还拨一笔专款为百岁老人建牌坊。
乾隆在位的六十年间，全国共出现过三对百岁夫妻和两对百岁兄弟。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广东南海县百姓杨能启年龄100岁，其妻子101岁；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安徽太湖县百姓朱宪章与妻子刘氏都是100岁；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安徽亳州百姓陈洪如年龄106岁，其妻子王氏101岁。对这三对夫妻，除了赏赐财物外，乾隆皇帝还亲自为他们作了诗。此外，山东章丘县百姓王欣然年龄103岁，其弟王瑞然100岁；山东清平县张玫和弟弟张珩均年逾百岁。在乾隆皇帝的关心下，他们都获得了朝廷颁赐的匾额，并筑了牌坊。
为了庆贺即位五十年，乾隆皇帝效仿祖父康熙皇帝，邀请三千九百多位高寿老人到乾清宫参加“千叟宴”，每位老人获赐一根鸠头手杖。我国古代传说鸠不会被食物噎着，因此鸠头手杖象征老人不会噎着。乾隆将鸠杖赐给年高之人，表示他对老人的关心和爱护。
乾隆六十年（17 9 5年），85岁的乾隆皇帝禅位于儿子嘉庆皇帝，成了太上皇。禅位之后，乾隆皇帝又邀请全国60岁以上的高寿老人五千九百余人在皇极殿参加“千叟宴”，到场的百岁寿星多达十余人。
敬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但皇帝敬老，士农工商也都敬老。九九重阳凝聚了中华民族“老吾老”的浓浓深情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民族风范。在中国，敬老蔚然成风，下面的故事都是父母在重阳节登高时常常讲给子女听的。
子路是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见义勇为，十分孝敬父母。子路早年家中贫穷，他自己常常采野菜充饥，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父母死后，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国去，随从的车马有百乘之多，所积的粮食有万石之多。坐在厚厚的锦褥上，吃着丰盛的美食。面对此景，他怀念双亲，常常慨叹道：“即使我想吃野菜，为父母去负米，哪里再能如愿呢？父母现在若是还活着，那该多好啊！”孔子赞扬子路说：“子路孝敬父母，可以说是生时尽力，死后思念不已了！”
闵子骞也是孔子的弟子，以孝闻名，品德与颜渊并称。他牢记孔子的教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孔子曾赞扬他说：“孝哉，闵子骞！”他生身母亲去世后，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继母经常虐待他，冬天，两个弟弟穿着用棉花絮的冬衣，却给他穿用芦花絮的冬衣。一天，父亲出门，他牵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在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打着打着，衣服里絮的芦花从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父亲这才知道闵子骞受到继母的虐待。父亲回家后要休了后妻，闵子骞跪求父亲饶恕继母，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父亲听了十分感动，就依了他。继母听说后，十分悔恨，从此对闵子骞如亲生儿子一般。
蔡顺是汉朝汝南（在今河南）人，少年丧父，侍母极孝。当时正值王莽篡汉，天下大乱，又遇饥荒，柴米昂贵，母子二人只得靠蔡顺一人拾桑葚充饥。一天，蔡顺正在拾桑葚，恰遇一支赤眉军路过，见蔡顺把红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开装在两个篓子里，不禁问道：“为什么把红桑葚和黑桑葚分开装在两个篓子里？”蔡顺回答说：“黑桑葚供老母食用，红桑葚留给自己吃。” 原来，黑桑葚要比红桑葚好吃多了。赤眉军见他如此孝敬老人，顿生怜悯之心，立即送给他三斗白米，一头牛，以示敬意。
江革是东汉时临淄人，少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战乱中，江革背着母亲逃难，几次遇到强盗，强盗想杀死他，江革哭诉道：“老母年迈，无人奉养，不要杀我！”强盗见他孝顺，不忍杀他。后来，他迁居江苏下邳，做佣工供养母亲。因为贫穷，他自己赤着双脚，却让母亲吃好的穿好的。汉明帝时，江革被推举为孝廉。汉章帝时，江革被推举为贤良方正，出任五官中郎将。
陆绩，三国时期吴国吴县华亭（在今上海市松江县）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6岁时，陆绩随父亲陆康到九江（在今江西省）谒见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他们，陆绩往怀里藏了两个橘子。临别时，怀里的橘子滚落到地上，袁术嘲笑道：“陆郎来我家做客，走的时候还要怀藏主人的橘子吗？”陆绩回答说：“母亲喜欢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给母亲尝尝。”袁术见他小小年纪就懂得孝敬母亲，十分惊奇，立即让他带上一些橘子。陆绩成年后，博学多能，通晓天文、历算，曾作《浑天图》，注释《易经》，还撰写了《太玄经注》。
吴猛是晋朝濮阳人，8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家里贫穷，没有蚊帐，蚊虫叮咬使父亲不能安睡。每到夏夜，吴猛总是赤身坐在父亲床前，任蚊虫叮咬而不驱赶，免得蚊虫离开自己而去叮咬父亲。
晋朝人杨香14岁时，一天随父亲到田间割稻子，忽然跑来一只猛虎，把父亲扑倒，叼起来就走。杨香手无寸铁，为救父亲，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急忙飞步跳上虎背，用尽全身气力，两臂一环扼住猛虎的咽喉。不久，猛虎被扼得喘不过气来，只得放下父亲跑掉了。
宋朝朱寿昌7岁时，生母刘氏被嫉妒成性的嫡母（父亲的正妻）逼走，不得不改嫁他人，五十年间母子音信不通。宋神宗时，朱寿昌到朝中做官，利用广泛的人际关系在全国各地寻找生母。得到线索后，他立即弃官到陕西寻找生母，发誓不见母亲决不回家。最后，他终于在陕州找到了生母和两个弟弟，母子团聚，一起返回故乡。这时，他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
黄庭坚是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他孝敬老人，没有一天忘记儿子应尽的职责。他虽做了高官，仍然每天亲自为母亲刷洗便桶。
我国重阳节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在民俗观念中，九九与“久久”谐音，包含有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寓意。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一些地方把农历九月初九定为老人节，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1989年，我国政府把每年的农历九月九日定为敬老节。这样，传统与现代巧妙地结合起来，重阳节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老年人的节日。届时，国家各机关、团体、街道都热情周到地组织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老人登高，让老人沐浴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不少家庭的晚辈也都扶老携幼到郊外活动，并为老人准备一些可口的美食。
这是我国古代敬老传统的延续，是继承传统、发扬传统的杰作。
2005年12月1日，河南省上蔡县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重阳文化之乡”。我们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重阳文化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当前，在全世界一百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六十多个国家进入老年社会。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退休人口数量增加、人类寿命延长已加重了劳动人口与整个社会的负担。人口老龄化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和许多国家，如中国、日本、瑞典、法国等国都组建了一些较为完善的老龄科研组织和机构，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加强对老龄问题的综合研究。1992年，第47届联大通过《世界老龄问题宣言》，并决定将1999年定为“国际老人年”。1997年9月8日，第52届联大又确定1999年国际老人年从1998年10月1日开始。从此，10月1日被定为“国际老人节”。
此外，许多国家还有本国的老人节，有的和本国传统节日相结合，显得更有意义。加拿大的老人节称“笑节”，定在每年的6月21日；美国的老人节称“祖父祖母节”，定在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一向有敬老习俗的日本老人最多，他们的老人节也称“敬老日”，定在每年的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