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为李氏家族打下江山后，开始露出真面目：沉迷酒色，安于享乐。李渊虽然改革了府兵制，防止了外贼的篡位夺权，但他虽为开国之君，却无实际兵权，在处理争夺皇位的问题时又拖泥带水，不够公允，只得自食其果，无奈之中当了太上皇。
随着各地的统一，高祖李渊的思想松懈了下来，他开始逐渐沉迷于酒色，安于享乐，对政治事务不再像以前那么关心了，朝政日趋废弛，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直接导致了皇储问题的产生。
李渊共有二十二个儿子，窦皇后生有四子，即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李元霸。武德元年（618年），根据立长不立幼的传统，长子李建成被册立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李世民参与了晋阳起事的策划，起事之后，在讨平群雄的战争中，他又屡建战功，但李世民不是嫡长子，按照规定，不能成为皇太子。
李建成作为储君的主要职责是帮助高祖李渊处理日常政务，而领军作战、平定各地割据势力的任务基本上都由秦王李世民承担，这在客观上为其建立显赫的战功创造了条件，形成了“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的局面。李世民能征惯战，智勇兼备，成为唐军的重要领导人，他在秦王府中设置官属，开置文学馆，招揽四方文学之士。这些人都是李世民的谋臣策士，李世民每与学士们谈至深夜。此外，李世民南征北讨，网罗了不少勇将猛士，如初唐名将李世勋、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等。拥有众多的谋士与勇将，秦王李世民与他的属下形成了当时政治上一个强有力的集团，直接威胁到了太子李建成的地位。在专制政体之下，政治权力是具有排他性的，太子李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确保未来皇位的继承权，必然要起而与秦王李世民抗衡，希望能削弱李世民的势力。
李建成具有太子的合法身份，因此得到了一大批皇亲国戚的支持。他长期留守关中，在京城长安有着坚实的基础，连宫廷禁卫军也在他的控制之下。高祖李渊也处处袒护他，接二连三地委托他以军国大事，是想在大臣和诸子中树立他的威望，为将来继承帝位打下基础。可李建成在体察民情军心上总是有负高祖李渊厚望。
为了让李建成熟悉军国大事，李渊每天临朝，都让他坐在自己附近，参加各种问题的讨论。遇到不太重要的问题，就由李建成全权处理。又命礼部尚书李纲、民部尚书郑善果为太子太保，帮助李建成出谋划策，决断各种问题。二人尽心竭力辅助太子李建成，但李建成却不习诗文，不理政务，整日无节制地饮酒，和宫人嬉闹淫乱，把两个尚书的规劝全当成了耳旁风，无奈之下，二尚书先后托病辞职离去。
武德后期，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争愈演愈烈，而李渊却认为太子、秦王各谋其位，可以相安无事，但事实与他所想像的正好相反。武德九年（626年）秦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事变，使高祖李渊的帝王生涯提早结束了。
这年夏天，突厥进犯唐朝边境，李建成向李渊推荐齐王李元吉为出征元帅，想借机把秦王府里的大将与精兵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再达到除掉秦王李世民的目的。不料这一密谋被李世民得知。李世民先发制人，向李渊密告太子、齐王淫乱后宫，李渊信以为真，决定诘问二人。次日，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下伏兵，当太子、齐王途经玄武门时，将二人杀死。随后，李世民派心腹尉迟敬德披带盔甲入宫向高祖李渊报告。此时李渊正和裴寂、萧瑀坐在小船上，荡漾在南海池中，他见尉迟敬德全身武装站立在池边，十分惊讶。尉迟敬德说：“太子和齐王谋反，秦王已将二人处死，特派臣前来保驾。”高祖李渊听后吓得目瞪口呆。萧瑀赶忙劝李渊把国事托付于秦王李世民，李渊无奈，被迫下诏，写下“手敕”，命令所有军队皆受秦王管制，制止了东宫和齐王府军队的骚乱。
其实，高祖对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斗争早有察觉，但始终没有插手解决，这里面不难说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李渊由关陇军事贵族起家，具有强烈的宗法观念。建立李唐王朝之后，他大封宗室，让儿子、叔侄诸王掌握重权，以维护和巩固李氏家族的统治地位。李世民军功卓著，李渊论功行赏，他的地位之高不言而喻。秦王集团与太子集团产生矛盾，高祖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首先维护了太子集团的利益。他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秦王的地位和势力加以控制。诸如在关东未平定的情况下命李世民班师回朝；又在后宫妃嫔的挑唆下训斥李世民，表示出对他的不满；曾命李世民的谋士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离开秦王府，把李世民手下的一些武将纷纷调离等。但李渊在限制秦王的同时，又不得不依赖秦王。李世民在巩固初建的李家政权中，称得上是一大顶梁柱。加上突厥屡屡进犯边境，秦王当然要统兵抵挡突厥的侵扰。秦王与太子集团双方各自有强大的势力，朝中大臣们也分附一方。高祖李渊自己并没有直接掌管兵权，所以无论消除哪一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出于种种原因，李渊对两股势力的明争暗斗缺少明显的表态，遇事时各打五十大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在偏袒太子李建成的同时，又以不伤害秦王李世民为恰到好处，企图在维护太子地位的同时抑制秦王的势力。在这种心理状态支配下，高祖在对待儿子们的事情上显得拖延而终酿大祸。可以说，李渊在处理儿子们的关系上拖泥带水、不够公允的态度才是导致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当秦王除掉太子、齐王，局势已明朗之时，他也无力改变秦王李世民的储君地位了。玄武门喋血之变，并没有引起朝中大乱，朝廷中大多数官员均表示拥立秦王为太子，这也就维护了李唐皇室的根本利益，所以高祖李渊也就顺水推舟，让出帝位，于武德九年六月一日下诏立李世民为太子。此时，全国局势基本上已被李世民控制，李渊表示愿早些退位。八月，李世民正式即皇位。
从此，61岁的李渊被尊为太上皇，徙居太安宫，过着修身养性的生活。太上皇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他的父亲庄襄王追尊的称号，所谓太上就是比皇帝还要尊贵的意思。李渊以开国之君做了太上皇，历史上恐怕仅此一人。李渊也是李唐王朝的第一任太上皇，他与太宗相安无事地度过了9年的太上皇生涯。在他的后世子孙中，还有不少人年纪轻轻即做了太上皇。李渊做太上皇，尽管有不得已的因素，但是他能够在面临突发事变时认清形势，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避免了在中央中枢政治当中引起更大的政治危机，也不失为一种万全之策与明智之举。
李渊当了太上皇后，自知大权已被李世民掌控，自己心灰意懒，也就不再干预政事。在太安宫生活期间，李渊除了参加太宗举行的一些酒会外，几乎不曾离开过这里。太宗经常到九成宫（即隋朝的仁寿宫，位于今陕西麟游）避暑，李渊也不愿意随行。李世民对李渊的享乐需要尽量满足，并准备在长安城东北修建大明宫，作为李渊的养老享乐之所。李渊明白李世民的用意，所以也乐于过太上皇生活。李渊的这种做法，既减少了宫廷斗争，又为太宗施展才华创造了环境。
李渊临终前，要求后事“务从俭约”。李渊死后，群臣为他上谥号“大武皇帝”，庙号“高祖”。贞观九年十月，安葬于献陵（今陕西三原县内），其妻窦氏也加号太穆皇后祔葬。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封建社会大唐王朝李氏家族中最耀眼、最显赫的人物，是李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一直被后世称为“明君”、“英主”。李唐王朝建国之初，李世民跟随父亲李渊征战南北，不仅推翻了隋朝的统治，还剿灭了各地藩镇割据，并打击了农民起义军，最终取得了全国的统一。李世民在位时期勤于政务、广泛纳谏，得到了朝臣与百姓的拥戴。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施政纲领，使唐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了迅猛发展，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