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回顾个人的贡献时，我发现一条一贯的脉络：喜欢与时代主流背道而驰，挑战当时所谓的正统。
我突然接到来自哈佛的邀请。当时，哈佛的经济学系是首屈一指的，如果以排名来看，第一是哈佛，然后是从缺、从缺、从缺，然后才排得上哥伦比亚及芝加哥大学。因此，哈佛的邀请，是我绝对无法忽视的，我也在带好奇的心情下去了那里。我在哈佛的那天真是特殊，碰到的第一件，就是受到系主任的接见，当时我还不晓得他素以冷淡对待外国学者而出名。他是受到学校教务单位的指令，要请我前来哈佛任教，他依令行事，但在面谈时却说：“听着，莫迪利亚尼，我们有像杜森贝利、亚历山大(Alexander)、古德温(Richard Goodwin)等等的教授—你永远不可能赶得上他们。所以，假如你够聪明的话，就不会接受这项职务。你为什么不回新社会研究学院去，在那口小池塘当条大鱼。你可别想来这个池塘当大鱼。”当时我对是否接受哈佛的教职仍在犹豫，因为哈佛给我的薪金还比原来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于是说：“也好，我想你的观点不错不来了”和系主任面谈之后我和好几位哈佛的教授会面我也和熊彼特及哈伯勒共进午餐，他们问我：“面谈进行得如何？”我就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他们他们的回答是：“噢，你这个笨蛋，你不用管伯班克(Bur-bak)教授怎么说你应该接受这项职位”不过，当时我已下定决心，如果是由那样的人来领导经济系的话，我根本就不想来哈佛所以，我又回到新社会研究学院。
在接下来的一年内，我获得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研究奖学金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奖学金额度也相当高，好像一年有3000美元左右
在当时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金额，足够养活我的一家人因此，我就接受了这项奖学金，申请留职停薪，前往芝加哥恰好就在同一时间，伊利诺斯大学商学院院长波温(HowardBowen)找我加人该校一项名为“预期与景气波动”的专题研究此一专案的薪水极佳，而该校也是各方人才荟萃的名校，于是我就接受了伊利诺斯的邀请当初回绝哈佛的教职，还真可以说是塞翁失马比起同时进哈佛的人来说，我在伊利诺斯的发展及领的薪水，都远远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我借着这次机会接触了美国中西部，这对像我这样出生在欧洲的人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经验。
这项“预期与景气波动”专题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释预期在企业规划上的角色，借此来验证：预期是否可独立视为导致经济体系不稳定的来源？在这项专案计划进行的过程中，我学到了一些基本的观念与想法，对我日后在经济学上的贡献，的确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70年代末期，股票市场非常低迷，我写了一篇论文，以通货膨胀所产生的非理性行为来解释低迷的市场。我认为，大众并不了解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的差别，所以在计算利润时，利率的部分须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而作调整。因此我曾说，假如股票市场能理性地评价，那么指数应当是实际数字的两倍。当时的股价指数大约是800点，我预测假如通货膨胀缓和下来，股票市场将上涨一倍。后来通货膨胀缓和至百分之二三的水准，而股价指数也的确上涨了一倍。问题是后来的指数上升了三倍。事实上，我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股价于1929年达到顶点的经验，才做出上述的预测。我特别指出，在股价回归到正常的过程中，必然产生许多资木利得，这些资木利得常被误解为可继续保有的额外利润。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股价就会节节高升到超出基木面所认定的合理水平。我相信，目前的股市也正是处于这种涨过头的状况。如果我们考虑利润的变动和利率的变动，就会发现股票市场真的已经超出理性评价的范围。由于市场可能继续非理性地变动，股价仍可能继续攀升；但是，到了某一点以后，泡沫就注定要破灭了。(就在这以后的几个月，也就是1987年10月，美国真的崩盘了。)
在我回顾个人的贡献时，我发现一条一贯的脉络：喜欢与时代主流背道而驰，挑战当时所谓的正统。这些正统说古典学派已经过时，说富人的所得中用来储蓄的比例比穷人来得高，或是说绩优的有价证券利率比股权报酬率低，因此负债融通的成木比较低。
我期待未来能继续扮演挑战正统的角色，但是我不愿对未来的方向作过多的思考。我只愿意顺其自然，一遇到有趣的事情，能随时准备妥当而投人其中。
“向哈佛说不”，体现的是一种挑战正统的勇气，一种坚持己见的自信，一种不盲从的智慧。
这是一个优秀的学者或科学家应具备的可贵品质。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往往会有各种干扰的声音，一个没有自己治学原则的人是难以走到最后的。
真理总是诞生在一百个问号之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学者既要善于大胆假设和猜测，又要善于向实践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